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音乐剧《血色湘江》以湘江战役这一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运用多元融合的歌剧风格表现宏大叙事主题,戏剧架构完整。该剧以小见大,从局部入手,以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多条故事线,用人性与人物间的情感纠葛表现战争的残酷与真实。作曲家以交响化的戏剧音乐思维,将西方管弦乐队与桂北民谣、多声合唱、特色音程等广西特色地方音乐元素相结合,兼具史诗性与地方性。别具匠心的舞美设计,营造出虚实结合的多义性舞台空间,通过象征主义视觉叙事手段打造出沉浸式的观剧体验。该剧以舞美、音乐、情节的有机结合,建构观众的情感认同,开创了一条红色题材舞台艺术创作的新范式。
2019年9月28—30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湘江战役85周年,由广西演艺集团创作并演出的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成功上演。由导演陈蔚、青年剧作家钱晓天、青年作曲家张巍、青年指挥朱曼组成的主创团队在丰富的舞台艺术创作与实践经验基础上,在这部剧的编创中加入了许多新的探索。剧中既有话剧式的对白,又有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合唱、桂北民谣大歌的“表演唱”等多种形式,融合了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等多种唱法,配合民族色彩浓郁的舞蹈场面,以歌剧的制作标准和现代化舞台技术手段,将那段沉入湘江水底、尘封了85年的悲壮史诗高度还原。《血色湘江》是一部主题有红色精神,舞台呈现有国际视野,题材选择准确深刻,创作兼顾艺术性、民族性、通俗性、国际性,民族色彩与乡土元素并存的创新之作。
湘江战役这一厚重、大气的题材曾被广泛应用于电影、电视剧、话剧、诗歌等艺术形式。音乐剧《血色湘江》首演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时间节点,显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传达出了主创团队对这段历史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深入思考,立意深刻。该剧讲述红军师长陈湘在湘江战役中率部殿后狙击,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的故事。因为不同的信仰,他与曾有过生死情谊的黄埔同窗黄复兴几次交锋,不得不以命相搏,终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陈湘断肠取义,用自己的壮烈践行了“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诺言。剧中所有人物均有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主创团队结合史实与艺术的合理想象,通过恢弘大气的歌剧化的舞台呈现,还原历史,贴近真实。该剧以情出发,将观众的情绪完全融入到剧目的演出中,给人以震撼和感动的同时,使观众接受了一场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伴着现场观众的掌声和泪水,笔者不禁惊叹于红色题材剧目创作的新形式与魅力,赞叹创作团队创意与舞台表现手法的精到;感叹于这部呈现歌剧制作标准的原创音乐剧的制作精良;欣慰于中国原创音乐剧本土性、民族性与国际性兼顾的成功探索;慨叹于中国音乐剧创作在新时代建构出的这种难得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认同。
一、文本策略:设计独到的宏大叙事戏剧结构
“现代戏剧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是它的复合化趋向。这种趋向渗透在剧本结构、审美效应、作品内涵、表现技巧等方面。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趋向,也必然进一步导致戏剧功能的多元化。”从剧本的基本结构来看,音乐剧《血色湘江》在体裁上大有歌剧的样貌,融合了歌剧、话剧和舞剧的特点,是一部“歌剧化”的音乐剧。编剧钱晓天设计了两幕七场加尾声的结构,以宏大叙事的方式表现湘江战役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用歌剧的表现形式突出战争的悲壮和惨烈。在本剧的戏剧结构中,独具匠心地为剧目设计了不同的角色和人物关系,用以小见大、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以局部看整体的基本架构。从局部着眼,宏观体现,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将这段惨烈的历史重现。剧作以湘江战役的危机时刻为背景和戏剧发生的主要场景,以陈湘为主人公,主干明确,人物形象鲜活。陈湘与对手黄复兴的冲突与纠葛忽隐忽现,贯穿始终。剧中人物的行动线跌宕起伏,真实可信。共产党人“血肉之躯筑屏障,掩护中央渡湘江”,以及“血染沙场,以命相抗”的豪情与信仰,通过不同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艺术化地呈现。令人佩服的是,这部剧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表现人性,既有以史实为依据的现实主义内容,又有浪漫主义的艺术渲染,以独特的视角体现家国情怀,颇具新意。其一,从局部入手,以中心事件贯穿剧情。剧中的红军角色是长征中万千红军战士的缩影,编剧以几个主要人物来诠释红军将士的整体形象,以舞台上红军将士的群像折射出整个湘江战役牺牲的烈士忠魂。钱晓天从湘江战役的整体中抽取局部战役,通过陈湘带领的红军部队与黄复兴带领的国民党部队的数次交锋对决,体现出红军在战争中声东击西,牵制敌军以掩护大部队突围的策略和智慧。一幕一场以《誓死保卫党中央》点出中心事件,由合唱声部交待出背景“五天四夜,激战湘江;前仆后继,血染沙场;刀头舔血,枪管发烫,弹尽粮绝,以命相抗”。二幕三场《承诺兑现》以“纵然不敌,也要亮剑;我以我血,承诺兑现”的豪情与开场相呼应,陈湘、韦江、赖老石头、红米饭几位红军将士的主要角色在牺牲前以自己不同的身份唱出了“誓死保卫党中央”“留下信仰在人间”的豪情,构成了首尾相呼应的完整结构。《钢刀再对钢刀》中陈湘与黄复兴最后一次在战场上的较量,与一幕一场《钢刀对钢刀》中两个昔日有过生死情义的同窗战友,带着不同的信仰在战场上以敌我身份正面碰撞,形成一条完整的戏剧线条。陈湘虽然战败,断肠取义,但共产党人的信仰仍旧坚定,而黄复兴却从开始时职业军人对“党国”的效忠转向最后信仰的动摇,为成全陈湘而打死自己的副官,从个人情感和人性的角度将这种对比和转变呈现得一目了然。
其二,以多维度关系与情感建立起的多条情节线,深化和盘活了剧情。红色题材一直是我国文化艺术舞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品层出不穷。红色题材作品创作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刻板、僵硬。脸谱化的英雄人物,丑化、概念化的反面形象,都使舞台表达差强人意。由于湘江战役是内部战争,钱晓天棋胜一招地在剧情设计中,通过不同的故事和人物关系刻画人性,用具体事件中表现出的真实人性传达感情,从而强化剧中人物的革命信念与情感表达,使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坚实可信。通过主线人物陈湘与黄复兴之间,陈湘与凤鸣之间,陈湘、红米饭、韦江、赖老石头、朱大姐之间的人物关系、情节和情感纠葛,设计了敌我、军民、内部等几组不同类型和身份的关系,以此来外化局势和阶层,推进剧情。一幕三场中,红军与瑶民在瑶寨以枪相对的场景,解释了军民关系及背景,随着关系与冲突的推进,不断推动剧情发展和情感深化。“红米饭当逃兵”时韦江、赖老石头、红米饭与陈湘四人以枪相对的情景制造了促进感情深化的冲突与情境。二幕三场结束时,黄复兴对断肠取义的陈湘下跪,表现出人物最真实和善良的本质,也以这一个动作结束了两人之间贯穿全剧的情感纠葛。高鹏扮演的陈湘、吕薇扮演的凤鸣、田浩扮演的黄国兴,以及金郑建扮演的韦江,剧中每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性格。
其三,以多角度“正反对比”的形式深化人性深处的情感表达,推动情绪发展。以无情体现深情、以动摇表现坚定是《血色湘江》剧本创作的高明之处,也是这部剧区别于其它同类题材的关键。通过对朱大姐为节约药品狠心抛下刚出生的“湘江”而自杀、陈湘对朱大姐自杀的不阻拦、陈湘在战败后金刀断肠等“无情”场面的描写,体现他们对党、对中央、对战友、对同窗、对故乡、对爱人、对群众、对信念和信仰的“真情”。用“有情”和“无情”的对比,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解构、重组,从而表现“所有人”对生命、对自然、对人、对故乡的爱和深情。一幕四场《重创》和《告诉我》中,红军战士们对“屡吃败仗”表现出的愤懑,“打仗打得这样窝囊”的不满,“只是不想糊里糊涂的死亡”的犹豫,红米饭当逃兵所表现出的对故乡的思念,对死亡的恐惧,更加深刻地衬托了战士们在战胜自我之后的坚定信仰,以弱显示他们内心的强,以柔显示他们的刚,以失败来显示他们信仰的坚定与信念的胜利。通过剧中人的情感世界,主要人物在两难境地中的艰难选择,忐忑、迟疑、动摇之后战胜自我的坚定,来深化他们在失败的必然中的坚持和坚强。“艺术品到底能否穿越历史时空而重生,到底越过了多少个历史朝代还保持住它的生命力,就得看艺术本身所蕴含人性的圆满程度。”音乐剧《血色湘江》剧本的成熟是这部剧成功的基础。
二、声音景观:交响化的戏剧音乐构思
戏剧思维应该是歌剧作曲家所必备的一种素质、能力,但这恰是中国当代歌剧、音乐剧创作中所缺乏的。居其宏教授2018年11月24日在上海音乐学院“艺管国际·上海论坛”的发言中指出,我国当代音乐戏剧创作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音乐创作的模式化和晚会化,“歌曲思维”和“晚会思维”代替了“音乐戏剧性思维”。音乐剧《血色湘江》在音乐风格上表现出歌剧化的特点,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使用交响乐队现场伴奏的原创音乐剧。剧中,乐队不以歌唱段落的伴奏形式存在,而是独立呈现戏剧语言。音乐的戏剧性思维在乐队功能中的体现,直接拉开了这部剧与国内一般音乐剧的距离。交响化的戏剧音乐构思在歌剧中担负刻画人物、引发动作、渲染气氛、塑造结构的功能。作曲家张巍为剧目设置了主导动机,为剧中人物设计了个性鲜明的音乐主题,通过宣叙、咏叹、咏叙、重唱、合唱、原生态大歌等多种形式来增加音乐的张力、戏剧性和立体性,塑造戏剧结构,从而形成一种内视化的“声音景观”。简短的序曲以弦乐组“一声叹息”式的长乐句为全剧涂抹了悲怆的“血色”,紧接着,弦乐组以十六分音符不断重复的音型持续进行,为全剧奠定了基调。定音鼓、镲等打击乐器的配合,制造出暗流涌动、危机四伏的紧张气氛,绘制出滔滔奔涌的“血色湘江”的悲怆图景。第一幕开始时乐队强力全奏,以宏大的音响表现战争的惨烈,配合合唱雄壮有力地唱出全剧的中心,表现出红军将士们“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决心。随后,合唱在同仇敌忾的气势中强收,音乐随即转为宣叙的场景音乐,渲染气氛,推进戏剧情境,将剧情和舞台带入另一个空间。黄复兴与副官以宣叙调和道白的方式交待了陈湘与黄复兴的关系和背景,陈湘与黄复兴唱出二重唱《钢刀对钢刀》,将两人的心理和情感纠葛外化为人物形象,标示了两人不同的信仰和立场。一幕二场中陈湘的咏叹调《红军就是那离离原上草》在弦乐的伴奏下深情地表达了陈湘的内心世界。一幕三场中红军到达瑶寨,张巍以多种特色民族乐器表现出瑶族风情。原生态多声合唱《蝴蝶与雄鹰歌》采用桂北原生态民歌的旋律,使用芦笙、竹笛、胡琴等具有鲜明音响特色的民族乐器,将桂北民间音乐与交响乐创作相结合,营造出瑶族村民和谐康乐的山寨生活情景。广西特有的二度音程关系和原生态“大歌”的加入增加了剧目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也是这部剧的音乐创作中画龙点睛的一笔。
笔者在现场多次看到观众在观赏过程中落泪,张巍紧抓人性,以音乐推动观众情绪的功力在《血色湘江》的舞台呈现中可见一斑。剧中大量的宣叙和合唱段落有力地助推了戏剧情节的发展,增加了以音乐剧体裁表现湘江战役这一宏大历史题材的厚重感和戏剧张力。作曲家将真实的人性放在战争的背景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告诉我》中,韦江、赖老石头、陈湘三人以宣叙调交待了部队的战况及红军战士内心的心理活动和内心纠葛,推进戏剧冲突。《活下去》是人性的心声,也是戏剧冲突的转折。通过对战斗策略的反思,部队改变战斗目标,以活下去为目的,为部队留下血脉。合唱曲《活下去》《重创》《红色的军旗》《桂北民谣》或悲壮激昂,或深情悠扬,展示了音乐剧中合唱的强大艺术感染力,强化了全剧中最感人的几个场景,将观众的情绪快速推向高潮。
深情柔美、旋律动听流畅的独唱和对唱段落,与激情澎湃的合唱和宣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化了人物形象和情感表达。凤鸣的咏叹调《瑶山的女儿》不仅交待了凤鸣的身份、瑶山的历史,还显示了凤鸣对族人、对故乡的爱与担当,鲜明的性格立现。黄复兴作为敌军主帅,以唯一的一首咏叹调《这打的是什么仗》唱出了不同信仰与立场下内心真实的矛盾和不满、愤怒与沮丧、勇气和担当。主创大胆的设计紧紧抓住人性,真实形象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内战中情势的复杂与人性的纠葛,将主旋律题材创作得真实可信,为其他红色题材作品如何能使舞台呈现深入人心提供了成功的范本。陈湘的独唱《信任》深情地引出对生命的思考,同意小战士红米饭脱军装回家乡,将红军将士“信任共产党,信任党中央”的情感与信仰、战友间的生死情义温柔地呈现,深化主题。韦江的独唱《名字》柔美、细腻,“将英雄的名字以历史的名义记下”以心底最柔美细腻的情感点出了“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政治高度和主旨思想。陈湘与凤鸣的爱情主题通过对唱《那么远 那么近》浪漫唯美地呈现,朱大姐的爱情主题“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将她对丈夫的思念表达的淋漓尽致,用最柔美真挚的情感凸显战争的无情和残酷。
该剧唱词中大量排比句式的使用,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韦江、程林和陈湘的三重唱《怎么办》以大量排比式唱词连续发问“怎么办,怎么办”,三个声部以“模仿”的手法推进,与唱词的排比相呼应,烘托出部队在崇山峻岭中迷途难返的焦灼。一幕四场合唱《活下去》中排比式不断重复的“活下去”与切分音型的重复结合,唱出了革命先烈对“革命胜利”和未来“天下遍地是红旗”的期望和信心。男声合唱选段《红色的军旗》中“红旗,红旗,红色的军旗,红色的军旗插满大地……”用最简单的旋律素材、强烈吃重的节奏、乐句大量的反复、强烈的律动营造出源源不断的能量,挑动观众的情绪,增强观众记忆,与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Carl Orff)创作的《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哦,命运女神》(开场/终曲)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舞台幻觉:象征主义色彩的诗意化舞台表达
《血色湘江》富有创意的舞美设计是这部剧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影像的介入在这部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塑造了情境和意象。在这部戏里对战争氛围的营造、“血色湘江”主体形象的建构、长征跋涉的影像,呈现出了电影化的视觉效果。视觉总监刘科栋用当代舞台观念制造了一种微妙的舞台幻觉,即有诗化的虚,又有史诗感的实和厚重。虚实结合的舞台布景,辅以影像和多媒体手段,构建出战场、浮桥、森林、山谷、瑶寨等不同环境的组合变化,营造出了一种沉浸式的观剧体验,将观众身临其境地带入戏剧情境。版画刀刻风格的舞台整体设计,大量侧光营造出的雕塑感极强的光影效果,充满立体感和舞台质感,体现了国际水平。360度可旋转的转台,构成了舞台场景的多义性时空转换,形成一种大开大合的舞台气象。色彩上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制造出了视觉上强烈的冲击效果。以一种大手笔,在情感激荡的剧场场域内,带给观众感官上的刺激。主创团队用绚丽的色彩建立了具有象征主义色彩和想象空间的音乐剧舞台,用艺术化的设计体现了战争的史诗感和历史感,为“血色湘江”的主题建立了象征主义的色彩空间,树立了这部剧意象化的视觉气质。从老百姓家里拆下的“自家的门板”链接而成的“浮桥”,构成了一种情感寄托的隐喻,营造出“过即生,断即死”的舞台意向,象征湘江战役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最终胜利的“生死之战”。鲜血染红的江水突出了剧目“血色湘江”具有史诗感的主题意向,以具有象征主义的色彩凸显战争的惨烈,为观众营造出想象的空间。剧中大量使用的红色、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是红军将士的意向。舞台上“树”的形象多次出现,上方生意盎然的绿意与下方焦枯崎岖的树干形成强烈的对比,隐喻革命的希望和战争的残酷,象征着生与死、牺牲与希望。树根的造型准确地表达了湘江战场的地貌,舞台上方倒挂的血剑刺向大地,战士们躲在枯萎的树根下,寓意战斗中刀尖舔血的残酷,打造出战争炼狱的史诗感。舞美刻意在门板和烧焦的树木内部安装了隐藏的内发光系统,让焦枯的树干和燃烧殆尽的门板散发出类似隐火在燃烧的红光,象征共产党人不屈的信念,也象征隐藏在战争创伤下的星星之火最终燎原的希望。粉身碎骨都不怕,留得信仰在人间。战争最后洒落满台的黑雨,犹如战争的灰烬像骨灰一样飘落,象征对死去的英烈们的祭奠。
《血色湘江》的舞美与服装设计做到了国内原创音乐剧舞台上少有的精致与大气,在大胆创意和表现的同时,更注重细节和艺术表达的真实。三零式军旗与军装的设计随剧情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层次与变化,创作团队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和对创作的严苛态度,值得同类红色题材作品吸收与借鉴。出场时鲜红的军旗,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变得暗淡污浊,写满战士们姓名的军旗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笔墨痕迹。陈湘身上的军服,从开场时浸湿了汗水与淡淡的血迹,到牺牲前的血迹斑斑、破烂不堪,细节的处理非常到位,层次分明。对于主创团队而言,音乐剧《血色湘江》的舞美创作是具有挑战性的尝试。在红色题材舞台艺术作品中,通过舞台调度与虚实结合的场景变化,将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通过象征主义的视觉叙事手段,诗化了剧作的主题立意,让舞美与戏剧情节、音乐有机结合,为红色题材作品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四、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与共鸣中的红色精神传承
“音乐与认同”是民族音乐学中的重要命题。认同是个人自我认同的基础,是个人在心理上对社会群体的归属。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音乐既是感知个体认同的媒介与途径,又是文化表达的重要形式,对族群边界认同的形成与维护起着重要的作用。民族音乐学家杨民康指出:“文化认同,首先是指人的自我认同,归根结底是一种发生自局内人文化观念的、以主观意愿为划分标准的身份认同。”认同是多方面的,当音乐作为一种表演、进入一种语境时,它为表达语境中的多重认同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舞台。由音乐建构的认同是自然的。将红色题材作品、红色文化以艺术作品中的呈现来实现个人身份、文化和情感上的认同,最终实现红色精神的传承,是《血色湘江》主创团队在认真思考后作出的成功尝试。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各种符号构建起来的世界,而所谓的符号,是对我们而言有意义的事物。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土里诺认为,音乐的情感力量正是来自其作为符号的本质。音乐的符号性包括它与其他文化方面的结构相似性和共同的行为方式,这种符号也促成了情感上的满足。音乐标识某一群体共同经历和个体与这一群体共同社会经历的能力有助于增强音乐的情感力量。钱晓天独具匠心地在剧中加入了“酸笋”“瑶寨”“瑶妹”“桂北民歌”“大歌”等具有广西地方特色的元素,甚至连女主角凤鸣的名字都刻意与瑶族代表人物凤福山联系起来,用这些特定的符号表征,这些“于我们而言有意义的事物”,符号化地呈现和架构了观众的集体记忆,有意地建构了一种剧目与观众之间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形成情感共鸣。
音乐的视觉化和多维感官审美是当代歌剧艺术发展的重要趋向。“戏剧体戏剧”对于‘真实’的追求,引发观众对人物命运的共鸣总是戏剧创造的最终理想。通常展现戏剧舞台上的时间、矛盾、冲突和角色行为的发展过程,努力将演员和观众全部拖入剧情,使其浸淫于斯、沉醉于斯、并保持情感的共鸣。”观众在剧目欣赏的过程中被视觉思维唤醒“无意识心理”,从而激发出丰富的想象力,调动多重感官,在整体感官知觉中将视觉要素与听觉要素、理性与感性相融合,构成情感唤起,产生情感认同与共鸣。从首演当晚的情况看,《血色湘江》成功吸引并调动了观众的情感,通过视觉思维使剧目的音乐性和戏剧性得到了最大化的揭示,对观众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视觉唤起和情感唤起,在观众对剧中人物和故事情节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感知上的认同。剧目结尾的处理是《血色湘江》的点睛之笔,将观众的情绪和情感共鸣推进至心底。凤鸣领着已经长成少年的小湘江,手捧写满红军战士姓名的军旗在湘江边祭奠,无伴奏女声合唱以大歌的形式在结尾处唱出《桂北民谣》,以哭歌的音调唱着“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空灵、悲泣的歌声,配合江水拍岸的音效,隐约回荡着哭泣的回声,给人一种穿透心灵、直达心底的感动。
历史在艺术作品中的重现最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笔者在欣赏过程中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血色湘江》的主创团队着力打造的是一种历史、人性、情感的真实感。通过剧情、舞美、音乐、演员等共同塑造的舞台幻觉,将观众带入一种真实的幻境,用真实的人性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建构出一种连接观众与舞台、与剧中人物和故事情节的认同,从而实现一种深入人心的红色精神传承。现场观众的泪水与感动、灯起谢幕时剧场内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齐唱国歌的动容、落幕后仍旧沉浸在剧目带来的触动里久久不舍离去的观众,都证明了主创团队用心良苦地建构出的情感认同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共鸣,真实地激起了观众不忘历史、不忘先烈,对长征精神的缅怀之情,实现了主创团队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军精神的创作目标,点燃了国人的信仰之光。
结语
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表现出了国内音乐剧创作中少有的厚重与大气,是近年来国内音乐剧舞台上少有的立意深远、创意新颖、好听好看的红色题材文艺创作精品。这部剧戏剧架构完整,表演流畅、自由,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结构充满戏剧张力,舞台呈现还原度高,整体艺术风貌完整、统一。通过剧中人物的情感世界,传达出主创团队对这段历史独特的感情体验和深入思考。在缅怀先烈的同时,以革命历史和红色精神铸魂育人,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军精神。它既是新时代致敬先烈、致敬历史的优秀文艺作品,也是当代传播革命精神、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部精品力作,将红色精神“燃”进人心。注释:
[1]戴平.戏剧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2,166.
[2]瓜尔蒂尼.现代世界的结束[M].台北:台北联营出版公司,1993:56.
[3]杨民康.“音乐与认同”语境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音乐与认同”研讨专题主持人语[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7 (2):7.
[4]钱晓天.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首演文学剧本.
[5]张巍.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音乐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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