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松落］

　　

　　把我们整个家庭和新疆系在一起的，是我的姥爷。他是甘肃兰州金崖人，1936年参加革命，1949年进入新政府，在民政局工作，因说话不谨慎，被下放到兰州附近的劳改农场，在那里当队长。1956年，甘肃劳改系统的一部分场队，迁去新疆垦荒，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他带着全家人（包括我姥姥和他们的8个儿女），跟着他所在的劳改农场，迁移到了新疆于田县城附近的一块绿洲上，他们在那里定居、开荒，建起一个巨大的农场。那块水草丰美之地，那里相对淡薄的政治气氛，让他们过了30年安定的生活。

　　在于田劳改农场，还有一个传奇人物，叫郭兰香。她是逃荒者，从甘肃去了新疆之后，在劳改农场当赤脚医生。20世纪70年代，一个维族老汉得了阑尾炎，送县医院怕来不及，她用几张床单搭起帐篷，冒险给老汉做了手术。她退休后做玉石生意，老汉为感谢30年前的救命之恩，把一块97公斤的玉石20万元卖给了她，这块玉雕刻的作品让她得到“天工奖”。她现在是新疆玉石女王。

　　新疆就是这样，在很长的时间里，敞开胸怀，收留寻梦者、流浪汉、流放者、失意者，甚至逃亡者和亡命之徒，把他们收纳在同一块土地上，用荒野里的沉默劳作进行熔炼。

　　我是在新疆出生的，我的阿囊（保姆）是维族人，她自己不能生育，很喜欢我，在我开始断奶的时候，她跟我母亲说，她想要我，愿意给我母亲300块钱（在1976年，那是一笔巨款），“你才30岁，你还能生，我已经不能生了。”此后多年，我常常想，如果我被她收养，现在该拥有怎样一种人生呢？

　　在新疆那种多民族混居、风俗习惯杂糅的地方长大，导致我在很长时间里，对民族、宗教、风俗的不同根本没有什么区分能力，差异都是在离开之后才慢慢觉察出来的。我的同学，我们大院里的邻居朋友，有很多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我们所谓的“新疆普通话”，根本就是维吾尔语化的普通话，语调与维吾尔语接近，“S”和“Sh”不分，很多词语明显来自维语。

　　融合、交汇，并没因为被写进历史就成为历史，它还在西部不断发生，这些依然在发生的民族融合，只是中国几千年来无数次融合的缩影和重复。

　　“新疆人”这个概念，复杂而难言，但新疆人对“新疆人”这样一个身份，有很深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别的地方少见，也许因为，在地理上，那是世界尽头，在心理上、政治上、文化上，那是一个边缘地带，那种边缘身份，特别能把人凝聚、挤压到一起。

　　1980年初，有本文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报告文学作品，讲述闫肃（著名词作家、编剧，曾是多次央视春晚及大型晚会的策划人和撰稿人）和他维吾尔族父母的故事，那篇文章几乎是全疆传颂。后来，每逢他的名字出现在央视春晚工作人员名单上，新疆人看到的时候，都会说“他是我们新疆的”，类似的情形还发生在歌唱家克里木、作家王蒙身上，他们都是“从新疆出去的”。

　　我们在1984年离开了新疆，离开之后，多年没有回去。直到2010年，因为工作，我回到以前生活过的小城，在穿过一个巷道，走到小城的广场上时，我的心被猛烈捶打，广场和当年一模一样，只是更旧，断裂的水泥柱子，用铁丝固定着，我像是穿过时光机，重返1984年。

　　昆明火车站出事那天，我在临睡前看到消息，就此整夜失眠。我想起我割过的白菜、捡过的大枣、摘过的棉花，它们已经进入一个业已化为乌有的世界，变成落在所有强人、弱者、生者和死者身上的、看不见的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