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西部汉语散文凭借其独树一帜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坛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和众多文学思潮的影响，西部汉语作家积极走进民间，挖掘民间智慧，书写了优秀的民间文化，进而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西部汉语散文的书写对象之一，西部手艺人凭借其意蕴深厚的形象特征而活跃在西部汉语作家的笔下。本文大量查阅了以手艺人为描写对象的西部汉语散文作品，对其进行归纳和整理;同时，本文试图运用人物形象塑造理论与散文创作理论对西部汉语散文中手艺人形象的描写类型与意义进行分析与阐释。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工业化”浪潮、“寻根文学”思潮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下，众多西部汉语作家主动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挖掘能够表现和反映西部精神文化意蕴和审美风格的象征事物，以此来反映西部社会里的民间智慧和精神力量，进而丰富和发展人们的精神品格。与此同时，西部汉语作家敏锐地观察到西部手艺人形象特征中的“西部”烙印可以作为西部精神的象征符号之一，并能够以自身的发展特点反映西部社会的整体情况。因此，众多西部汉语作家创作出大量以手艺人形象为书写对象的散文作品。
在西部汉语散文中，手艺人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与作用。一方面，作为线索作用，西部手艺人形象的形成过程积极推动了西部汉语散文叙事的发展；另一方面，西部手艺人凭借其自身的形象特征，表现了西部民间社会特有的审美特征、精神价值，等等。那么，在西部汉语散文中，手艺人形象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呢？本文认为在西部手艺人形象的塑造上，西部汉语作家运用了各种各样的塑造方法，集中反映为对西部手艺人的语言描写、动作描写以及服饰描写，下文将具体分析这三种塑造方法及其意义。
一、诙谐幽默的西部方言描写
语言美历来是散文写作的重要特征，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阐释，如唐代的刘知己认为散文语言应该“言语近真”[1]，再如冰心散文因语言的蕴藉美而著称，等等。而西部汉语散文中的代表作品大都有鲜明的方言特征，体现了西部的方言美。更值得指出的是，西部汉语散文在进行手艺人形象塑造时也采用了大量的西北民间方言，以期突显西部手艺人形象的民间性和独特性。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2]。显然，西部汉语散文创作也深谙此道。它通过运用西部方言生动逼真地表现出西部地区手艺人独具特色的民间文化和生活方式，塑造出个性鲜明的手艺人形象，进而反映了生活在西部大地上的手艺人群体身上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背后的风土人情。（一）突出手艺人个性的西部方言描写
西部汉语散文中的方言类型多而繁杂，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对西部手艺人形象、西部乡土气息和风俗民情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表现功能。从我国方言分布而言，西部地区人民群众所使用的语言属于我国七大方言分区中的北方方言，其中包括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等两种语系，各语系体现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性格特征。西部汉语作家正是抓住了西部方言的特点，从语言描写出发塑造了个性鲜明的西部手艺人形象。一方面，西部汉语散文中的汉语音译借词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西部手艺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现状，从而突出了他们的个性特点。就西部汉语散文中的汉语音译借词而言，主要囊括西部人民的生产工具、日常用品、人物姓名及称谓、日常用语等方面，具体表现为：第一，生产工具类，如坎土曼；第二，日常用品类，如恰衣耐克（茶壶）、阿不吐瓦壶（洗手壶）；第三，人物姓名及称谓，如艾山江、尼加提阿卡、巴郎子（小伙子）、穷吾斯达（高级师傅）；第四，日常用语，如亚克西（好）、亚克西木思子（你好吗）等。
比如，在《尼加提和他的铜作坊》一文中，作家张瑛大量使用了音译借词来塑造手艺人尼加提的人物形象。首先，作家张瑛多次使用恰衣耐克、阿不吐瓦壶等音译借词来代指茶壶或洗手壶等工艺品。这些音译借词不仅使散文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而且还极力突显了散文记述生活流信息的真实性等特征，进而增强了手艺人尼加提身份的真实性。其次，在文中，主人公尼加提使用汉语与作家进行交谈时，张瑛注意到尼加提在交谈中多次穿插使用热斯（是的）、恰达克要克（没错）、阿不吐瓦壶（洗手壶）等音译借词，表明尼加提的说话方式是“汉语+维吾尔语”的表述模式，也以此真实地体现了人物语言符合社会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此外，在文中，作家张瑛并未提及尼加提的学历及如何学会了汉语，但文中尼加提主动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与作家进行交谈的行为，不仅表明他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还表现出他因知“我”不懂维吾尔语，所以尽量选择用汉语与“我”交谈的一种善解人意，通过这样的描写，作家表现出尼加提身上开放进取、与人为善的性格特征。第三，作家通过记述与尼加提的对话表现出尼加提幽默风趣、与时俱进的性格特点。如在文中，尼加提把阿不吐瓦壶（意为洗手壶）的底子漏了中的“漏了”说成“路了”；再有，作家在文中记述道，尼加提不仅打算将传统手工与机械相结合，还要将其手艺都传给“巴郎子”（他的徒弟）。在这段描写中，“路了”这两字表明尼加提的汉语水平有待提高，但这些偶尔的发音“失误”恰恰揭示出尼加提性格中幽默风趣的一面；而引进机械与传手艺给巴郎子等行为则表明尼加提重视手艺创新发展和传承的文化心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张瑛在塑造尼加提的形象特征时，善于抓住尼加提语言中最为突出的方言特点进行多方面的对话描写，从而达到突显尼加提幽默风趣、与时俱进、善解人意的性格特征的写作目的。与此同时，以上关于尼加提语言中的方言描写，不仅符合尼加提作为新疆乡村手艺人的身份特征和地域特征，也是作家熟悉新疆方言并对尼加提的生活进行细致观察的具体表现之一。
另一方面，西部汉语作家通过饶有风趣、鄙俚浅陋的方言，塑造出手艺人为人真诚、快人快语、质朴实在的性格特征。如在《一代匠人》一文中，作家张景祥写道“村里人都说皮匠是一个很日能的人”[3]，以及当皮匠被众人问及为何不传手艺给八个儿子时，皮匠表达道“该撂的东西就要撂掉，留下也是骟马的垂子——闲的”[4]。在这篇散文中，“日能”是有本事、有本领的意思，作者用“日能”二字，形象传神地概括出皮匠高超的手艺本领；而“该撂的东西就要撂掉，留下也是骟马的垂子——闲的”的表述，则突显了皮匠性格特征中果断的特点。除此之外，在《崔木匠》一文中，作家张景祥也通过方言俗语塑造出崔木匠的幽默风趣的性格特征。首先，作家为了表现崔木匠做棺材舍得用料且棺材结实耐用的特点，写到崔木匠做的棺材“十六个小伙抬起来都打拐拐”[5]，从侧面形容了崔木匠的高超的手艺水平。其次，作者运用方言绘声绘色地展现出崔木匠幽默风趣、快人快语的性格特点。如老光棍因为某谜语认为崔木匠是一个“怪怂”，崔木匠反驳说“老光棍是干稔子羼油，怪到家了，我说的谜语是拉大锯，他拐到日勾家弯里去了”[6]。作家通过对崔木匠话语的记述，加深了对崔木匠快人快语、幽默风趣性格的描述。第三，村里人虽然称赞崔木匠的手艺，“也损他，说他是个抠怂”[7]，以及“崔木匠的确抠得很”[8]。作家通过一个“抠”字传神地描写出崔木匠小气、不大方的性格特点。而崔木匠“抠”的背后是他要承担一家老小的开支，因此他不得不“抠”，作家也以此来体现崔木匠勇于承担家庭责任的担当意识。
总之，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西部汉语作家在塑造手艺人形象时，往往善于抓住他们对话中“有特色的谈话”[9]，从而利用这些个性化、粗俗化的方言突显他们形象中的民间性。同时，这些粗俗化的方言俗语也是西部汉语作家根据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综合考虑而创作的结果。他们不仅需要考虑到手艺人身处西部乡村社会结构中，还要注意到西部手艺人要时时地与各色各样的买家打交道。因此，西部手艺人不太可能说出文绉绉的长篇大论。相反，这些粗俗易懂的方言更符合西部手艺人身上的社会属性以及地域属性，从而达到塑造西部手艺人个性化的形象特征的写作目的。
（二）展现西部乡土气息的西部方言描写
一方面，西部汉语作家在散文中通过表现西部乡土社会中指代特定事物的方言生动反映了西部地区的乡土生活。其中，在西部汉语散文中，西部汉语作家集中运用如“炕围子”“坎土曼”“巴扎”等方言词语，这些方言词语形象地展现了方言叙述中的西部生活细节。例如在《乡村老画匠》一文中，作家许淇通过描写老画匠与陕北油“炕围子”技艺之间的生动故事，塑造出老画匠热爱手艺的特征；又如，在《最后的铁匠》一文中，作家刘亮程不仅描绘出坚守手艺、热爱铁匠手艺的铁匠形象，还通过新疆方言展现出新疆乡村的乡土气息，如“当农民们顶着烈日割麦时，铁匠已转手打制他们刨地挖渠的坎土曼了”[10]；再如，在《小巷绝活》一文中，作家在描写新疆民间传统技艺时，更是多角度运用了西部地区的各类方言，比如“今天是巴扎天，我正逛在吾斯塘博依小巷里”等[11]。其中，“炕围子”是陕北窑洞、房屋住室里炕围周边的一种绘画装饰图案。它不仅具有美化装饰的作用，还是陕北人民群众审美意识的表现。“坎土曼”是一种农具，普遍存在于新疆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中，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巴扎”意为集市、农贸市场，遍布新疆城乡。这些来自西部乡土社会中的特定方言通过文中手艺人与其他人的对话，生动呈现出西部地区的乡土生活。通过这些西部方言，不难看出这些指代西部地区特定事物的方言，是西部汉语作家对西部现实生活的一种客观呈现，也是西部汉语作家“写实性”创作原则的具体表现。西部汉语散文中所表现出的这种“真实性”，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西部乡土社会的现实面貌，更使得西部手艺人的形象更加立体化、真实化。
另一方面，西部汉语散文中的地名和人名等方言词语真实反映了西部地区的乡土风貌，进而也体现出西部人民群众对事物的认知和观念。这类方言词语在西部汉语散文中主要表现为“巴郎子”（小伙子）、“穷吾斯达”（高级师傅）、窝约（对小狗的爱称）、艾山江、尼加提阿卡、库车、喀什等方言词语。例如在《尼加提和他的铜作坊》一文中，作家张瑛不仅描写出尼加提身上丰富独特的性格面向，还真实生动地再现出其所经营的铜作坊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近况。比如作家张瑛在文中提到尼加提阿卡是做茶壶的穷吾斯达（高级师傅），他的茶壶通过专卖店可以卖到欧美、日本等地；又如在《工匠之乡》一文中，作家马丽华也多次使用西部方言来表现手艺人的言语特点。她在文中写道，“‘窝约’，是藏语里对小狗的爱称，取这样的名字是为好养活”[12]；再如，在《最后的铁匠》一文中，作家刘亮程也多次使用新疆地理名词反映新疆真实的乡土生活，如“在库车，麦芒初黄，铁匠们便打好一把把镰刀，等待赶集的农民来买”[13]。
总之，在西部汉语散文中，西部汉语作家运用了大量的西部地理专有名词和人物姓名的词语，从而使西部汉语散文凭借其地域特征增强了西部手艺人身份的真实性和地域性，进而在文中营造了浓厚的西部社会的乡土气息。
（三）反映西部风土人情的西部方言描写
第一，在西部汉语散文中，西部汉语作家常常借助特定的方言表现西部地区的婚事习俗。例如，在《崔木匠》一文中，作家张景祥通过崔木匠做的手艺活反映出蒲秧沟红白喜事的相关风俗。其中，作家在文中写道“村里的张五，三十好几了，好不容易寻下一门亲事，要打一张床，崔木匠满口答应，按时把床打好。张五手头紧张，提着一条子大肉去见崔木匠，想结完婚再付床钱”[14]。在这段文字中，首先，“寻”和“打”是西部方言动词。这两个短语共同反映了蒲秧沟的婚事习俗。众所周知，在我国传统观念中，一般认为定亲、准备新婚家具是婚事中的重要环节，而准备新床更是此环节中的重中之重了。其次，“一条子大肉”中的“一条子”是一块的意思，而张五试图用“一条子大肉”来延迟付床钱的行为，在散文叙事中主要表现了他自知理亏，所以用一条子大肉来弥补崔木匠的心理。同时，作家张景祥也以此事件反映了西部地区人民群众在社会交往中的相关地方习俗。在西部民间社会中，人们往往试图通过赠送“礼物”的环节来表达内心的某种情感或心理活动。第二，在西部汉语散文中，西部汉语作家还通过叙述西部地区的习俗表现，反映西部乡土社会中的习俗文化，同时也体现了西部民间习俗文化与其他地方具有相似之处。例如在《崔木匠》一文中，作家张景祥通过崔木匠做的棺材手艺活反映了西部地区的“治丧”习俗，从而体现了西部民间丧事的相关习俗文化。比如，作家张景祥在文中写道“崔木匠做的棺材，一般都是十公分的板材。孝子再有要求，他还会上十五公分的板材。这样的板材做出的棺材，十六个小伙抬起来都打拐拐”[15]。棺材是我国丧事习俗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象征物件之一，它不仅是亲人对逝者尊重、想念的象征物，也是逝者身份尊荣的代表；而“十六个小伙抬起来都打拐拐”一方面表现了崔木匠做的棺材用料舍得、质量过硬，还表现出孝子对逝者的尊重和想念。
最后，在西部汉语散文创作中，作家还通过特定的俗语表现出西部特定地区的地方习俗。比如在《毡匠》一文中，作家羊羽讲述了家乡毡匠的故事，其中特别提到了家乡人们对毡匠这份职业的推崇和热爱，甚至村里还出现了关于毡匠的俗语“娃娃还没生，准备个羊毛弓”[16]。在某种程度上，这句俗语说明了西部特定地区的民间对擀毡手艺的推崇，同时，也反映出当地人在择业倾向上的地方习惯。
总之，西部汉语散文对西部地区民间习俗的描写，既是西部汉语作家通过文学语言表现西部形象的具体言语实践，也是西部汉语作家塑造西部手艺人形象中“民间性”性格成因的重要写作策略。
二、张弛有度的行为动作描写
行为动作描写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法之一，是指“通过人物富有特征性和典型意义的行为动作”[17]的描述而展现人物性格和揭示人物的行为动机与思想感情。在西部汉语散文中，作家们往往通过对手艺人动作行为的描写，塑造手艺人的性格特征，突显手艺人高超的技艺水平，并表现出手艺人对手艺活所倾注的感情。（一）表现手艺人高超技艺水平的行为动作描写
一方面，西部汉语作家通过手艺人做活时紧张、精彩的动作描写表现了手艺人高超的技艺水平。如在《磨刀人》一文中，作家鲍尔吉·原野描写一位游走于大街小巷的磨刀人，通过多维度的描写塑造了他手艺精湛的形象特征。在文中，作家鲍尔吉·原野详细描述了磨刀人的工作过程。只见磨刀人在接到活后，将随身携带的板凳放下，倒骑于板凳上，手沾茶缸里的水并滴于刀上，便唰唰地磨起刀来。这一过程可谓是行云流水，毫不拖沓。在这段描述中，作家鲍尔吉·原野通过“倒骑”“手沾”“唰唰地磨”等动作行为，既突显了磨刀人利索、高超的技艺，又通过这些动作词语表现了他的手艺工具简单的特点，仅有板凳、茶缸等工具。同时，这段对磨刀人的动作描写也符合他作为一名流动手艺人的身份特征。另一方面，西部汉语作家还通过对手艺人做活时轻松、悠闲的动作描写来反面衬托手艺人精湛的技艺水平。比如在《小巷绝活》中，作家刘学杰通过对配钥匙师傅艾山江为波音737客机配钥匙的动作描写，表现了他手艺的过人之处。比如他面对机长在钥匙毁坏后焦虑万分的情绪以及对他本人技艺的怀疑时，并不急于解释，而是哼着喀什小曲，对钥匙又砸又矬又磨。伴随着他丁丁当当、比比划划的动作节奏，机长烟还没抽完，他就把闪光发亮的新钥匙给了机长。从作家刘学杰对艾山江配钥匙动作描写中的“哼着喀什小曲”以及“砸、矬、磨”等动作中，我们不难看出配钥匙师傅艾山江在做活时悠闲、轻松的状态。同时，作家通过机长对艾山江技艺水平的怀疑与机长的烟还没抽完、新钥匙就交给了机长形成的鲜明对比，衬托出艾山江手艺的高超。再如，在《制陶匠》一文中，作家王族通过对制陶匠为陶器上色时的动作描写，表现出手艺人悠闲放松的精神状态，进而结合作者对瓷器的赞美共同表现出手艺人高超的技艺水平。在文中，作家写道，只见“有一个中年汉子坐在陶碗中间慢慢为碗上色，看他悠闲的样子，不像是在干活，而是把玩着什么”[18]。在这段对制陶匠的动作描写中，作家运用“慢慢”二字将制陶匠为陶碗上色时悠闲、轻松的精神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反面衬托的手法极大强化了对手艺人高超技艺水平的描写。
（二）突显手艺人重视手艺活的心理动作描写
在西部汉语散文中，作家通过对手艺人行为动作的细微描写，表现了手艺人群体对手艺作品的重视态度，进而表达了手艺人们对手艺活所倾注的情感。比如，在《尼加提和他的铜作坊》一文中，作家张瑛写道，年轻的铜匠“将他的杰作轻放在木柜上，轻放在一个装入葫芦，色泽凝重的壶边上”[19]。其中，“轻放”两字表现了年轻铜匠正在用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对待作品，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作品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倾注的个人感情。同样的，在《皮匠》一文中，作家张景祥描述了皮匠为谋生计而四处流浪至新疆蒲秧沟，并将一家老小都带到蒲秧沟生活的情形。其中，在皮匠初到蒲秧沟时，作家张景祥详细描写了皮匠看到各种皮子被虫蚀了时的动作。只见皮匠初见皮子时，双眼立即放出光来，像见到宝贝一般；而当他翻看一张张被虫蚀的皮子时，忍不住地叹息，连说可惜了。在这段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皮匠十分重视皮子的态度以及为被虫蚀的皮子感到惋惜的感情。作家张景祥通过对皮匠的动作描写而反映了皮匠的心理表现。
总之，西部汉语作家通过对手艺人的行为动作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揭开了手艺人行为动作背后的情感和意义，进而达到丰富并深化手艺人形象塑造的目的。
三、意蕴深远的西部服饰描写
“人物服饰作为塑造人物的一种重要手段发展起来，以显示人物的身份、地位、修养、气质等与个性相关的内容。”[20]因此，服饰作为塑造人物的象征符号，常常被作家们拿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现人物性格，等等。而在西部汉语散文中，西部汉语作家也试图通过描写手艺人的服饰着装来表现西部手艺人的性格特征、心理情感的变化，等等。通过分析西部汉语散文对手艺人的服饰描写，可以了解西部手艺人的性格特征、心理特征、身份地位，乃至人物命运。在西部汉语散文中，西部手艺人的服饰描写主要集中在他们的工作装、日常便装及重要场合的特殊服饰等这三方面，其中包括手艺人的围裙、毡帽、裙子、棉衣、棉裤、中山装等服饰。在研究范围上，本文中的服饰是指广义上的服饰，意在探究西部汉语散文中的服饰描写对手艺人形象塑造的作用与意义。（一）突显西部手艺人外貌的服饰描写
服饰描写作为塑造文学作品中人物外貌的文学创作手法，可以“彰显个性化的外貌”[21]，可见通过分析西部汉语散文对手艺人的服饰描写，可以反映西部手艺人的外貌特征。例如，在《制陶匠》一文中，作家王族主要描写了制陶匠一家的工作生活，其中，作家尤其关注到制陶者的女儿。当作家看到“他的女儿正在翻着晒在院子里的陶碗，鲜艳的艾德莱斯裙子显得格外悦目”[22]，并得知这位少女的工作十分辛苦后，不禁发出“可千万别让这个少女老是弯着腰干活，她身上的美应该得到更多的展示机会才对”[23]。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家通过描写制陶少女那“鲜艳的艾德莱斯裙子”，为广大读者描绘出一位亭亭玉立的制陶少女穿着传统服饰在工作时的具体情景，也为广大读者对制陶少女的样貌留下了想象空间。与此同时，作家试图通过少女身上的“艾德莱斯裙”的民间传统服饰来指明新疆民间的服饰习俗，从而展现出新疆手艺人形象中的民间性。无独有偶，在《乐器村，小刀县》一文中，作家朱又可走进喀什地区疏勒县，记录了名为“乐器村，小刀县”这个地方传统乐器制作的相关情况。作家朱又可描写这里乐器制作工艺学习传承的模式是“乡政府组织+民间艺人教授”组合的形式，学徒多是青少年为主。此外，作家朱又可在文中生动刻画了一位学习乐器制作的学徒。他是一位只有八岁的小巴郎，他的“裤带吊着，裤子拉链也没有扣好”[24]，但他打起手鼓来却有一种“凶狠的激情”[25]。在作家对小巴郎的服饰描写中，他的着装状态生动细腻地展现出学徒穿衣不整洁、随意的着装习惯，但这种着装习惯又与他打鼓时的激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突显学徒小巴郎打手鼓时神采奕奕的精神气质。此外，文中对小巴郎着装习惯的描写，不仅符合新疆乡村小巴郎的身份特点，还反映出这位小巴郎的身份与所处的现实生活逻辑相符合的创作原则。
（二）烘托西部手艺人心理的服饰描写
“服饰体现着非语言的语言符号象征功能。”[26]它作为一种特定符号能够反映出“人们的审美追求、心理特点等这类内部特征”[27]。而西部汉语作家在塑造手艺人形象时也表现出了这一倾向：西部汉语作家们往往通过描写手艺人的服饰来表达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态度。例如，在《乡村老画匠》一文中，作家许淇塑造了一位热爱手艺的匠人形象。其中，作家许淇在文中共对老画匠的服饰进行了三次描写，分别表现出老画匠在三种不同环境下的情感态度。作家许淇第一次通过描写“老画匠那涂满颜料油漆的破衣，已经梆梆硬”[28]，点明了老画匠的职业，刻画出一位身处逆境、生活窘迫的画匠形象；第二次的服饰描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村中杨小二和众人一起敲锣打鼓请老画匠为自己的新房子粉刷，“老画匠一听，十分兴奋，忙换上新置的红绒衣、蓝袄裤、堂堂皇皇跨进新屋，只费两个小时，就将四壁刷得又齐崭，又亮堂，并且垩粉点滴不沾身”[29]。这里的“红、蓝”民间配色细腻地传达出老画匠内心的喜悦之情，也将老画匠在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那段无活可干的惨况后能够重拾手艺这种兴奋的情感表现得惟妙惟肖；第三次是老画匠的儿子从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之际回家采风时见到老画匠时的服饰描写：“儿子见爹扎一块羊肚巾，蓝套袖白围裙还来不及脱下，新配的一幅黑框老花镜架在鼻梁上，头发全白了，脸色却红润多了，腰背挺直了些，比前更强壮了。”[30]这段服饰描写是作家通过学成归来的儿子的双眼观察得到的，其中的“羊肚巾”“蓝袖套白围裙”既表现了老画匠穿着干净、得体的形貌特征，还体现出他在加入合作社后依靠手艺过上幸福生活的精神满足感。此外，“羊肚巾”“蓝袖套白围裙”等服饰，作为陕北民间的传统服饰，无疑也突显了老画匠外貌形象中的一种民间性。此外，在《银匠》中，作家鲍尔吉·原野通过多次对银匠云登扎布的服饰进行描写，生动逼真地刻画了一位慈眉善目、待客周到、生活简朴、重视荣誉的老者形象。作家初见银匠云登扎布时，只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穿着一件“厚厚的毛哔叽中山服”[31]，一看就是为了迎接贵客而专门穿上的。接着，众人在银匠家吃饭时，作家鲍尔吉·原野写道，银匠云登扎布因天气太热而脱掉中山服露出他身上那件“带许多小窟窿眼的白背心，上印红字：海日苏灌渠大会战——1972”[32]。最后，当银匠拿出某商人曾经给他的一个盘子和证书，又通过作家意外得知自己制作的银马鞍被阿布扎比的穆法塔酋长收藏，并且将在酋长死后，要捐给世界教科文组织后，作家鲍尔吉·原野写到银匠云登扎布“嗖地下炕”[33]，并重新穿上那件“厚厚的毛哔叽礼服”[34]。文中第一次对银匠服饰的描写，不仅塑造出一位重视礼节的老者形象，还表现出一位生活贫困，在重要场合没有可穿的合适衣服的手艺人形象；文中第二次对银匠云登扎布的服饰描写则表明银匠生活简朴的品质；文中对银匠云登扎布为了拍照再次穿上不适合夏天的中山服的服饰描写，不仅表明银匠对荣誉的重视之情，还表明银匠因自己的银马鞍获奖而产生兴奋与自豪之情。
总之，在西部汉语散文中，西部汉语作家对西部手艺人服饰的描写，既是西部汉语作家文学创作中“非虚构性”的表现，也是西部汉语作家深入了解观察西部手艺人生活的结果。
（三）反映西部手艺人现实境遇的服饰描写
服饰具有意象象征功能，是中国传统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服饰能够反映出“人物的职业、身份、地位等等，还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社会文化状况”[35]。在某种程度上，西部手艺人的穿着打扮是其身份特点、现实境遇的表现。而西部汉语作家在塑造手艺人形象特征时，大多注意到西部手艺人的穿着打扮，并以此揭示手艺人穷困窘迫的现实境遇。首先，从服饰颜色上看，西部手艺人的服饰大多是黑、白的颜色。比如在《铁匠》一文中，作家鲍尔吉·原野笔下的铁匠穿着白帆布且带有众多星星般窟窿的围裙；同样的，在《皮匠》一文中，作家张景祥描写了一位穿着肥大且臃肿的黑棉裤、黑棉袄的皮匠形象。从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角度来说，西部汉语散文中对手艺人服饰的描写，反映出西部手艺人的服饰颜色单调且样式单一的特点，表现了西部手艺人窘困的现实生活状况。与此同时，西部汉语散文中对西部手艺人的服饰描写，是西部汉语作家基于个人经验以及对西部现实生活的观察而进行的创作，可视为西部汉语作家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原则的一种表现。
其次，从衣服的破损情况来看，手艺人的服饰具有破损严重且使用率高的特点。比如，在《磨刀人》一文中，作家鲍尔吉·原野塑造了一位走街串巷的磨刀人。他虽然“围着脏帆布的围裙”[36]，但干起活来却干脆利索。又如，在《银匠》一文中，作家鲍尔吉·原野塑造一位重视礼节和荣誉的老者形象，文中多次提到银匠那带有许多窟窿眼的白背心。再如，在《乡村老画匠》一文中，作家许淇充分展现了老画匠一生与手艺活之间的点点滴滴，从而塑造热爱手艺、不断追求技艺创新的画匠形象。其中也多次提到老画匠那件涂满颜料油漆的破衣。这些服饰描写的片段中，磨刀人服饰中的“脏”、银匠白背心上的“窟窿眼”以及乡村老画匠的“破衣”都形象逼真地再现了手艺人服饰破损严重的情况，也表现出手艺人对自身工作常服使用率高、不舍丢弃的情感倾向，从而表现出手艺人生活困难、经济拮据的现实状况以及勤俭持家的家庭美德。
最后，手艺人对服饰的态度，表现了手艺人生活简朴的现实状况。比如，在《银老师》一文中，作家鲍尔吉·原野描写的银老师是一位木匠。在他为众宾客演唱期间，他曾透露他的新上衣和新裤子不能同时穿的穿衣原则。究其原因，是因为小时候生活苦，现在新衣一起穿在身上，仍然会觉得难受。通过银老师的新衣穿戴原则，折射出银老师小时候家庭困苦的生活经历，现在依旧保持着俭约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他生活简朴的品质。
总之，西部汉语散文对手艺人服饰的描写，既是西部汉语作家立足现实，真实客观地再现手艺人形象的文本实践结果，也是作家以手艺人外在的服饰描写揭示手艺人内在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品质的一种书写策略，从而达到借助服饰共同构建手艺人性格特征的写作目的。
结 语
在本文中，笔者对手艺人形象的描写方法及其意义进行探究，总结归纳出西部汉语散文中手艺人形象的描写类型与意义。主要包括诙谐幽默的西部方言描写、张弛有度的行为动作描写以及意蕴深远的西部服饰描写等三方面，完成对西部散文中手艺人形象的分析和阐释。首先，在诙谐幽默的西部方言描写中，主要论述了西部方言作为手艺人形象塑造中的重要符号，对手艺人形象的塑造究竟发挥了何种具体作用。经过探究，笔者认为，其作用主要包括突出手艺人个性、展现西部的乡土气息，以及反映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部方言中的汉语音译借词对塑造手艺人形象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在张弛有度的行为动作描写中，主要通过论述手艺人的动作行为表明手艺人高超的技艺水平以及对其手艺作品的重视态度。最后，在意蕴深远的西部服饰描写中，主要阐释了服饰在手艺人形象塑造中的重要意义，主要包括突显手艺人样貌、烘托手艺人心理以及表现手艺人的现实状况等意义。
总而言之，在西部汉语散文中，众多西部汉语作家对西部手艺人的方言、动作行为以及服饰进行了详细描写，从而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手艺人形象，进而反映了西部手艺人形象特征中的“民间性”以及西部社会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与此同时，西部汉语散文对这些描写类型的运用，既是西部汉语作家基于个人经验以及对西部民间社会细心观察的结果，又是西部汉语作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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