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汝庆

　　元杂剧《东堂老》是秦简夫的代表作。被现行几种文学史或戏曲史论著中列为元代后期杂剧的重要作品，颇受重视。但对这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内容的说法颇有争议。有的认为它着重歌颂东堂老的信义行为，“基本倾向”是“宣扬封建道德”。有的认为剧本通过扬州奴这一形象揭示了“使剥削阶级子弟引以为戒”的“普遍意义”（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刘大杰先生指出该剧的重心“是描写富商家庭生活和遗产制度的罪恶”。近期有一些学者对《东堂老》剧作进行了多角度探究。例如陈建华先生发表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东堂老〉与古典文学中的商人形象》仅仅指出“这一作品较深刻、丰富地表現了商人阶层的生活信念，是一部描写、歌颂商人的作品。当它在传统思想的背景中出现时，显出特异的光彩”等等。

　　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将这部作品当作“道德劝善”、“或浪子回头”的传统主题来解读，未免有些舍本逐末。我们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将这部作品从商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就会发现这部作品还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更为可贵的价值。秦简夫选择商人这个身份来体现道德问题，这本身就有包含了很深刻的思想内涵，至少它一反传统观念中鄙夷商人的态度，透露了对商人道德和价值的肯定态度，并对商人经商期间所承受的艰辛和成功后的经营以及商业规律等方面作了一定描绘，体现了元代社会对商品、商人、商业观念上的巨大变化，展现出元代社会思潮中“商业意识的觉醒”，在文学史上商人形象系列发展中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

　　我国的传统文化是根植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农业文化。自秦以来小农经济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主体。农业生产的稳定决定着封建政权的稳定。因为与农业经营和收入相比，商业经营较为自由，经济收入也相对富裕，因此对于被固定在土地上，多税而长期辛苦的农人来说一旦为商业所吸引，弃农经商，农业劳动力就会大大减少，这样不仅粮食供应会成为问题，而且国家生存的根基也会动摇。同时商人致富还会使社会财富的流向产生变化，不仅影响到封建政权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会让素封之家睥睨王侯，所谓“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再加上商人逐利多有离经叛道之举，违背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准则。所以为了维护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政权的稳定性，历代封建统治者皆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于是在政治、经济、财政上统治者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大力推行重农政策，另一方面则极力地限制或打击工商业的发展。比如秦朝就通过重税政策限制人们去经商，商鞅变法规定：“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而西汉则通过政治上的压制使民不去经商，其政策规定：“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官”；西晋则通过服饰的差异，阻止人们去从商，其条令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很明显这项法规充满了对商人的侮辱。

　　统治者农本商末的社会经济政策定位及在各个领域中对这一政策的强化，不仅大大抑制了商业的发展，也使得商人社会地位低下，被列于四民之末，还使得整个社会的商业观念表现为抑商、贱商和轻商。而科举制的实施所形成的人们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价值观念的高蹈，则更是强化了人们抑商、贱商的商业观念。

　　文学受这一观念影响，也带有强烈的抑制、贱商意识。具体来说，在对待商人的态度上常常是持之以贬抑、嘲讽和谴责；在对待商业活动的态度上亦多持否定，不敢公开地表现经商致富的自豪；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也大多是批判，不能客观地为金钱的作用正名，更不敢表现出对金钱的追求。

　　元杂剧《东堂老》则通过写富商赵国器在临终前将他的儿子扬州奴托付给好友李实（东堂老），但扬州奴在父亲死后肆意挥霍，把家财败光，沦为乞丐。艰苦生活的磨练，使他痛改前非，变得勤俭刻苦。最后，东堂老把赵家的产业交还给扬州奴的故事。诚然，剧本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扬州奴“败子回头”能引出俭成奢败的教训，也表彰了东堂老的信义行为。但剧本始终贯穿着更深刻、更值得重视的思想内含——作者对商人阶层的认可。

　　到了市民思想有了大发展的明代，商人终于扬眉吐气，得到了世人的理解与正视。《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小商贩秦重不但获得世人的尊重，更独得美女的青睐。二拍中也有对商人追求财富的肯定，清代小说《镜花缘》中还充满了对商人艰苦跋涉的商旅生活的同情。《聊斋志异？黄英》，更是把商人与不事生产，迂腐清高的书生做了对比，使商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尽管如此，文人们的眼光依然只是专注于商人的人品道德，对商人的赞扬或批判都是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进行的，如《醒世恒言》中施复等人的经商成功只是他拾金不昧高尚情操的回报：同样，经商失败也是由于商人的道德缺失所造成，如《太平广记》中庐陵商人龙昌裔囤积粮食，居然到庙中求神祗一月不雨以图谋取暴利，结果被雷电劈死。而秦简夫笔下的商人则淡化了这种伦理色彩。他直接描写商贾的利义皆守、艰辛经营、经商能力和锲而不舍的坚强意志做出了肯定。

　　可见，在对商人态度的转变过程中，秦简夫的《东堂老》显然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成为商贾形象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东堂老》这种重商、颂商思想的形成无疑与元代经济发展有重要关联。元朝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的繁荣，作为对生人态度持肯定态度的《东堂老》剧作也应运而生。剧作对商业、商人意识的觉醒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这个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种商业及商人意识的觉醒又使得世人对商人、商业的审视从贱视、鄙弃、居高临下走向了客观、真实，平视和肯定。将这种变化施之于文学创作，便有了元杂剧中传统商业价值观念的转变。由此《东堂老》的出现，体现了元代商业意识的觉醒，这对我们民族、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