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澜］

　　

　　说人到中年，因为看的事、经历的事多了，就会变得小心谨慎，明哲保身。但是这一点用在崔永元身上一点也不合适。明明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但是离开了中央电视台，在传媒大学做起老师的他，却变得更加随性甚至任性起来。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他对某些人叫板，成为舆论风口浪尖中的人物。有人说他“个性”，有人说他“任性”，有人说他“张狂”，有人说他“侠义”。是什么让他频频拍案而起？又是什么让他倍感叹息？

　　崔永元认为，知识分子分三类，有拍案而起的，有洁身自好的，还有随波逐流的。他觉得从现在的网络上看，后两类很多，愿意拍案而起的少之又少。他坦言，自己不会选第三类，但第二类，尽管别人觉得可以选，但他不甘心。他说这种选择不是下棋，这样赢不了，就换另一种定式，攻不行，就用西西里防守，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它跟一个人从小受教育形成的态度有关系。他受教育的过程中，就老是有责任感，老是觉得这国家是我们的，这个社会是我们的，我们要爱这个民族，爱这个民族的文化。

　　崔永元过去在人们心中是人见人爱的邻家大哥形象。然而近些年，他因为“转基因事件”、“乡村教师培训计划”、“二人转纷争”等，频频拍案而起与人叫板的形象，大大颠覆了过往人们对他的印象。当被问及“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形象？这是一种牺牲和代价吗？”他表示：“我要在乎这个，早不这样了。那时候那么多人喜欢你，男女老少见着你，都想亲你一下，摸一下你脑袋，可我又不是个玩偶，我用不着这个。如果大家过去欣赏我，不是因为我有社会责任感，那只能说明你欣赏错了。现在无论我用多么野蛮的方式，我也依然是在表现我的社会责任感，不管我闹成什么样，我没有为自己争什么，我还是在维护公共利益。”

　　崔永元从事公益活动十多年，他认为，中国的慈善还很不专业，国人对于慈善的概念仍非常粗浅，比如很多人不认为他现在做的口述历史是一种公益慈善，相较于欧美国家对于口述历史的重视，这种观点已经是落后的。2014年12月，由《中国慈善家》杂志评出的“2014中国慈善名人榜”中，崔永元荣登榜首。在颁奖典礼上，崔永元就表示“我们投身公益慈善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最急迫的不是基金会干了什么，而是为大众普及公益慈善的观念，这是当务之急”。

　　虽然崔永元的观点不一定周全，他说的话也不一定中听，但是他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推崇的君子是要敏于行而讷于言，而在网络时代，君子不仅要敏于行，也要善于言。就让崔永元以他独特的方式，继续实话实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