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丹］

　　你在意什么，生活就给你什么

　　［于 丹］

　　

　　美国银行家约翰·桑顿来中国时，和我非常认真地探讨过一个问题：GDP能带来幸福吗？约翰·桑顿曾在知名的高盛银行任职二十多年，他一直相信幸福是可以复制的，认为美国人的幸福模式可以推广到全世界。但前几年的金融危机给这位老人带来很大的困惑。

　　200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和约翰·桑顿见了一面。此后，他经常来中国，多次约我见面。按照他们的推算，到2030年，中国的总体投资、人均消费水平及其他各项指标，都可以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有一次相见，我们约在北京长安街君悦酒店。那天早晨下雨，交通拥堵几近瘫痪，两个人的车都堵在路上，只好互相打电话向对方道歉。我问他，汽车拥有量的增长意味着幸福吗？他说，按照银行家的观点，刺激和拉动GDP的增长，物质条件改善了，人们才会幸福，但我读过你的书，你提倡朴素的生活，和追求GDP增长是背道而驰的，这样能得到幸福吗？

　　尽管仍存有疑虑，但金融危机给了美国人一个巨大的教训——经济不是获得幸福的唯一标准。他们曾经像信仰宗教一样信仰市场经济，但是，这只无形的手跟他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既然GDP的增长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那么中国人的幸福梦建立在哪里？其实，幸福是一件个人的事情，从我的个人成长经历和体会中，也许可以找到更有说服力的答案。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童年时接受的是非常坚定的信仰教育，到现在也摆脱不了英雄主义的烙印。我们加入少先队时，唱的是“时刻准备着”。一个在英雄主义熏陶下长大的孩子，就是准备着在某一刻能为集体利益献身。

　　我上大学比较早，读本科和研究生时，差不多正好经历了整个80年代。1982～1989年，那是一个自由、浪漫的时代，新生事物大量涌现，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出现了崔健的摇滚和舒婷、北岛的朦胧诗，尼采的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风靡一时，整个精神世界被西方思潮浸染着，崇尚平等和民主、尊严与自由。

　　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思想和行为往往很极端，那时的我认为幸福是很戏剧化的东西，经常穿着夸张的牛仔装，长发飞扬；整晚喝浓咖啡，通宵达旦写作，做专栏主持，写报告文学；热爱摇滚，喜欢朦胧诗，痴迷于尼采。我曾不管不顾地爬上大同的城墙，结果让十二个男生把我接下来；我曾带着同学从五台山的山坡上，用裙子裹着脑袋滚下来；我学骑马时，因为马被惊了，在马背上下不来，就此学会了骑马。

　　三十岁时，我的人生价值观才真正建立，回归传统文化。三十岁之前，我对传统文化虽然接触很多，但只是作为知识结构的一部分，缺乏骨子里的认可，一直处于追求信仰的迷茫中。三十而立，这一年我回到大学教书，精神根性也开始回归到古典的中国。作为女人，我非常看重幸福感，一个人不一定要成功，但是一定要幸福。这是我精神成长的第三个阶段，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我足够的养料。

　　四十岁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件事。比起男人，女人更有付出爱的冲动，所以要生育孩子。现代化的生活让人过分自恋，舍不得付出，从而导致幸福感减少了。正是因为领悟到这一点，所以我更珍惜与亲人的相处。白天时，我可以约朋友出来吃饭、聚会，但晚上很少有人能约到我，因为我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吃饭。

　　幸福感是个人的体会，社会和他人无法给予你。国家富强了，制度保障完善了，拥有体面的工作、甜美的爱情和忠实的朋友，都不一定会让你幸福。幸福就是你如何看待这些事对于生命的意义。

　　总结我的幸福观，就是精神世界多元而包容，现实世界朴素而温暖；在职业之内有一份自信，在职业之外有一份从容。即使遭遇婚姻危机、工作困扰、生老病死，也会用一种坦然、从容、淡定、柔软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

　　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人间有味是清欢：看大千世界，品百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