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熹微］

　　少年时那般潮水汹涌的友情，已经不见经历过诸多人性的苍凉和命运的多舛已不再需要倾心的付出去探知未来的结局我们知道，最终我们是会长大的

　　

　　十四五岁之间，一度非常想离家出走。起因简单，快考试了。那时与我很好的H，因为家里有个过分严苛的父亲，同是深度考试恐惧症患者。有一日，我们说起“逃跑”这个话题，她举了若干例子给我：某人离家出走后过上了随心所欲的生活，某人通过自力更生发了财，人名地名都很翔实。她末了提议，我们也离家出走吧。

　　小学六年级时，班上有几个顽皮的男生结伴流浪，最后不得不向警察求助才得以回家，据说不仅没有受到父母责骂，反而每周有了固定的零花钱……H的提议使人心动。

　　好友T知道了我们的宏图伟计，主动提出资助，她将紧紧卷成小筒的三张十元钱交到我手上的表情，就像将未酬的心愿一并重重地托付了。面对“巨资”，我们无以为报，只好下定决心远走高飞。

　　筹备的日子里三人常开秘密小会议，讨论路线，分析各种投奔的可能性。H家境富裕，我们便说定走时她在她爸的皮夹子里拿些钱，作为美好日子的“启动资金”，而T资助的三十元在那些日子早就换成了零零碎碎的“也许在路上用得着”的小东西。

　　放学后回到我穷得可怜的家，环顾又环顾，极为凄凉地想到，自己一无所有，出去后全靠H，唯一的保障，就是我们之间的友谊。窗外茫茫暮色落下来，我没有开灯，第一次有了命途忧患的感伤。

　　准备出发的前一晚，父母不知道眼前的女儿要逃跑，还是一如往常地让她收拾桌子，扫地，刷碗。带着将离别的情绪来做那几件事，自来水冲到手上，我简直要心碎了。

　　书包已经腾空，装了那件妈妈淘汰给我的缩了水的柠檬黄高领羊毛衫，那是我冬天里最厚的衣服，另有一条裤子、一套内衣、一小袋花生和两只橙。清晨五点，我穿过四条街，爬上三楼，在H的家门口轻轻叩门，过道上的感应灯偶尔亮一下，很快熄了。我等了很久，不敢继续叩，脚站木了，也不肯在楼梯上坐坐。

　　很久，H才来开，刚刚起床的样子，对我做个嘘的手势说，皮夹子在她爸爸的床头，拿不到。

　　拿不到也走吧。我轻声说。我们身上加起来有80多元钱，坐车到附近的城市是绰绰有余的。再过三天就要考试，不走就来不及了。H不响，背着书包随我下楼。楼下那家面馆开始营业，白雾从锅里窜出来飘散在空中。我们心事重重地各自吃了一两面，旁边不停地有车开过。每过去一辆，我们就说，下一辆吧，一定上。然而下一辆来了，车脏，目的地远，各种原因，还是没上。

　　冬日的清晨，天亮得缓慢而坚决，像是一种残酷的死刑。我抱着沉甸甸的装了衣服的书包，看着不断开过去的车，绝望得几乎要哭出来。H在旁边重新提起她告诉过我的那些离家出走的故事，也不是那么顺利，有个姐姐出门就被男人骗了，失去贞洁，不敢回家。

　　我莫名怨怼，不想和H说话，却没有一个人走的勇气。这时，时间过了七点，吃早餐的学生多了起来，人们的出现是特赦，H说出仿佛准备已久的话：走吧，人太多了，下次我们计划好一点。

　　两人往学校方向默默地走，能感到彼此都松了一口气，脚步却非常虚弱。我将装满衣服的书包牢牢抱在胸前，想着快要考试了，想着根本不可能出走，想着从此欠下T的债务，比死去还懊恼。

　　所幸，那年冬天考得不是太糟，战战兢兢好歹应付过去，只是T的钱到底没还上。她大概对我们失望，不再提及这事。而我，只要想到等在H家门口的那个清晨，仿佛又被寒冷和黑暗淹没。

　　我与H，那之后竟生疏起来，越走越远，再不复过往的亲密了。

　　摘自《中国周刊》201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