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东梁］

　　和战不定与处心积虑

　　［文/杨东梁］

　　

　　书名：

　　《甲午较量：中日近代史上第一次大比拼》

　　页数：280页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历史上，中日有过三次大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明万历年间，以丰臣秀吉败走为结局，中朝获胜。近代史上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第二次是抗日战争，中国赢了。

　　今天是否更要正视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如果中日再发生战争，会重蹈甲午覆辙吗？历史不能忘记，备战方能止战。

1. 日本频频挑衅，清政府被动应对

1894年5月，甲午战争爆发在即，清政府仍不以为意。当此战云密布之际， 李鸿章与定安（海军衙门另一位帮办大臣）奉命进行第二次海军检阅，并邀请英、法、俄、日等国官员参观。在奏报检阅情形时，李鸿章提到“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表示了一定的担忧。但随即又信心满满地说：“此后京师东面临海，北至辽、沈，南至青、齐，两千余里间，一气联络，形势完固。”完全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仅仅过了几个月，他所夸耀、赞美的舰队、炮台、要塞都在敌人的炮火下损失惨重。赫德的机要秘书英国人濮兰德在他的著作《李鸿章传》中对这次海军大检阅曾这样评论道：

　　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其最后一次，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他的毕生事业摆开在一切人面前，让大家欣赏：他的要塞和学校，铁路和船坞，船和炮，都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礼炮齐鸣，龙旗招展，向他的来和去致敬。……这是李鸿章的威望的极盛时，但是乌云已经渐渐地集到天空要使他的声望和阳光永远掩盖起来了。回想到他成功地展览了他的出品，在欢呼与感激声中回来的时候，人们不能不奇怪，这位老年人是自欺到何种程度，竟然自满于这虚幻的伟大工程。

　　就在李鸿章“带着胜利进军的神气”展示他的海防“杰作”时，朝鲜半岛海面的隆隆炮声却把他那踌躇满志的虚幻工程戳了一个大窟窿。这两幅画面相隔时间仅仅只有一个半月（李鸿章于6月9日完成检阅回到天津，7月25日即爆发了中日丰岛海战）。当然，有盲目乐观情绪的人绝非李鸿章一个。 1894年7 月27日，即战争爆发两天后，熟悉中国情况的英国人赫德（时任总税务司）就说过：“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其余九百九十九人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清政府和李鸿章为他们的战略判断失误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2. 对日本的战略布局茫然无知

清政府及主持大局的李鸿章对日本的战略意图、谋篇布局并没有摸准。其情报搜集既不系统，又不细致，情报来源主要靠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和驻日公使汪凤藻。袁世凯作为清政府的代表驻朝前后达九年（1885～1894）， 但他在朝鲜“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并视日本为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他对日本有所防范，但又持轻蔑之态。 1887年，日本制订征讨中国策， 1890年完成军备改革，袁世凯均懵然不觉，甚至做出“日人方亟亟自谋，断不至败坏和局”的错误判断。 1893年春，袁世凯几次向李鸿章报告，一再声称： “然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持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这种妄自尊大、麻痹轻敌的思想主要由于不明日本国情所致。 1894年春，日本已完成战争准备，只待时机到来。李鸿章也获悉日有出兵赴朝之意，急令袁世凯调查。 4月8日，袁世凯复电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国形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此时，朝鲜全罗道古阜郡已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 5月31日，占领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政府向清廷请求派兵“助剿”。 6月1日，日驻朝使馆派人面见袁世凯，怂恿道：“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又说“我政府必无他意”，诱使清廷出兵。 翌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出兵朝鲜。6月5日，成立战时大本营，随即命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海军陆战队400人回任。时局至此，袁世凯还报告说：“大鸟不喜多事……自无动兵意。”直到6月9日，大鸟率军抵仁川后，袁世凯才感到形势不妙，于18日急电李鸿章要求增兵，但为时已晚， 一个月后，战争爆发了。

　　按常理，一国的驻外使馆是代表本国政府与驻在国进行沟通，加强联系， 表达意图，了解所在国动态的重要外交机构。但清廷驻日使馆远没有承担起自己的任务，驻日公使汪凤藻虽然提供了一些信息，开展一些外交活动，但未能对日本准备开战的计划做出准确判断。我们可以从汪凤藻于1894年6月发回的4份电文中，了解到他对时局的看法。

　　6月5日（阴历五月初二），汪电：“闻倭议派兵赴韩，曾否钧处商洽，祈示。”

　　6月13日（阴历五月初十），汪电：“遵电面询伊藤，据称‘韩乱亟， 道远接应难，故派兵稍多，然军需止十艘’云。经力阻，始允俟乱定， 彼此撤兵。随后当与钧处妥商办法。”

　　汪凤藻关于日本“意叵测”、“其布置若备大敌”、“似宜厚集兵力”的判断和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还没有意识到战争已迫在眉睫，只认为日本“志在留兵，胁议善后”而已。同时，汪凤藻对伊藤博文“允如约”的表态深信不疑， 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李鸿章和清政府。6月16日（阴历五月十三），汪电：“倭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