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陶渊明;《拟挽歌辞》;生命意识
《擬挽歌辞》是中国古代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作。其原为组诗，共三首，是为自己写的丧歌。约作于诗人去世前不久。第一首写死亡，次首写亲朋祭奠后殡葬，第三首写亲朋送葬。三首诗悲情而又不失于旷达，笔势开合之中深饶理趣。从这组组诗中，可以发现陶渊明不仅继承了魏晋以来的挽歌诗的创作传统，而且在思想上更有所突破，这种思想上的突破实际上就是陶氏本人生命意识的体现。
一、诗歌的品读
全诗并不长，现全录于下：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1]14-142
第一首诗集中表现了陶氏的生死观，既有生，便有死，而人死就是“形尽神灭”，徒留“枯形寄空木”。当知道生命是这样一种必然的过程，那么娇儿、良友和是非也就不再成为心上的阻碍。人生一世不过数几十载，无论生前荣耀或是卑微，但“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荣辱没有什么重要的。那么应该怎么面对死亡的虎视眈眈呢，诗人陶渊明没有回答，只点出一句淡淡的遗憾“饮酒不得足”。陶渊明素以爱酒出名，他好饮酒，但不沉溺于酒，也不是用酒来打发生和面对死，而是将酒视作是今生生命的一个外化，面对生命，固有遗憾，但也不悲不喜。
第二首描写祭奠死者之场面，生动刻画出人死之后茫茫然无可之景。陶渊明在这里把视角放在了死者身上，用死者的眼睛去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新奇又有一种黑色幽默感。上首诗既以酒作结，那第二首便自然从酒写起。只不过曾觉痛饮不足的美酒如今已成为墓前虚设，“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美酒依然清冽诱人，然人之已死，已不能再尝，白白负了酒香。不仅如此，在死者看到“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的场面时，却是“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尚为生者时候，稳卧高堂安眠，而今日却独眠于荒冢之间，环顾更是甚觉天地的苍茫，而这就是生死之间的隔阂，宛如一朝离家而去，难寻归期。
第三首写出殡和入葬场景，也是陶渊明传诵最广的诗歌之一。诗的一开头，就展示出一幅寂寥悲恻的秋色图。紧承“送我出远郊”，又铺写墓地凄凉，高坟累累，此刻再有马鸣，悲凉氛围得以加强。“幽室一已闭”，此后的千年便“不复朝”，再也不会打开，就如死者永无法复生。人生最平等的地方，就在于谁也无法回避生，也无法逃脱死。结句乃是千古名句。当前往送葬的人各回其家之后的情景是怎样的呢？诗人分别从送者与死者两个方面写去，送者中有“亲戚或余悲”，亦有“他人亦已歌”，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悲痛也会渐渐淡漠，有的人或许会悲哀得长久一些，有的人却已唱起歌来了。对于死者，无非是寄身在山陵之中，与山陵同化而已，时间永远向前流逝，今日生者，即明日死者，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全诗于凄凉中见真意，而悲哀中见豁达，这也是其之所以能流传千古的缘故。
纵览这三首诗，它们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属于联章叠咏的形式。从过程上，前后相继，叙述葬礼从死亡、入殓祭奠直到送葬的整个过程，构成一个完整的情节;从内容上，三首相联，以死者之口叙述临死之际及死后的所见所闻，构成一个统一的主题，即死亡是一种必然的过程。后一首诗紧随前一首而来，是其进一步的铺展和生发，这种连章体的结构与挽歌的性质相得益彰，既利于叙事的继续展开和更加完善，又能层层渲染情绪氛围，加强抒情性。清沈德潜评：“音调弥响，哀思弥深”[2]210，清方东树评：“气格笔势，横恣游行自在，与《三百篇》同旷，而又全具兴观群怨”[3]123挽歌，即丧歌，或称葬歌，是为死者送葬时挽柩者所唱的歌，后来逐渐成为丧葬礼仪中的一部分。挽歌题材的兴起源于魏晋以来诗歌文学功能的独立和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由于对离乱动荡的社会现实的逃避与超越，文人们逐渐将丧葬死亡等题材赋予了新的意蕴，使之在除葬礼应用的实用功能之外，也成为文人诗歌重要的抒怀题材：“晋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为挽歌，每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袁山松遇出游，则好令左右作挽歌。”[4]421（引自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卷四）。西晋初年的傅玄、陆机也作有《挽歌诗》，因其建立在本身对死亡的理解的基础上，带有自挽的性质，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和抒情性。陶渊明的《拟挽歌辞》亦是采用第一人称，以死者身份描绘死后的各种场景和感受，使全诗笼罩上一种悲凉气氛。但他不止于抒发“含言言哽咽，挥涕涕流离”个体终极悲哀，而是更进一步思考了生命在整个宇宙空间中的价值。
二、陶氏生命观
何为生命意识？生命可以说是“各种目的的总和”，那么生命意识则是个体对此种“目的总和”的观照把握，是对生命流向的深层思考，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发现，对生命价值的自觉肯定。每个人都有生命，但其生命意识的认识却各有不同，通读《拟挽歌辞》三首，可以感到陶渊明对自我的生命更有清醒的认识和自觉的追求，其对于生命的看法，既与社会思潮相关，又与他个人的思想修养有关。
魏晋时期，分裂成为社会的主流，割据战乱频频发生，人民民不聊生，死亡流亡比比皆是。在生与死的冲突下，魏晋时代的人便蓬发了对生命的强烈关怀，也就是“惜生”意识。正如钱志熙先生在《陶渊明传》中提到：魏晋是生命情绪热烈、生命意识自觉、生命思想丰富的时代。……魏晋时代的哲学流派，也以生命哲学的不同而分野。”[6]3032在不同的生命哲学下主导的生命意识，在具体行为上便呈现出种种不同。其一是及时行乐，在《古诗十九首》中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绔与素”（《驱车上东门》）[7]20;其二是立德立功，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轗轲长苦辛！”（《今日良宴会》）[7]6，其三是顺遂自然，陶渊明生命思想的形成，与这个大的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
陶渊明生于官宦世家，他自小饱读诗书，儒家经典自不在话下，在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思想的熏陶下，陶渊明必然把眼光投向社会深处，试图承擔起匡复社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为此他早年到中年多次出任官职。虽然魏晋社会本身固有的门阀制度，及政治上的黑暗污浊注定了他的愿望的落空，但也正是这份家学熏陶下来的风骨，也使得他不屑于放纵自己或是为五斗米而折腰，陷入及时行乐的泥沼，也就自然而然走向了顺遂自然的道路。
在最终选择顺遂自然的道路时，陶渊明是做过一番深切的思考的，这种思考的来源大抵来自老庄之学说，他在《自祭文》提到：“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1]196陶渊明认为，人的产生源于自然造化轮转，或者是说大块，又随天地万物自然而然运行，人禀受大块之气而生，死后必然复归大块，这是自然之理。“自然”这个概念出于《老子》的“道法自然”，指的是世间万物本来具有的且应具有的一种状态，无需任何外在条件和力量存在。陶渊明在继承老庄思想上进一步升华，把“自然”的范畴扩大到“自我的自然”，也即是顺应本性和崇尚自由，此种人生才是一种大美的人生，回归这种“自然”便可以用于消解现世烦恼。“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1]159、“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1]40皆为此意。
魏晋时期，佛教大盛，其中的缘起缘灭，随缘生死的观点也在一定程度影响了陶渊明，但是他并不赞同佛教中的生死轮回观点，他认为人死就是“神灭”，没有什么来生可供依托。在《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文中，陈寅恪先生指出陶氏家族与《神灭论》作者范缜家族皆信奉天师道，虽不能肯定陶渊明的信仰，但应也受到了“神灭”的思想的影响[8]205。此外，他又常常和当时其他名人高士频繁来往，这些人多带着壮志未酬的苦闷与知音难寻的寂寞，故将目光由社会转向自然，追求心灵上的解脱与审美上的愉悦。他们选择归依自然，也就是选择了一切顺其自然，对待生死无喜无惧，这事实上是生命价值的一种全新的确证。
终于，陶渊明思考人生与生命的过程中，把儒家的持己严正，老庄清静自然，佛家的空观悲悯都纳入自己的生命意识中，同时也在时代的影响下认可了魏晋名士玄学中的“自然”与“居常”思想，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命思考：生与死是人类必将面对的终极问题，在面对死亡带来的困惑和挣扎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应，把人生的重点放到生前寻求心灵的安稳和归依上，将有限的生命化入无限的时空之中，全身心融入自然，和自然一体成为永恒的存在。抱着对生与死的独特理解，陶渊明最终采取了“委运任化”的生死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1]36。他认为，在死亡面前应该不忧、不惧、不悲、不伤。简而言之，就是要一切顺其自然。于是“委任运化，顺遂自然”就变成了化解苦恼的一壶好酒，也是面对生死的最高境界。
也正因他的想法是建立在他对社会，对人生和自我的真实感受之上的，所以他没有沉溺于玄虚清谈，或是或沉迷于炼丹以求长生，而是带有一种理性的、自觉的态度用“诗赋”和“散文”记录下来，这种形式使他的生命意识带上了一种唯美而理性的色彩。《拟挽歌辞》便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这三首诗歌借用死者口吻的平静的叙述中，我们并不感到死的格外恐怖，而是感到另外一种别样的和平静美，也正因其愈觉其深藏其中的悲凉沉痛。
在陶渊明晚年写的《自祭文》，进一步说明了：“乐天委分，以至百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这正是《拟挽歌辞》中所体现的陶令死亡观，在面对生死的这个具体问题上，不如把陶渊明的生命意识进一步具体概括为“向死而生”，因为有了对死亡的清醒的认识，有了对生命深刻的体认，方能在生死问题上蓬发出强大的勇气和动人的乐观。这是一种超越，一种生命境界的提升。这种超越是由向往长生久视的生命焦虑到坦然正视人生短暂顺化的跨越，体现了陶渊明对儒、道、佛生命思想的扬弃，融通与超越。
在另一个层面上，陶渊明的这种“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中，其实隐含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生死既是一体，便无畏生死，以本心为皈依，以自然为寄托，而在其中倾注出格外壮健的生命力和热烈的情感，就是陶渊明心中的“猛志”，他在抗争社会和命运的种种不平，但更在抗争这人生的“形”的束缚，“影”的牵绊，而这些就度给他的诗不浅的光焰，让他的诗歌得到了一种超脱于众人的哲理，在魏晋时期脱颖而出，直至后世流传千古。
参考文献：
[1]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35-196.
[2][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63：210.
[3][清]方东树，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卷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3.
[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421.
[5][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9：8.
[6]钱志熙.陶渊明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2：3032.
[7]隋树森编著.古诗十九首[M].北京：中华书局，1957：6-20.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05.
作者简介：
朱钰（1995年生）、女、河北沧州、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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