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献礼”为主题的2019年国庆档电影可谓佳片不断，好戏连台。以专业硬核吸睛的《中国机长》与《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一起，共同铸就了“史上最强国庆档”的辉煌与荣耀。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中国机长》，以现代灾难片的艺术形式彰显了主旋律电影具有的艺术张力。这部影片不仅带给亿万观众一场激越的视觉盛宴，更向国人传达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该影片之所以社会反响热烈，技术及其特效层面自然有目共睹，更为关键的在于，影片着意对以机长刘长健为主的英雄机组的倾力塑造。

　　和往年相比，今年国庆档电影留给人们印象深刻的不只有可观的票房和好口碑，更有以为国庆“献礼”为主题的主旋律影片“燃爆”整个国庆档，点燃并激发了亿万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不仅让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国式大片”越发深入人心，也让人们越来越惊叹于主旋律影片的风光无限，或如青年学者孙佳山两年前曾认为的，“《战狼2》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现象，‘主旋律’影视产品将会迎来真正的春天，并很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领跑者”。而事实上，近年来，主旋律影片确实表现不俗，高票房和口碑佳齐头并进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其中尤其以2019年春节档科幻巨制《流浪地球》最为抢眼。这部改编自科幻小说家刘慈欣的同名小说《流浪地球》的影片，以累计票房46.56亿元再次刷新国人对国产科幻题材电影的认知，豆瓣评分至今仍保持在7.9。当然，今年“十一”国庆档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一历史性的重要时刻，《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等主旋律影片借势而为，大放异彩，8天累计票房破50亿元，终而成就了“史上最强国庆档”的荣耀。不可否认，这三部国庆档主旋律影片势头强劲，国庆假期结束后国人的观影热潮仍然不减。而其中刘伟强执导的《中国机长》表现尤为优异。不难发现，这部根据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理极端险情这一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影片，弥漫着一种硬汉精神。其作为国庆档隆重推出的一部重要影片，票房、口碑及业界评价等综合表现可圈可点。这部再现震撼世界之“世界民航史奇迹”的灾难大片，其险象环生的剧情设计、高仿模拟的逼真场景、入木三分的动情表演以及恰到好处的特效呈现，使其在未来将会拥有更多可能。

一、硬汉形象及其精神内核

说起硬汉形象，人们禁不住想起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之美国小说家海明威，他在代表作《老人与海》中成功地塑造了桑提亚哥这一硬汉形象。作家海明威在小说中以英雄叙事的方式讲述了主人公桑提亚哥在无望中下海捕获大马林鱼、并与凶恶的鲨鱼斗志斗勇的英雄故事，从而为万千读者塑造了一位无与伦比的硬汉形象。而在桑提亚哥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于冒险、乐观自信以及无比坚毅的意志和临危不惧的勇气等诸多方面，即而成为“硬汉精神”的主要内核。毫无疑问，小说《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这一硬汉形象凝聚了作家某种精神指向或表达。“通过桑提亚哥这个人物形象，海明威不仅要体现自己对艰难生活的感受，更是试图塑造出一个完美的英雄，一个能够激励自己的理想榜样。”也就是说，桑提亚哥这一硬汉形象具有浓郁的象征意义及深刻的哲理性。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世界里的硬汉形象可谓比比皆然，而银幕上的硬汉形象及其身上所彰显的硬汉精神同样俯拾皆是。姑且不说好莱坞大片中那些常以结实肌肉示人的演员如史泰龙、施瓦辛格等，华语电影中同样有铮铮铁骨。如早些年影片《硬汉》中刘烨饰演的老三，《毒战》中孙红雷饰演的津海市缉毒总队队长张雷等，他们都是那种一身正气、刚正不阿的银幕硬汉形象；接下来，影片《湄公河行动》中张涵予饰演的特别行动队队长高刚，刚毅冷静又不失狠劲的铁腕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战狼》系列中吴京饰演的冷锋——这一特种兵形象同样刚硬无比，冷峻而饱含温情。以上种种，我们不难发现，硬汉形象一直以来都是银幕上被着力打造的人物形象。而过硬的本领及无比坚毅的性格始终是影片塑造硬汉形象不二的特征选择。

　　一般而言，人们对于灾难题材的电影并不陌生，相信至今仍有很多人对20世纪末《泰坦尼克号》所带来的强烈震撼与视觉冲击记忆犹新。然而，置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灾难片创作实践，可以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相比美国好莱坞灾难大片，国产灾难题材电影一直都是比较不起眼的艺术存在。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枯木逢春》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蓝光闪过以后》《冰河死亡线》以及后来的《惊涛骇浪》《超强台风》《唐山大地震》等等，半个多世纪来，国产灾难题材电影并没有给国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当然，国产灾难题材电影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形成较大影响：一方面固然存在技术层面上的短板；另一方面也因为灾难片应有的精神气质也未能得到很好彰显，甚至一度有评论者断言，“中国没有真正意义的灾难片”。然而，刘伟强执导的影片《中国机长》却让人眼前一亮，这部斥巨资拍摄的灾难大片一改往日国产灾难片较为低迷的状态，自上映以来，好评如潮，即便在由七位知名导演执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面前也毫不逊色。显而易见，影片《中国机长》与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一起排片国庆档，无疑给《中国机长》造成巨大压力，毕竟《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无论在思想、主题以及内容设置上都契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氛围，也能够在极大程度上调动并激发了亿万国人的观影热情和爱国情怀。然而，对《中国机长》的好评与热议也并不低于《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之所以社会反响热烈，首要原因是该影片所反映的题材内容源于真实发生的事件——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班机组执行飞行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挡风玻璃爆裂脱落、座舱释压的极端罕见险情。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机长带领机组全体临危不惧、果断应对、正确处置，确保了飞机及机上全体人员转危为安、生命安全得以保障——而这事件本身即看点十足，其惊心动魄程度堪比好莱坞空难大片。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崇拜英雄和崇尚英雄行为之浓厚情结。古代中国有“岳飞抗金”“戚继光抗倭”，现代革命战争及抗美援朝时期有“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飞身堵枪眼”等等英雄故事。这些英雄人物不论古今。他们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无疑与他们舍生取义、力挽狂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进入新时代，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必然离不开褒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而电影《中国机长》则较为完美地继承和诠释了这种充满生命张力的硬核风格及硬汉精神。一直以来，多以硬汉形象立于银幕之张涵予，不论早期的《集结号》还是随后的《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他饰演的角色总能带给人们一种外形硬朗、内在坚硬无比，不放弃、不抛弃之银幕性格，再加上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可谓自带威严、浑身上下充满一种英雄气概。影片《中国机长》中，张涵予饰演“中国机长”刘长健。这位曾在空军服役、驾驶过轰炸机的退伍军人，自律自制且富有温情，工作中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细致入微，生活中起居规律、热爱家庭、充满爱与真诚。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硬气的机长，在直面飞行险情时，真正能够做到临危不惧，沉着应对，力挽狂澜，最终拯救并保障了机上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曾有人将机组能够成功处置险情、飞机最后能够安全着陆归功于机长刘长健作为退伍军人的过硬素质和有颗强大的心，这种推测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

　　在多数国人眼中，军人所代表的是一种高贵的品格和崇高之精神，平凡铸就伟大，硬核成就价值，可以说是每一位军人的硬汉精神都附带着自觉品性和原生力量。在影片《中国机长》中，这位退伍军人除了具备一名机长该有的职业素养和高度责任感之外，也对日常飞行航线铭记于心，熟知云层结构。当飞机处在与塔台失去联系的极端情况下，他仍能够对大气云层和航线做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境界不只具有熟能生巧这样简单层面的意义，更是无数个日常的专业操作、一丝不苟及精益求精；特别在挡风玻璃破碎、座舱释压，副驾驶半个身子被吸出了机外、机舱内的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四十度且严重缺氧这种危机关头，刘长健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和日常对飞机驾驶的熟练程度，沉着应对各种险情，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使飞机成功迫降。正是身为机长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担当促使刘长健能够临危不乱，处变不惊，最终使飞机及机上全体人员化险为夷，从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

二、英雄叙事及塑造英雄群像

从文学层面而言，一部建构英雄叙事的小说文本，不论长短与否，“通常会有好几个主要的英雄人物，形成作品描写和叙述的着力点。中国传统的英雄叙事中，创作者在处理英雄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往往采取了类似于兵法上的‘布点成阵’的方法”。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中对人物形象的打造，既有轻重缓急之分，也有着笔多少之别，基本不会平均用笔。通常情况下，作家会抓住一两个核心人物作为人物关系网的中心点，其他的人物都会密切围绕这一两个核心人物去展开叙述；更进一步地说，在众多英雄人物当中，必然有那么一两位身居核心位置，决定并影响着其他英雄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生与死。而导演刘伟强在影片《中国机长》中塑造了机长、副驾驶以及客舱乘务人员等众多英雄人物，尤以张涵予饰演的刘长健为主要代表，继而带出与其相关的其他各色人物，并由他们共同构成影片所呈现的“航空英雄谱”。而机长刘长健就是影片《中国机长》“英雄联盟”中、如上文所述的核心人物，其位置极其关键，必须“由他来联系和维持整个文本的完整和促进故事的进行，他最主要的功能是担任英雄群体中的人物关系网的结构中心，更是英雄群体构建格局的中心结构点，决定着叙事的视角、频率、节奏及其转换，支配着其他人物的安置”。其他英雄人物就以机长刘长健为中心连接点，分别展开和实施各自的英雄行为，并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其他英雄人物如乘务员与机长刘长健之间已形成一张强有力的航空英雄关系网。导演刘伟强在影片构思的过程中，通过影片中的英雄叙事建构起来的这张“英雄关系网”，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强化英雄叙事、塑造英雄群像这一宏大结构的积极作用。

　　不难发现，建构在英雄叙事框架之下“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电影《中国机长》，其有今天的辉煌和成功，不仅得力于对机长刘长健这位英雄形象的倾力打造，更得益于对航班机组全体乘务人员这一英雄群像的用心刻画。正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若是没有此次航班机组其他乘务人员的无畏无惧，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相信仅仅凭借机长刘长健一己之力也将无力回天。而所有乘务人员身上所体现出的使命意识、责任担当以及对生命的无比珍视与热爱，同样令人震撼不已，同样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尤其当飞机遭遇不明险情、客舱无法与驾驶室取得联系的极端情况下，她们始终保持超然的淡定，临危不乱，坚守岗位。影片中，拥有超高职业素养的她们，始终忠于职守，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照顾好客舱里早已惊慌失措的乘客们。由袁泉饰演的乘务长毕男，可以说巾帼不让须眉。她沉稳干练，临危不乱，面对机上惊魂不定的乘客和无比混乱的机舱，以无比坚定的语气告诉所有乘客：“我们机组上的每个人都经过专业的训练，有信心、有能力带大家平安地降落。”危急时刻她竭尽全力把控客舱里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凭借过往扎实的业务训练和从业经验，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将一位心理近乎崩溃而企图滋事的男乘客迅速安抚下去，避免引发群体效仿而致使整个客舱崩溃的局面。面对客舱里的混乱，她处置适度，调度有方，及时应对在飞机剧烈颠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直至飞机最终迫降成功。而整个过程，她的一句“我们会一起回去”成了客舱中所有乘客的“定心丸”和强大信心的保证。可见，整个航班机组不论机长、副驾驶还是客舱乘务人员，他们身上都有着过硬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他们最终拯救的不只是自己，同时还有飞机上所有人员的宝贵生命。

　　当然，影片《中国机长》的动人之处远不止这些，其无限魅力还体现在诸多细节的处理上。纵观整部影片，我们不得不惊叹于许多细节上的高度还原。而这些细节上的“高度仿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惊心动魄的“飞行体验”。而事实上，为了带给观众更为直接的观影体验、真实感及现场感，博纳影业斥巨资制作了1:1的空客A319模拟机，并特邀曾为《星球大战》系列、《美国队长》《雷神3》制作特效的好莱坞团队作为特效保障团队，使得《中国机长》这部影片所要彰显的主题精髓得以被更真实、全面地展现。很大程度上，作为一部弘扬主旋律的商业大片，影片《中国机长》的视觉语言及呈现节奏把握得非常好：故事引入自然，情节扣人心弦，真可谓集震撼、惊险、感动于一体。很多观众不仅惊叹于这部影片的高度还原，还对英雄机组的过硬表现印象深刻。还需要说的是，影片中反复出现“四川8633，成都在叫你”这句源自事故发生时塔台的录音，最为扣人心弦，同时又让人揪心万分。此外，在整个营救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调控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等等，这些并不是在生活日常中能够直接见到、感受到的，对普通观众而言都是全新的体验。同时这无疑也是对航空行业神秘感的某种“祛魅”，让人们更多地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努力与竭尽全力。影片中种种细节都竭力营造真实感，使观众仿佛身临现场般感受这场堪称世界级民航史的奇迹。可以说，这部饱含激昂情绪及英雄情结的影片，唤醒并激发了深藏于国人心底的英雄主义情怀。

三、结语

《荀子·修身》中曾有言在先，“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意在说明，农民也好，商人也罢，亦或读书人，无论什么人做任何事情都不该害怕风险而畏缩不前，都要致力于个人的使命与担当去努力奋斗。很大程度上，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便是不凡；而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便是完美。如今时代，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节节攀升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壮大，放眼未来，国家的未来发展更需要亿万国人的坚定信仰与不懈付出；也就是说，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担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而被搬上银幕的《中国机长》，本身便凸显了当代国人的责任担当和使命意识，更充分体现了中国民航人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责任的“英雄”精神。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机长及全体机组成员，在神秘与伟大的背后，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工作的严谨细致以及对未来的满怀期待。需要指出的是，影片《中国机长》以灾难片的形式来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在强强相对的国庆档可谓另辟蹊径。其在带给观众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更向国人传递出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感。

　　注释：

　　[1]孙佳山.在未来，投资“主旋律”将是能够赚钱的[EB/OL].搜狐，http://www.sohu.com/a/197930059_808541.2018-10-13.

　　[2] 陈萍.命运的抗争者——评《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J].文教资料.2005（25）.

　　[3]汪坚强.国产灾难电影的类型移植与叙事伦理[J].电影文学，2011（4）：15.

　　[4][5]赵启鹏.“锥形化”模式和多面体效应——论中国当代小说两类英雄叙事中人物性格配置的深层相通[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