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幸逸

　　哲学意义上的“名”是用以指称某物的符号，这一符号能涵括某物的一切物指。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名”则常常与“实”联系在一起。《经籍籑诂》释“名”曰：“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就是说“名”是使人能分辨“实”的东西。

　　《公孙龙子》里有一段《名实论》，在这段文字中，公孙龙这样定义“名”与“实”：“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则不谓也。”在公孙龙看来，“名”是对客观主体“实”的修饰和限定物，是观念意义上的称谓，具有区分不同事物的作用。这就较客观地定义了“名”对“实”的作用。

　　在“名”对“实”的作用的看法上，儒家和道家则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概言之，道家以老子为开端，几乎都拥护“无名”论，而儒家则自孔子开始，基本赞同“正名”论。

　　道家的老子是最初涉及名实问题的人。“道”的概念便语出《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可以看出，老子在定义世界本源时，认为“道”与“无”是互通的，这构成了他独特的“道-无”本源观。老子不但认为哲学意义上的“无”是高于“有”的，同时也抬高实践意义上的“无”的意义。《老子》第十一章就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因此对于由“无”诞出的名目繁多的“实”，老子也是不屑一顾。《老子》第四十七章说：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显然，老子认为追求“实”就会迷失对“道-无”的认识，故而必须“去彼取此”，抱守道心。他虽然知道“名”对“实”起到区别万物、提示物性的重要作用（《老子》第二十章：“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但因为老子认为万物种类之繁多无甚意义，因此对“名”的作用持有负面评价，也就说得通了。

　　老子抱持“无名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无为思想。《老子》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盖“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第七十三章）天道看似清静无为，实则内有规律法则，而人力干涉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老子认为人的“无为”才是顺应天道的，“有为”则是“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第七十四章）“名”作为智慧的产物，代表着“有为”，当然还是废去的好。老子就这样站在了“无名主义”的阵地。

　　道家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庄子也对“名”表现出强烈的怀疑主义倾向。庄子在《齐物论》里就常质疑人有没有把握所谓事物是非真理标准的能力，他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接着下结论道：“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在这里，庄子否定用二元对立的方法看问题，因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是”和“彼”看似矛盾，却相反相成，二者之间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凡人看问题往往只能窥见一端，而不能见全豹，因此他们各执一词，争辩得面红耳赤，却不知“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道理。在庄子看来，“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世人的争辩只是因为“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这就否定了人为的“名”具有的全称指向的作用。

　　“名”在孔子处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论语·子路第十三》里记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在孔子这里，正名是事关礼乐刑罚兴废的大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谓正名，就是赋予“名”以正当、统一的标准解释，从而达到“正是非”的效果。孔子所关心的“正名”不限于“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春秋繁露》），他更关注那些对重要政治术语作出的名词解释。如《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里孔子给“政”正名为“正”，这就赋予了“政”以“正君身”的标准解释：“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

　　孔子的“正名”不但有着辩同异的客观意义，还拥有别尊卑的礼教功能。这点表现在孔子對“名分”的高度重视。孔子及其注意公侯伯子的爵序，对僭越的行为十分厌恶，所以他对季氏的僭礼大发脾气：“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第三》）盖因“八佾”不仅是一种舞，更具有礼法尊严的意味。

　　儒家另一位重视“正名”的大儒是荀子。荀子的学说兴发于儒法过渡的时代，其名学观念实际上介于儒、法之间。荀子认为无“名”会导致“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荀子·正名篇》）荀子的“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显然是继承了孔子的见解的。不过荀子的“正名”是以民间约定俗成的“名”为基础、依托国家法令的手段实现的，已经较多地偏向维护社会稳定的实用功能，从“名”的制定到“名”的功能，都尽量贴合民间的实际，这也体现了战国末期，国家的政治重心从贵族下移到民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