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山阴县令李钟岳在现场，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被捕后，李钟岳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

　　《民国文献合集·秋瑾篇》载，7月15日子夜，李钟岳提审秋瑾，告之“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谅之也”。当场“泪随声堕”，身边吏役皆“相顾恻然”。

　　秋瑾提出了三个要求：一请作书别亲友，二临刑不能脱衣带，三不得枭首示众。李钟岳答应了前两件。有兵士欲拽秋瑾前行，秋瑾杏眼圆睁，斥道：“吾固能行，何掖为？”及至轩亭口，秋瑾立定，对刽子手从容笑道：“且住，容我一望，有无亲友来别我？”乃张目四顾，复闭目曰：“可矣。”遂就义。县官监斩毕，在肩舆中痛哭以归，路人为之泣下。

　　秋瑾的头颅搁在刽子手的刀下之前，向着世界最后的一瞥，那种目光，一定是母性的，柔情的。她的心中，一定满溢着基督式的悲悯。

　　“琴瑟异趣，伉俪不甚相得”，倘若得遇知己，秋瑾血液里铁马冰河的浓度是否得以稀释？这种畅想，令人心惊，我们无法想象，庸碌在脂粉堆的秋瑾。

　　革命前的秋瑾，冷下心肠，与夫儿划清界限；为了引领女同胞走向高处，她抵制脂粉、嗜着男装……而在生命的倒计时，她恢复成儿女情长的女人本色，作书别亲友，秋瑾的亲情含量从未因革命而锐减；临刑不脱衣带，可见，她的性别意识，并未完全泯灭在男性化的着装与行动中，从头至尾，她都是一位女人，一位美丽的、高贵的女性……

　　这样的遗嘱，令人动容。

　　这样的秋瑾，令人敬畏，更令人怜惜。

　　秋瑾的亮烈，李钟岳为官不灭的人性，呼之欲出，令人激情澎湃，令人信崇真善美。

　　鲁迅笔下的世界，太过夸张的炎凉，令人绝望。

　　和以“革命”为殊荣的秋瑾最大的不同，鲁迅主观意识里，并不以高顶“革命家”桂冠为荣，甚至，有着机警的抵触。

　　1927年，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青年开欢迎会。“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噼噼啪啪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鲁迅以形象的拍手之喻，打破了秋瑾就义的神话，他拂去了罩在秋瑾头上的光环，将秋瑾的主动就义归结为个人英雄主义，是革命党内部对勇于牺牲者的热烈掌声将秋瑾送上烈士的刑台。在鲁迅看来，秋瑾生之意志即掐死于同志手里，她简直就是被同志捧杀的。

　　关于革命，鲁迅有着独特的逻辑。

　　鲁迅所谓的“噼噼啪啪的拍手拍死”显然满含贬义。拍者，接受拍手而欣然“阵亡”者，都是理性丧失的狂热。鲁迅，显然不情愿像秋瑾那样“阵亡”，他的智识，早就跳出了“大愚”的圈子。在他的理念中，艰难地活着，显然能比“赴死”做更多有意义的实事。

　　热血，女性，且美丽、年轻、富有才华，为革命献身，这是传奇。

　　秋瑾的血，牵动着古老民族的神经末梢。秋瑾之死，激怒了中国人，引起公愤民怨。秋瑾的“秋风秋雨”检验了中国人的良知底线——哀婉和抗争声充斥报端。

　　在万马齐喑的旧中国，秋瑾以殷红的血，触痛了麻木的国人，让最无情的人也恻隐，让有良知的人愤慨。她的血，没有白流。

　　12年后，鲁迅的《药》，再次苦涩了读者的眼睛，人血馒头战栗了读者的心灵。革命者夏瑜的血，被华老栓等愚弱者当成了医治痨病的稀奇药引，早早地订购于刽子手康大叔。这是怎样一种悲哀？革命志士试图以牺牲生命缩短革命的时日，却不知，死前，活的躯体里的沸腾热血，却被一大群愚弱痴钝的人引颈觊觎着。

　　在鲁迅思维的显微镜下，狂热的背后，是不尽的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