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波］

　　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

　　［王 波］

　　

　　几乎是一夜之间，31岁的维尔纳·海森堡便让德国人爱恨交加。

　　1933年11月3日，在德国物理学会全体会议上，海森堡从普朗克手中，接过了马科斯·普朗克奖章。这是德国物理学家在国内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6天之后，他又收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的电报——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决定将推迟一年公布的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海森堡，以表彰他“创立了量子力学”。

　　获奖的消息令德国人激动不已，但他们随即被泼了一盆冷水。31岁的诺奖得主通知物理学家斯塔克，他不会参加11月11日在莱比锡举办的群众大会。

　　这次大会由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同盟主办，支持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被视为“德国学术界的示威”。追随希特勒的19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是组织者，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都将参加大会。

　　此刻，他们都无法掩盖海森堡的光芒。海森堡的缺席，不仅造成一次混乱，还在大学生中引发了热议。

　　斯塔克指责海森堡，拒绝参加“教授们对阿道夫·希特勒的致谢”。这是个非同小可的罪名。因为新上台的大学领导在第一学年便宣称：“新德国中的大学是政治性的，是培养政治人才的大学机关，培养出来的人将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为国家服务。”不少教授和学生已经携手成为“希特勒统治下的同志”。

　　海森堡暂时还不在“同志”之列，虽然他和许多“同志”有同样的经历。他需要向国家机关上交父母出生证和结婚证，以确定种族根源。他出国旅行，开始需要政府批准。他还需要在效忠誓词上签名，宣称为领袖和祖国不惜牺牲生命。

　　在莱比锡大学，有青年人警告海森堡，要去扰乱他的课堂。但也有人在夜晚，为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火炬游行，他们按照冲锋队的队形一排接一排地向海森堡的住宅前进。

　　在敬意和敌意的交锋中，海森堡带着母亲悄悄去了斯德哥尔摩，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了诺贝尔奖。在那里，他见到了以前曾一起工作过的狄拉克和薛定谔，他们是来共同领取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关于诺贝尔奖，我觉得很对不起薛定谔、狄拉克和玻恩。”在给老师玻尔的信中，海森堡写道。在他看来，自己的奖应该和玻恩分享，而薛定谔和狄拉克不应该分享一个奖，“他们都配得上得一个完整的奖”。

　　海森堡的想法，对刚刚逃离德国的薛定谔等犹太科学家来说，更像是一种奢望。他们能从希特勒的清洗政策中逃亡，已属万幸。在这种环境中，留守德国的海森堡也无法置身事外。他不仅要应对学界同行的论争，还要应付一些人的政治攻讦，这差不多耗费了他同等的精力。尽管如此，他依然试图“在新德国中保持一种头等的、不受政治污染的物理学”。

　　可惜这个目标终成空想。1934年8月，总统兴登堡去世，希特勒自封国家领袖。斯塔克向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发电报，邀请他们参加一份支持希特勒的公开宣言。海森堡和普朗克等物理学家拒绝了，理由是“科学和政治不应该混合”。

　　但政治很快渗透到科学中。在讲授物理时，海森堡在指名道姓地提到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时，必须同时提到纳粹物理学家的名字。

　　他不久发现这样也行不通。一个纳粹官员直接向组织建议，“集中营无疑是对海森堡先生合适的地方”。考虑到海森堡的国际声誉，组织最终只是给他发来了一个申斥文件。

　　更恶毒的攻击发生在1937年。纳粹分子声称，海森堡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才在半年前匆忙结婚。根据当时的法律，男同性恋被视为犯罪，一旦被判定有罪，将立即送进集中营。

　　这些指控和调查，让海森堡受尽屈辱。甚至在近40年后，幻觉中纳粹皮靴的声音，常常将这个即将去世的老人从沉睡中惊醒，然后浑身冒冷汗。

　　虽然在祖国的遭遇痛苦不堪，海森堡依然拒绝了诸多邀请。1939年夏天，海森堡到美国讲学时，物理学家费米和高德斯密特问他：“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

　　“不，我不能，因为德国需要我。”海森堡回答说。当纳粹政权提出“科学要为战争服务”，要求海森堡负责研制核武器时，他并没有拒绝。他告诉同事，也“可以用战争为科学服务”。这段如今已很难说清楚的历史，也让海森堡饱受争议。

　　德国战败后，海森堡被捕。负责审讯的高德斯密特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到美国和我们一起工作？”

　　海森堡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在他看来，这不是政治原因，也不仅仅是爱国。同为量子力学奠基人的玻恩在流亡英国后，海森堡给他写信说，自己之所以拒绝国外那么多诱人的邀请，是因为“我们是为世人托付给我们的科学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