我是1924年生,在北京一个大的四合院里关起门来长大的。我的祖父比较保守,他说:“女孩子就是不能让她到外面的学校去读书,一到外面读书,女孩子就学坏了。”可是女孩子也要读书,读什么呢?读《女诫》,学三从四德,因此对女子的教育是“新知识、旧道德”。我的祖父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到欧洲、美洲,在中国各地到处乱跑。家里人也都没有预想到,我会过这样一种生活。但不管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保留的还是新知识与旧道德。
我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讲我自己的诗词,我说那是“镜中人影”。为什么叫“镜中人影”?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我教书七十多年来最难讲的一个题目,之前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教书虽久,但我向来讲授的是古人的诗词。古人死无对证,就由着我“信口雌黄”,我可以随便发挥。现在有朋友提出来:“你现在九十多岁,我们只听到你讲古人的诗词,你什么时候也讲一讲自己的诗词吧。”
其实自己的诗词是佛曰“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现在西方有很多现代的理论,例如诠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等。当我讲古人的诗词,我就通过语言符号给它种种的诠释。在诠释中,就有我作为读者的接受,我有很多诠释的自由。现在讲自己的诗有几点难处:
第一,我实在觉得我自己的诗也没有什么好,自己觉得不好的诗,还要给人家讲,这是第一个困难。古人的诗,我可以选择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诗歌,我觉得哪个好就讲哪个。现在讲我自己,我就觉得小时候写的诗非常幼稚,这有什么好讲的。
第二,我自己诗中的original meaning(最原始的意义),诗说的是什么,作者是最权威的。作者一说出来,那所有诠释的、接受的可能都不存在了。怎么能说这是我的original meaning,我不能这样说,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
第三,我讲自己的诗,我是说它好,还是说它坏?我从来没有讲过自己的诗词,但是我已经九十多岁了,也应该做一个回顾了。一定要让我讲的话,我就把距离推远一点,这不见得真的是我,一方面,“镜中人影”就是镜子里面的一个影子,好像是我,又好像不是我;另一方面,时间早已超过半个世纪,真是有历史的距离。我现在就作为第三者,作为七十八年后的一个读者,来看我十几岁时所写的幼稚诗篇。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在现实之中确实有诠释的距离,因此是镜中的人影。
一个朋友来做一个访谈,我忽然间觉悟:诗是“有诸中,形于外”,“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因此,诗常常是不知不觉的,是你自己的本质、潜意识的一种流露。我小时候,老家的四合院能看到的景物就是:窗前的秋竹、大的荷花缸、菊花,然后看到花开的时候有很多蝴蝶、萤火虫在翩跹起舞。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理想,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诗人。
一个小女孩一天到晚地背诗。诗歌就不止要背,还要吟诵。吟诵久了,你不用学平仄、押韵,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作诗不是很难,就像唱歌一样吟唱,吟唱的时候,那个声调跑到你的头脑、心灵里,你随着声调就写出来了,诗的感情是伴随着声调出来的。
卢沟桥事变以后,我遭遇的第一个打击是我母亲的去世。在国仇家恨中,我的诗歌脱离了少女的情怀,而有了比较深的层次。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后,老师教我们的诗词,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爱国的思想。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写了一首小词,其中有一句“小红楼外万重山”,表面上说是红楼外有万重山,那个“万重山”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杜甫说的“国破山河在”。因此我的老师后来说“黄河尚有澄清日”,黄河就是千年一清,它也会有一个澄清的日子,“不信相逢尔许难”,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从小是在苦难之中长大,我关怀国家人民的苦难,这种感情是我从小养成的。抗战进入第七年,我写过一首诗:
莫漫挥戈忆鲁阳,孤城落日总堪伤。
高丘望断悲无女,沧海波澄好种桑。
人去三春花似锦,堂空十载燕巢梁。
经秋不动思归念,直把他乡作故乡。
我在诗中说:屈原要为这个世界找一个理想的归宿,一个理想的救赎之策,他找到了吗?虽然他没找到,但何妨从现在做起,等到沧海变成桑田,要等到哪一年呢?现在就试一试在沧海之中种下桑田吧!我就是要在沧海之中种出桑田来……
今年是2018年,我虚岁已经九十五岁了。在接近一个世纪的生活中,我觉得不管是祖国大陆、台湾,还是海外,我都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不像写《城南旧事》的林海音以及写《洗澡》和《干校六记》的杨绛先生记忆力那么强。她们能够把许多故事、人物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我一生漂泊,现在回首从前,真是往事如烟、前尘若梦。很多详细的情况我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不过幸而我有一个作诗的习惯,我内心有什么感动,常常用诗词记写下来,我的诗词都是我当时非常真纯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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