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红联

　　摘 要：宋人并不反对诗歌主理，但理说得好不好得不得趣却值得探讨。宋诗说理是公认的事实，只是说理的诗可分为两部分。理学家在哲学上追求的最高境界乃“道”与“理”，是一种超越感官的道德本体。闻理或闻道，除了可以通过抽象的逻辑形式表现出来外，“也可以通过感性形式和情感态度表现出来”。

　　关键词：宋代；文论；形象化

　　宋人主理，宋诗也爱说理。严羽说：“本朝人尚理。”宋诗说理是公认的事实，只是说理的诗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如刘克庄批评的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像理学家邵雍的《知人吟》：“君子知人处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出于知则：同乎理者谓之是，异乎理者为之非。”所以冯友兰说：“普通所谓哲学诗，或说理的诗，是将哲学的义理，用韵文等出之。这种所谓诗，严格地说，并不是诗，毫无形象的诗算不上诗。依此，僧人写的不少倡颂由于没有借助形象来说明道理，也算不上诗。蒋孔阳这样批评：“有的所谓‘哲理诗，如佛家的倡语，虽然思想是被装在诗的形式里面的，但因为没有个性，所以没有诗的形象，不能成为真正的诗。”没有形象，单单堆砌义理，这便是说理高谈心性之义，抽象乏味，落入模式，被后世所贬斥的宋人主理的毛病。

　　一、不涉理路，不落言签

　　当然还有一部分诗富有理趣，是宋诗的优点。认识到这一点的宋人爱用“理趣”二字评诗论文，如李堡《文章精义》言：“晦庵先生诗，音节从陶韦柳中来，而理趣过之，所以卓乎不可及。”朱熹乃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诗在南宋较为著名。李堡认为他的诗在形式上模仿正统诗人，但就美学特征而言“理趣”超越前人。如朱熹的《观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诗人以诗来表达他的读书之乐是驾轻就熟，表现出很高的审美修养。运用比兴的手法，以读书为源头活水，通过具体形象的生动描绘以及形象间的有机联系，使读书悟道这件事情有了普遍的哲理意义。如此形象鲜明、富有哲理的好诗，正是富有“理趣”的。

　　宋人并不反对诗歌主理，但理说得好不好得不得趣却值得探讨。严羽对宋诗议论叙理持贬词，说是“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但是时人基本倾向于诗可以言理，只是要言理得趣。刘克庄称赞诗人“深于理学”，作诗“皆关系伦纪教化”，同时又有“高风远韵”，诗体“清拔骏壮”。这实际上也是对诗有理趣的肯定。有理趣的诗，寓道理于情趣之中，讲述道理、发表议论的同时充满诗意情趣，富有艺术感染力；无理趣的诗，抽象地说理布道，漠视诗歌的艺术性，陷入理语的误区。

　　郭绍虞先生把严羽的“以诗说理”但又要“不涉理路、不落言鉴”的说法看作是“理语”与“理趣”的区别，具体分析道：为什么理语不必人诗中？即因理语属逻辑思维，不合形象思维的要求。为什么诗境不可出理外？也即因诗是反映现实的，而理性认识正是感性认识进一步的概括。……实际上理语理趣的分别，禅语禅趣的分别，正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分别。正因诗属形象思维，所以能从形象中说明事理。诗是形象思维的产物，也就能够从形象中显现事理而又不涉理路。对于如何不涉理路，即从形象中说明事理，先生进一步深入分析：怎样从形象中说明事理呢？清代侗尝集杜甫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及邵雍诗“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合为一联云“水流云在，月到风来”，认为“对此景象，可以目击道存矣。目击而道存，不是恰好说明了形象化的作用了吗？正因目击道存，所以诗无达话，可作不同的体会。

　　以形象说理，是理语做不到的，而这正是理趣的基本内涵。通过对具体景色、物候和形象的描摹，寓理于形象之中，泯灭议论痕迹，是说理得趣的基本要求。

　　二、托物言理，拈形示下

　　程颖所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便是对理趣的最好注脚。道属于形而上领域。但要表现得道之乐又需要通过感性形式，也就是“思入风云变态中”，越感性，通过“风云变态”来体悟和直观道。由此可知，理趣是通过感性而又超其本体追求在形上的精神领域。借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现的理念。“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现”是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这是一种感性显著作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其中的“理念”既体现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又体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同时指出“理念”这一概念的在矛盾性，最终把一切主客体归结到他的绝对精神。

　　不管黑格尔对“美”的表达多么绝对的精神，“美”都需要一定形式来“显现”，即艺术的形式。从发生学与形态学上来讲，艺术的形式，是以直接注诉于视觉的方式的直观彰显。那么这种视觉的直观彰显性，就体现在它感性的形象上。同理，作为诗美当中的理趣也需要用感性形象来彰显理念。

　　清人史震林概括：“趣者，生气与灵机也。”鲜活的生机和蓬勃的生气，便是“趣”的精神所在。故托物起兴，赋物明理，使作品具有活泼生动、意趣盎然的形象性，是理趣的基本要求。“理得其趣，须状物明理，不劈空言道；有理无象，虽为至理，亦无诗趣。”钱钟书写道：“顾人心道心之危微，天一地一之清宁，虽是名言，无当诗妙，以其为直说之理，无烘衬而洋溢以出之趣也”；理趣之理，“不使篇中显见”，“乃不泛说理，而状物体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写器用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联者，著述而如见”。

　　参考文献：

　　[1] 温婷婷，张恩普.儒道融合与宋代文论的理论自觉[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04）：22-27.

　　[2] 熊江梅.程朱理学嬗变与宋代文论变迁[J].武陵学刊，2010，35（03）：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