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柏林］

　　文学给我们的生活雪中送炭

　　［方柏林］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一生沉迷戏剧，晚年对家业撒手不管。几个儿子把他告上法庭，说他年迈昏聩，无力管理，要求移交财产管理权。索福克勒斯对于有人说他昏聩很不感冒，当场给陪审团背诵了他刚写的《俄狄浦斯王》，问陪审团成员一个昏聩的人能写出这种诗剧吗。陪审团成员被震撼了，二话不说让他走了。

　　那是在古希腊。那时候，人们的精神生活比现在重要多了。换作今天，当一个人的生计和这种对于艺术的爱好有所冲突时，他会怎样做？我们都活在容量有限的皮囊里，精力和时间都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今日的人们，也未必会将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等同于一个人的聪明。

　　前些天，学校的一位戏剧系教授在讲述现代英国戏剧时，邀我过去做了一次关于品特（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当代英国剧作家，他的剧中人物常常身份不明或言行举止缺乏明显动机）和荒诞剧的对话。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我们坐在教室中间两张椅子上，如置身品特剧作之中：一个房间，两个人坐着说话，一群人围观。

　　后来突然有学生问我：“你是学文学的，怎么改行了？”面对一群美国人，我只能说这个转弯需要用一本回忆录来回答，可是对中国人来说，我只要说十个字大家就明白了——定向，户口，档案，人事，下海。命运几番转折，让我走上了以前未曾想到的路。而今，平时做着一份“正式工作”，和电脑打交道，到了周末和晚上，有时会搞点翻译。为了维持这双面人的生活，保持这来之不易的平衡，我甚至放弃过升职的机会，让上司继续去忙预算、采购这些杂事，自己则留些精力继续做喜欢做的一些事。当然，我羡慕那些专业从事文学或翻译教学的人，不会有人说他们不务正业，他们还可以从事学术交流，甚至在学生课堂的讨论里教学相长。但话说回来，目前的做法也非一无是处：如果天天教英美文学，就会像陪人看 《天鹅湖》的俄罗斯外事官员一样审美疲劳，或是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写得发疯。

　　做这一行也好，不做这一行也好，有一点是一样的——文学已经成了点缀。大家都很忙，时间都被各种各样的通信工具切得粉碎。看书似乎成了生活的一种点缀、茶余饭后的消遣。它们有什么用呢？非要这么问的话，我想说的是，好作品能让人聪明起来。它们好比雨夜的一道闪电，一刹那间将一个屋子照亮，让你知道你身处何方，无论前进还是后退，都有了一个更好的参照。文学用悲剧把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你看，让你知道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你若是不知道，就是人生所有的财富都堆在你面前，你也会视而不见。文学用喜剧把那些比你更渺小的人物摆在你面前，让你知道你活在世上底线是什么。文学有办法打开我们的天眼，让我们看到一个以作家想象力为上限的新天地。文学让你洞悉人生的复杂性，让你知道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一个道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当一个道理正说反说都颇有道理的时候，当你在逻辑里转着圈子出不来的时候，看看小说吧。它会让你逼视真实，面对人生活在一团乱麻中的事实。人生中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理清的，所以我们有《长夜漫漫路迢迢》。假如生活的抉择都那么一清二楚，谁还需要《王子复仇记》？

　　文学，说的是我们用道理讲不出来的道理。

　　非但如此，文学的讲述方式还是高效的，能打破行业的、民族的、地域的各种差异。我的一个上海朋友尹太五对文艺的作用有一番描述。他让属下花时间去欣赏文艺作品。小朋友们不信，说这个时间还不如看一些实用的书。尹先生举了个例子说，艺术的缘起正是出于表达的效率。比如，史前的几个人去打猎，那个场面，大家这么说说不清楚，那么说也说不清楚，后来就有人用棍子在地上画了起来，一画出来，看的人就明白了。因此，起初艺术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为了高效地表达。

　　文学有时候是用最为简约的方式，让你一下子明白很多道理，而且这些道理是整合的、有机的。故事还往往具有一种特别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超过史书。几百年之后，还有人在咀嚼《红楼梦》，因为它蕴涵了太多东西，多年以后，你还可以接连不断地打开。请问几百年后，还有谁去咀嚼《战略管理》？早当废纸扔了。对了，还有谁记得几年前红极一时的《谁动了我的奶酪》？

　　文学增加了我们生活的维度，给我们平常的经历增添了意义。小时候，有次我带着一本《小说月报》上山，读罢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十分震撼。那时候我和小说中的破老汉一样，在山上放牛。史铁生能把他插队看人放牛的经历，化作一个活生生的虚构世界，恰巧和我读书时的现实世界产生了共振。对那时从没出过门的我来说，这意味着山外还有一个天地。文学给单调的生活，如放牛，增添了无穷色彩，让人不再感到苦闷和孤单。其他文艺作品也一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细腻，甚至让我们更为和善。前些日子，有机会去听一首圣诞大型室内乐。去之前的路上，想到最近陷入一连串黏糊又甩不掉的琐事，我的心情是愤懑且烦躁的。可是，当合唱团用拉丁语唱出雄浑的赞美诗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被另一种力量拉了上去。艺术能激发出人内心良善的东西，《警察和赞美诗》的记载并非空谈。列宁听贝多芬的《热情》时曾经感慨，如果他一直听这首曲子，他甚至无法将他的革命完成。

　　文学是一种装备，它给我们提供了解人生的望远镜、放大镜，甚至显微镜。它让人看到周围的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些人生的质地、生活的色泽。处在同样一种境遇之下，为什么两个人看见的东西就是那么完全不一样呢？因为两个人的脑子里摆着不同的思维框架，有的人知道如何让看到的一切归巢就范，有的人对看到的一切视而不见。比如，看过品特，我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去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他让你看到寻常话语中的陷阱，看到话语之外的台词。他把生活剥离到了一个极其简约的层面，一个可大可小的场景。小到厨房里“点炉子”还是“点水壶”这种无声的语言较量，大到两岸之间对于“一个中国”的阐释、中美撞机事件后对于“sorry”一词词义的各自认识，语言的较量无孔不入，品特无处不在。由于他构建的对话和场景很简单，所以能像万花筒一样组合出各种形态。你观察这些交流，又能跳出来，不为所羁。当我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戏剧老师补充说，据说财富500强的CEO多半有文科背景，因为他们更易“脱框思维”。

　　在我们这个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人已经摆脱了温饱问题。而那些被物欲蒙蔽了眼睛的人，仍旧过着灰暗的、时时无聊的生活。在那漫长的绝望里头，文学给我们的生活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知识不是力量》

　　三个最奇怪的词

　　［（波兰）维斯拉瓦·辛波丝卡］

　　当我说出“未来”一词，

　　第一个音节便已成为过去。

　　当我说出“寂静”一词，

　　我就立刻打破了这种寂静。

　　当我说出“乌有”一词，

　　我就在创造一种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