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国芳

　　7岁还是8岁那年，我们全家寄住在一位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乡家。那是位胖胖的婶娘，宽额阔脸，总是笑眯着多肉的眼，里外慢腾腾地走。衣服上的扣子，很少有系齐整的时候，怀里的孩子，小五儿还是小六儿，总是呜哩哇啦地叫，婶娘也不生气，偶尔拍拍他们胖胖的小屁股，来一句：“臭小子，叫个啥，弄得妈都忘记出去拿啥了。”也是，出去一趟，啥也没拿回来，外面又刮着冷的冬天的风，又乐呵呵地回屋坐到炕沿上继续想。想起来了再出去，想不起来呢，也不急，就从孩子用过的作业本上撕条儿纸，卷上烟丝，有滋有味儿地吸。

　　这个时候，小五儿还是小六儿尿湿了的破线裤，就在地角扔着，散着暖烘烘的腥臊气，淌满口水的围兜兜，东一条西一条，找不到干净的来换时，就去摸早先摘下来的那几条，没有洗，口水却干了，硬。不过没关系，婶娘扯过来，两只手掌揉搓揉搓，接着给孩子系到脖子上。

　　赶上母亲回来看到，就会连着声喊：“这哪行，孩子细皮嫩肉的，不得磨破了。”然后收收捡捡，就把地上的炕上的都拿去洗了。

　　婶娘还是不紧不慢，一边阻拦一边说：“小孩子，哪有那娇气，你看，他们不都好好的吗？长得多肥实。”

　　

　　也是，婶娘一溜儿六个孩子，个个胖乎乎，水灵灵。除了脏点儿，身上味道重点儿，别的还真挑不出毛病。那时候，婶娘也就三十多点儿，不出去工作，就在家带孩子。男人在跟前儿的水泥厂上班，整天套着灰突突的劳动服，一袋子一袋子地扛水泥。活儿脏，也累，上班回到家，常三天两头不能按时吃上热乎饭。倒也不抱怨，自己抱柴生火，嘴里乐呵呵地逗着在身边爬来爬去的相隔仅一岁的小五儿和小六儿。

　　我们搬去住的那些日子，婶娘家更显热闹。凭空又多出四个吵来吵去的小孩子，整个屋子就像个大场院，从早到晚不空闲地繁乱着。婶娘家只有一间住人的屋，一铺大炕，长长的大炕中间，直通通一道木板立到房顶。原是给老人隔的，我们去时，老人赶巧到外地姑娘家过冬了。一到晚上，隔板两边，脑袋挨脑袋地躺一排，紧邻隔板的两个孩子，会伸出小手抓闹，弄出的响声此起彼伏。总是要到很晚，外面的狗叫都听不到了，屋里才会安静下来，沉入梦里。

　　爸妈每天早出晚归，尽可能地多干活儿，想尽早搬出去。“这样给人添麻烦，多不好。”不止一次，我听到他们这样悄悄议论。母亲是个勤快严谨的人，只要回到婶娘家，总是手脚不闲。婶娘见了，总是乐呵呵地说：“不要干了，不要干了，要不，你们哪天走了，小六儿他爸会不习惯呢。”看拦不住，也就由着母亲去。自己呢？照样盘腿坐在炕头儿，把点着的那支烟，有滋有味儿地抽完，然后才去外屋灶间煮大碴子粥。

　　我们借住的那段日子，婶娘家的锅里每次蒸煮的食物都是满满的，虽然说不上多美味儿，却有一种实在的诱惑和温暖。母亲过意不去，五次三番要交钱给婶娘，婶娘每次都是真恼怒：“这人，真是，多放两把米就吃穷了？钱钱的，多见外。”除此以外，再没见婶娘的脸上掉下过笑容，那笑容很松弛，很随意。就像周围凌凌乱乱的一切，天生就该如此一样，做的人没想过究竟，看的人也没觉得不妥。

　　空气暖烘烘地腥臊着，心情自然地放松下来。爸妈的神经慢慢地不再紧张。

　　冬去春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搬家那天，婶娘第一次有了“雷厉风行”。粗着声音指挥男人搬这运那，他们家劈好的烧柴，他们家的酸菜缸，他们家放在地窖里的萝卜土豆……都拿出来充实我们刚刚安起的新家。那会儿，婶娘说一不二，派头儿就像个大将军。

　　后来，婶娘的那半边炕上，一连数年躺了她患上脑血栓的婆婆。擦洗，伺候，端水喂饭，却也未见婶娘脸上的笑容减少过。还是那样，不紧不慢，松弛妥帖。从没听她向人诉过半句苦。

　　当然，婶娘的屋子里，也照样没有利索过，也还照样弥散着温暖浓烈的尿腥气。偶得闲时，她也还会坐下来，搓上一截烟，吸得有滋有味儿。

　　人们一直称奇的是，婶娘的婆婆，炕上一躺数年，直到终了，身上都干干爽爽，未得半点褥疮。“走”时的神情，恬静安详。

　　婶娘的孩子们，依次长大，虽然未见得世人眼中的多么成才，却个个自食其力，过上了饱满的实在日子。渐渐老去的婶娘的屋子里，孙子孙女，熙来攘往，照旧热闹得像个大场院。婶娘的男人，已经扛不动水泥，每天孩子样地围在婶娘身边，转来转去。

　　回头想这一辈子，婶娘很知足。婶娘似乎从来就没有琢磨过利害得失，就像她从来没有精算着时间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婶娘是粗线条的，在有文化的人眼里是不精致的，是没有自己的。可是，粗糙里的那份热度和亲切，却将婶娘的整个人生，包裹得适意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