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高仓健］

　　幸福在海的对岸。

　　不在自己出生的煤矿附近，总觉得在遥远的地方，越远越有它的存在……

　　于是在怀着这种想法的我的孩提时代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去美国看看，哪怕一次也好。

　　我在东筑中学读初二时，美军把“美国”带进了日本。在电影里我为维维安·李、亨利·方达等影星所倾倒，而拳击更是我热衷的运动，那时我的热情超过了崇拜，我甚至还在学校里和几个同学一起创立了拳击俱乐部。作为次轻量级选手，我创下了七战六胜一败的成绩。

　　在东筑中学高中部我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是敷田稔，他现任联合国刑事长官、法务省的法务综合研究所所长。

　　当时的他在给美国驻军打一份杂务工，给四五个人干些擦鞋洗刷的活儿，这样的工作并不累，而且能学英语还有钱赚，所以想干的人很多，竞争是很激烈的。

　　而他呢，不仅得到了一份工作，且是做最令人羡慕的将校家的杂务工，因此他的英语突飞猛进，也结交了不少美国朋友。

　　喜爱拳击的我也有缘同驻在小仓的美军司令官之子成了朋友。周末常去他家玩，我的英语也长进了不少。

　　嘴里蹦得出英语来，心里对美国的向往就更不是一点点了。真想去美国啊——我把自己的想法毫不隐瞒地告诉了敷田君，他与我一拍即合。

　　我们把目光对准了外国船来来往往的若松港，兴奋地想，能乘上那些船，就能去美国、去别的地方了——要知道当时出国可不像现在这样轻巧啊。

　　“真想去……”

　　“去！”

　　我们的兴奋变成了决定。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好像只有偷渡了。”

　　正好我的父亲那时在若松港任职。要是通过父亲的话，很简单地就能了解何月何日何船驶往何处，可我又不能向父亲直说。

　　于是找到在父亲手下的工头，问他怎样的船我们可以容身，他说一般都没问题，一旦出航了也不会专为把你们两个赶下来而返回的。

　　我们听得乐不可支。

　　去美国，毫无方向，但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能去就能成，再说语言上也没问题，我们的心情非常乐观。

　　年轻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那个工头悄悄告诉我们说，现在停着的那艘驶往圣地亚哥的船似乎有指望。

　　我们终于等到了它的出航日，兴冲冲地走出去，却被工头拉住了。

　　“少爷，不行啊，若被人知道是我放你们跑的，非被杀了不可，而且至今为止还没有过偷渡成功的先例哪！”

　　我们的美国梦就这样破灭了。

　　此后，敷田君进了九州大学法学部，我想做贸易商便进了明大的商学部，我一直以为敷田会做个外交官的，可他在大二时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后进了神户地方检察院。

　　随后他又被选为留学生进了哈佛——曾经梦想与憧憬的地方。我像自己的事一样为他实现梦想而欢欣不已。

　　他可能没想到我会成为演员吧，正如我没想到他会做检察官一样。

　　敷田后来做了京都地方检察院院长，又活跃在联合国的舞台上。而我们两人只要一见面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两个梦想偷渡的少年。

　　1990年联合国刑事会议在古巴召开，敷田君邀我同往，说要我看看他的工作状况。我想去古巴，也想看看好友的工作情况，但不巧那时正好得去内蒙古，真是遗憾。

　　不过那年还是和他一起去了川越的少年刑务所，向近千人的受刑者打招呼，并为在北丸科学院举行的改造成果会剪彩。

　　敷田说如今想做检察官的人正有减无增，你能不能拍些让大家了解和理解这工作的电影？

　　“拍检察工作并不难，检察官都是一些工作严谨的人。我拍过近200部片子，只有《追捕》是刑侦片，但也不是检察官的工作内容，检察工作的精华如搜查取证等，都是幕后的，而且不宜公开，电影也难以表现。”

　　“看来没希望了。”他有些沮丧。我们商量着，两个人要去旅行，实现小时候的梦想，一路谈天论地，收一本集子……

　　梦，就让它是梦吧，也许那样才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