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立

　　

　　大家好，我是袁立。我觉得非常诚惶诚恐，因为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我想以我北京电影学院的分数到复旦大学来讲课，实在是不般配。但是我今天是作为一个演员，或者是作为一个尘肺病农民的志愿者来讲，我想我可能有那么一点经验。

我是怎么改变的，怎么去关心别人

我非常幸运，考上了电影学院。电影学院在我们那一届考上的只有十个人，所以我非常骄傲，觉得我一定是下一个巩俐，我是NO.1。

　　因为我很快出名，所以有很多人捧着，基本上是飞在空中的，看不到真实的世界；出行有很多人、很多车围着，不可能去路边摊吃饭……其实那时的我已经感受不到真实的生活了。虽然我也是一个从普通人家出来的孩子，但是慢慢地随着我变成一个明星，就脱离了这一切生活。

　　不过幸运的是，我到了美国，它把我打回了原形。没有人认识，没有人在乎。如果他们知道你是个明星，他们会说“Wow，you are a star.”但如果你不说，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我带着很多坏习惯到了美国。我举一个例子：我到北极去看北极光，那天只有两个人去看，一个是我，一个是皮肤有颜色的人。那个老板就说：“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洗个澡看北极光。”当时我心里面很不愉快，她为什么要跟我一起洗澡！而且在和她聊天过程中，我知道她只是一个铺床单的服务员，她用她的积蓄来过这个假期。我可以和她一起吃饭，但是我做不到和她一起洗澡。

　　我有一点等级观念，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观念，但这个观念是我出身的地方给我的。我没有和她一起洗澡，因为我觉得我不可以。当然我现在知道我是错的，但我当时只想说：你是谁，我是谁。

　　到了美国还有一个关于stop signs的事情，我不知道stop signs要停，因为在中国开车经常要摁喇叭，所以我在美国开车也从来不停。我的朋友和我说：“你胆子真大，stop signs你也敢不停，如果你撞到了人，你知道后果多么严重吗！因为这里人是最宝贵的。”

　　从那以后，我渐渐地改变。我可以去路边吃一个番茄炒鸡蛋，我可以跟别人聊天，我可以去关心别人。我降下来了，我再也不飞在天空中了，我突然觉得降下来了以后我很舒服，而从前飞在空中的日子是不舒服的。

种地，不要收光，要留给穷人一点

《圣经》上教导：你去种地，边边角角，不要收光，要留给穷人一点。你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要交给教会，要去帮助穷苦的人。

　　这个对我有很重要的帮助。我也需要把我的钱的十分之一拿去帮助穷苦的人，所以我就在寻找项目。我回到国内以后帮助儿童，帮助一些抗战老兵，我觉得我帮助的群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在帮助的环节里，我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有真有假，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张照片，是一个矿工，推着车，脸上都是黑的，看起来很辛苦的样子。我觉得他似乎是一个家长，似乎是一个爸爸，他好像肩上扛得很重、顶梁柱的感觉。我还看到一张照片，叫开胸验肺。验肺的人需要把胸打开，证明肺黑了，然后才可以得到补偿。后来我到网上去查，哪个公益组织在做这个，中国有多少尘肺病人。他们的组织告诉我们，中国有600万尘肺病人，我看到的这个只是其中之一，很多人是没有拿到赔偿的。

　　是什么导致了尘肺？什么是尘肺病人？一开始我跟在座的大家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矿、我们的金银首饰、我们的玉石、甚至于墓碑切割都会导致尘肺病。他们没有戴口罩，或者说没有宣传机构告诉他们戴口罩是多么的重要，或者是口罩的密封性、专业性、严格性不够，导致他们得了尘肺病。

　　尘肺病会怎么样？尘肺病的潜伏期有十年。如果你在煤矿里面，那么你的肺就是黑的；如果你是在金属矿里面，你的肺就是金属的。我关注了这些尘肺病人。一开始其实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我只是想说，如果他们是真的，那我就捐钱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是真的，那我就停止关心。

　　后来有一个机会，一个叫“大爱清尘”的组织是专门关注尘肺病的。他们说你要不要去看看，于是我就到了陕西的一个叫向阳村的地方。我没有想到一个破房子里住着人，而且靠吃土豆为生，他们家的男性都躺在家里面，一直在咳嗽，他们可能有肺结核，得了尘肺病后他们中有很多都肾衰、心衰，最后死亡。他们都很年轻，十几岁就去打工，也许到二十岁就死了。他们有孩子、老婆，但老婆一般都会离开他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收入来源，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

　　尘肺病分为一期、二期、三期，只有一期尘肺病人可以洗肺，二期三期没有办法洗，洗一次的费用大概是一两万块钱。如果是一期尘肺病人，洗了以后生命可以得到延长。我看到的他是80后，很年轻。很多尘肺病人都是80后。我跟他的关系比较好，我给他换了肺。

　　其实很多尘肺病人都想换肺，因为换肺就意味着可以活命了。但是，换肺的费用是四十万元。当然，这是我个人出的，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可以出这么多的钱。换了以后，他每年还要有十万块钱的医疗费用保证排他，因为这个肺不是他的。这十万块钱没有任何一个农民负担得起，所以他们觉得我给了他一个大礼物。

　　但是，很遗憾，他在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就走了，因为不匹配。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当时我们最好的肺科专家告诉我有90%的希望，我非常难过，也非常感恩他的家庭没有因此责怪我。

　　我到乡村里面，看到很多人长得很秀美，他们没有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就没有工作的机会，导致他们只能去干苦力。很多人问我他们为什么要去干矿工，他们可以不干矿工。他们不干这个没有别的工作，因为他们不识字，他们从小没有学习的环境。现在很多的村庄已经没有学校了，他们要搬到村庄以外的镇上去读书，要走很久很久的路。这导致他们学习更加艰难，他们没有办法学习，只能去干苦力，最后导致他们得了尘肺病。

　　现实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要力争做到公平。大家都要一样有公平的学习的机会、一样致富的机会，因为人生而平等。

　　当我把另一个尘肺病人带到医院，把钱放到了他枕头底下，他抹眼泪了。可是在上个星期，他也走了。因为尘肺病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病，得了就一定会走向死亡，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跪在床上，因为如果平躺着他们的肺没有办法呼吸，所以他们每天晚上都跪在床上。如果特别累了就靠在枕头上慢慢睡一会儿，然后再跪一会儿。

　　很多志愿者给他们呼吸机，一台2000块钱左右，只能暂时解决他们呼吸的问题，根本不能改变他们的肺的状况。

所有的农民，没有抱怨，他告诉我这是他的命

我们到他们的家里去，他们会做一桌好饭给我们吃，我们把一百块钱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们坚决不要，其实他们很需要钱。当我们要走的时候，他们的孩子一个箭步就会冲到桌子旁把饭接着吃了，因为他们平时吃不到肉。在陕西南部，有很多农民因为生活在山里面，非常淳朴，可是这么淳朴的一群人，受到了这么大的伤害。

　　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那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呢？当我们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享受着城市文明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些人。

　　我不会忘记建高楼大厦的农民，我不会忘记建地铁的农民。你们一定看到过图片，有一些农民他们觉得自己的裤子脏，不坐在凳子上，蹲在地上。他们觉得：我的裤子太脏了，我不配坐在地铁的凳子上。

　　当我戴着金银首饰、戴着玉石的时候，我也不会忘记切割玉石的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宣传戴口罩的重要性，这个应该是国家监管部门的责任。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合格的口罩厂能给他们生产又舒适又合格的口罩。

　　如果我们生活还有一些富裕，我们可以去探望他们，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经济支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们一些心灵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我们帮助人，不仅仅是从这个账上转到那个账上的钱，而是我们要实地去勘察，实地去拉着他们的手慰问他们，而且需要一个长期的跟进。

　　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经济不仅在发展，我们的人文意识，我们的人文发展、人道主义也要同时发展起来。我觉得广州、上海、北京，我们这些已经过得还不错的人要起带头作用，很多老百姓说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也许他们觉得只有一百元、两百元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这是一片善心。

　　有能力的人去买爱马仕包，它可以带来快乐，但是我相信当我们去帮助人，用最俗气的一句话讲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们在帮助他们，是他们也在帮助我们，让我们觉得原来自己是一个有如此高尚灵魂的人。

　　我相信，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我们大家能一起走向富裕，走向更好的一个人文环境，不要再看到悲惨的农村和城市不平等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从一开始是想捐钱，后来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发现了这么多的问题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动力。

　　就像我看到有人在漆棺材，三十多岁，当我进去的时候，他非常坚强；当我拉住他的手的时候，他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然后他告诉我说，对不起，我不坚强，我是个大老爷们，我不应该哭。可是我觉得，你都已经在自己准备棺材了，为什么不哭？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给他们钱，还可以给他们很多心理安慰。让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知道，有人爱他们，这个世界上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

　　即使他们走了，就像我帮助换肺的那个人，他告诉我说，我如果死在手术台上，我也非常非常感激你，因为我死前得到过爱了。

我要告诉他们：我们是一样的人

他们告诉我，他们在煤矿里的时候是不出窑洞的，他们喝的是炸了的石层的水，他们喝的是石头的水。没有人把他们当人看，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告诉他们：不，你们是人，我们是一样的人。也许我们分工不同，但是我们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如果你是一根蜡烛，你就发出蜡烛的光辉照亮周围的人；如果你是一盏明灯，你就发出灯的光照亮周围的人，尽量给更多的人带来温暖，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温暖，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