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德操
[张艺谋]
高仓健对人是非常真诚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一个神,在云端,而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士”的精神,那种古典,就是让你忍不住吸一口气起鸡皮疙瘩的感受,真的不是装的。
我拍了20多年电影,不长也不短。其他演员,如果我们让他们先收工,先回去休息,很正常,他们高高兴兴就走了。我在云南这样跟高仓健说过,下午6点左右说“您先回去”,到了晚上9点要收工时,天已经黑了,副导演慌慌张张地过来跟我说:“导演,高仓健没走!”为什么没回去?出事了?高仓健说,导演和全体人员都在这儿工作,他不能走。我说让他来这儿休息一下,这儿有水、有椅子,他说怕打搅我们。他一直在山地的拐角下站着,默默看我们工作,不打搅。我们全队上汽车准备走,老爷子远远地给我们鞠躬,他不过来,鞠完躬就走了,70多岁的人,站了3个小时。工作一天了,让他先回去,这算什么?全世界的演员都会觉得这天经地义,他却觉得他不可以,因为导演还在工作、工作人员还在工作。
好多这样的小事情,不是装的,他的心就是这样,这就是“士”。还有中井贵一,高仓健的弟子,高仓健只要在东京、只要出远门,不管哪一天的航班,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当高仓健到达机场的时候,中井总是远远地给他鞠一躬,不过来,不打搅,远远地送他。高仓健对我也是这样,我每次去日本,每次赶飞机,他会在地下车库,看我的车走,远远地给我鞠躬。我吓一跳,老爷子什么时候来的?已经来一个多小时了,他也怕人家认出他,站在地下车库,在一堆车后面,远远地送我。
拍《千里走单骑》时,我让农民工小徐给高仓健打伞,他说不要,我说不是照顾他,是怕他被紫外线晒了,跟戏不搭。小徐打了3天伞,老爷子把手表摘下来给了小徐。值钱就不说了,是好几万的表,值钱都是次要的,他就是觉得他不知道要怎样感谢这样一位为他打伞的农民工。他说:“你辛苦了。”那表小徐现在还珍藏着,舍不得戴。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我们在文学上描写的士的情怀在他身上有体现。
他在奥运会开幕前,专门给我送来一把刀。他们说这把刀跟北京的房子一样贵,是日本国宝级的工匠,用了一年时间锻造的。高仓健悄悄一个人买了机票,不告诉我,一下就到了北京,到了我们的开幕式工作中心,给我送来。他回去以后,东京正下大雪,他又驱车几个小时到郊区的一座寺庙为我祈愿。翻译跟我讲,寺庙那天清场,只为我做法事,老和尚带着一群和尚,高仓健一个人站在那里,整个大殿的和尚都在那儿念经,拴着几万个铃铛,风一吹,叮当响,整个环境特肃穆。一个半小时的祈愿,高仓健来回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这事儿高仓健不让告诉我,是翻译偷偷告诉我的。很多事他不想让你知道,因为不是为了做给你看的。那个和尚是他几十年的老朋友,而且他说那个寺庙是最灵的。祈愿完了,高仓健给了我一个牌子,我现在还留着,日文写的是“祝张艺谋导演奥运开幕式成功。”
关于他,真是有好多细节。我以前跟他没有见过面,只是他的粉丝,我们见面以后互相喜欢,所以就这样对待彼此。所以从这里也可以感受到,电影是桥梁,可以沟通人心。
还有一次,我们俩坐在一个酒吧,百米外是大堂,但是这个酒吧里人很少。他看不见外面,我能看见,我跟他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大堂里人来人往,有日本人认出他来了,向酒吧门口走过来,距离有四五十米时,深深鞠一躬就走了,也不惊动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有四五十人给他深深鞠躬,悄悄离开。
有一个导演给他拍纪录片,那个导演礼拜天正在家抱着孩子,突然一接电话,听对方说“我是高仓健”,吓得差点把孩子摔了。他放下电话眼泪哗哗的,第二天早上,他只是一遍一遍跟我说高仓健给他打电话了。从很多细节可以发现,高仓健就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代表,是日本的国宝。因为他跟我走得近,或者说是因为支持中国,经常遭到日本媒体批评。日本有一些人说他对中国电影过于支持,因为我去东京电影节,他60年都没有走红地毯——他从来不走红地毯,可他陪我走了。所以日本媒体就说他,在日本都不走本国的红地毯,他不管。所以他这个人其实很爱中国,从骨子里爱中国。
我和别人讨论剧本的时候,尤其古装电影,我们谈一些人物的价值取向的时候,我常常讲一些高仓健的小例子,我说这就是士的情怀。默默为你奉献,默默承受,不让你知道,这就是“士”。我们经常拿高仓健的一些事为例子,讲解人物的动作:他不管到哪里,第一件事情都是把母亲的照片拿出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房间最显眼的地方,放上一束鲜花。我们多次接待他,每次问他有什么要求,都是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可不可以每天给我买一束鲜花回来”。原来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知道,是放在他母亲照片前的。有一次我进他的房间,果然看到照片,照片放在写字台上,下面是白色的鲜花,不是正规的遗像,是他光着屁股,与哥哥、姐姐、妹妹和母亲在河边的生活照,很温情、很可爱。他到哪里都先把照片供起来,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去南极拍戏都是这样。这种大孝对我们都是传奇,现在我们谁能做到?几十年,真的很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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