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佳玮

　　“乘兴而来”的故事，中国人都知道。王徽之在山阴，冬夜见大雪，酌酒，看四处皎然，彷徨，咏左思《招隐》；想起戴逵在剡，连夜坐小船去见；天亮到门前了，转身回家。王徽之说，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事听上去像苏轼夜游承天寺……如果苏轼来个“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造门不前而返，曰：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张”……嗯，感觉这也不像苏轼做的事。当然，也可能张怀民睡着了，苏轼怕落得敲门都不应，便倚杖听江声。

　　王徽之这么做，被《世说新语》列入“任诞”。他的心情不难理解。人做事，三分钟热度，也许天寒下雪，一路赶去时已经不爽，到门前，耐心用完了。但大多数人哪怕耐心用完了，总会寻思“来都来了”，于是顺便见见戴逵吧。而王徽之就是不在意这“来都来了”，这一夜的沉没成本不要了，走。

　　大多数人为什么舍不下呢？1927 年，布鲁玛·蔡格尼克发现，相对于已完成的工作，人比较容易在意未完成的、被打断的工作。这就是蔡格尼克效应。

　　比如苏轼去访张怀民、看月亮，这事完成了，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王徽之雪夜访戴逵，没完成就回去了，大家就觉得有些怪。

　　这种心态也可以用到其他地方。比如，人老了，相比自己所做的，往往会后悔自己没做的。“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相比上面这段痛彻心扉的独白，“真后悔我当初跟她表白了呀”就少得多了。

　　未尽、未完之事总能惹人牵挂，算是人的普遍心理，故此才显得王徽之真是舍得。

　　舍不得的心理自然也有积极的作用。

　　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都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们会先构思好一个小说的结尾，然后编织情节，看故事如何到达这个结尾。这样写起来很有动力。尼尔·盖曼说他写小说的诀窍就是：“写，写完一个，持续写。”吉恩·沃尔夫更干脆：“开始写下一个！”

　　先别前思后想，先开始了再说。除非你恰好是王徽之那样的性情，否则，未尽、未完之事会一直啮咬你，让你自己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