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最重情者是儒家

　　［龚鹏程］

　　

　　近代人批评儒家，老爱说儒家是封建礼教，以礼杀人或以理杀人，因而歌颂讲“诗者，缘情而绮靡”的魏晋和“大倡情教”的晚明，认为儒家就是要压抑情（欲）的。这真是冤哉枉也。

　　儒家最重情了，怎么会压抑情呢？礼是什么？就是“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也”！礼的本质或内涵正是情，例如丧礼所以尽哀、婚礼所以致乐，哀乐之情若消失了，礼还有什么意义？徒为节文而已。故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易，是指丧礼办得井井有条，看起来仿佛很合理，但心中无临丧者那种凝重感，一点都不沉重，如此倒还不如仪节俭略而自心哀戚呢！此说最能显示儒家之精神。礼以情为质，其节文只是用来表现哀乐之情的。

　　但儒家也不会说只要有情就好，礼文尽可以不要。以上孔子说的话，是一种抉择语，与其如何，不如如何，显示所重在情，但节文亦不能不要，否则就将如墨家，只要内质，不要礼乐了。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即是这个道理。文也要，质也要。所以说“文质彬彬，而后君子”！

　　文质彬彬，也是孔子论史的意见。古史多夸饰，故孔子说：“文胜质则史。”此语后人常不能理解，其实只要看小说家之出于稗官野史就可以明白了。古史大约颇多此类小说家言，巷议街谈，固不免于添油加醋。就是邦国大事，也未必就能尽属实录。后人说“左氏浮夸”或说“左氏之失也巫”，以《左氏春秋》这样的良史，尚且不能洗尽浮夸之习，还保留了若干近于巫祝鬼神之谈，则其他古史的情况也就大体可以想见了。孔子对此风气，是力主改革的，自作《春秋》，笔法谨严，就是明证。但孔子并不会因为反对文饰太过就反文趋质。他非常明白：“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因此他说“质胜文则野”，野即粗鄙无文之意，此亦非儒家所喜。故综合起来，仍是如礼那样，要求情礼得中，文质得中。

　　中，就是不偏不倚。光有情不行，光讲礼也不行，须既有情又有礼，能发乎情而止乎礼，才是儒家推崇的。《诗经》以《关雎》开篇，提示的就是人伦肇端于夫妇，而夫妇之成要发乎情而止乎礼的。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是没错的，但怨毁伤人，便非儒家所许。所以说，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孔门弟子子夏老年丧子，伤心到哭瞎了，曾子就大不以为然，跑去责备他。为什么？因为过了“度”。儒家讲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就是说喜怒哀乐七情皆须发而合度，合度才是中道。

　　一个人，如果能够如此从容中道，文质彬彬，发情止礼，那他就是儒家所谓的君子了。君子的气象是什么呢？“温润如玉！”性格呢？“温柔敦厚！”有光，但非刺眼炫目之光，是暖暖内含光型的，所以温良可亲；厚重有内涵，但又非木实土厚型的，所以润泽可爱。这样的美，才是中和之美。

　　儒家在文学艺术上影响国人最大之处，就在于它有一套中和美学，完全主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

　　所以，你看传统中国人喜欢的艺术品为什么是玉、瓷，而不是玻璃、水晶、钻石。中国早就有玻璃器、玻璃艺术了，但玻璃光太浮、太亮，玻璃又太透，品位远不能跟玉相比。若做艺术品，一定将它做成琉璃，半透不透的，仿类玉器，这样才能值钱。瓷也一样，追求玉的质感，所以陆羽《茶经》论茶碗说：“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不为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不如越瓷，比较的标准明显就是以玉为式的。器物如此，饮食亦然。珍贵之品，如燕窝、银耳、鱼肚、熊掌，都是半糊半透的，视之如一团玉浆。外国人对此皆绝不能欣赏、也不觉得有什么营养价值，不知为何国人如此珍贵它。可是中国人就是喜欢。凡说好吃的，都说是锦衣玉食；说好喝的，都说是琼浆玉液。

　　其他物事，则处处讲究阴阳平衡、水火既济。这个原则，用在文学理论上，就是才与学、情与理、法与自由，一切都须中和；用在书法上，就是用笔之刚柔相济，“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用在诗上，就是含蓄……总之，你可以无限推衍下去，直到你不得不相信整个中国人的美感世界、审美标准就是中和为止。看人、看衣服、看装扮、看山水、看画、喝茶、饮酒、品物、论文、谈艺，什么都是这样的。

　　如此观人观物，起源甚早，孔子以前，老早就已如此了。被孔子用来作为教科书的《尚书·皋陶谟》曾记载大禹问皋陶什么是“德”，皋陶回答“德”有九种，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你看，不管这九德之具体解释为何，你可注意它的表述方式，都是“A而B”的，而那A与B其实正好矛盾或相反。例如“宽而栗”，宽是宽厚、宽仁、宽容，栗却是严厉。“乱而敬”、“扰而毅”等等也都是如此。既宽又栗，既乱又敬，这不就是水火既济、文质彬彬吗？孔子选此篇以教，自然有他的用意，而其影响深远矣！

　　摘自中华书局《有文化的文学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