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宇澄的《繁花》对20世纪50—60年代、90年代的上海生活进行了细致描绘，具有鲜明的文学地理学特征。《繁花》是一部典型的城市小说，不仅仅塑造了阿宝、沪生等一批上海本土人物，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上海作为表现对象，在对上海城市景观的变迁、城市空间的拓展上，超出了其他海派小说，具有独特的意义。

　　在诸种文学样式中，小说因为侧重于对社会生活的描摹，因而拥有更大的地理空间。从小说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来看，地域是小说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毫无疑问，小说拥有比诗歌、戏剧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特别是经典小说，往往具有标示性的地理坐标，无论小说中的地理空间是虚构的，还是在历史、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都存在着鲜明的地理痕迹。鉴于此，英国学者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引用达比的话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的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点和空间。”

　　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题材上的一大变化就是城市文学的强势崛起。许多作家从书写乡村转向书写城市，尤其是80后作家更是以书写城市为主，由此带来了文学中的城市景观的变迁与城市空间的拓展。其实，早在18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展开，城市化进程就开始了；而19世纪出现的现代主义文学，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工业文明在文学上的反映。浪漫主义文学退隐，城市逐步代替了乡村，城市景观、城市意象成为承载文学的新的地理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在现代性观念的烛照下，对特定城市地理空间的景观描述是有选择性的，同时又是建构的结果。这种城市地理空间与其说是城市生活的真实写照，还不如说是作家出于现代性的需要而有意建构的产物。在此，需要重申文化地理学的观念：“文学作品不能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塑造了地理这一过程。”

　　盘点新文学百年来对于城市的书写，除了北京之外，不能不提到上海。上海作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先后有茅盾、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以及张爱玲等对它进行着力描绘，绘制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上海文学地图。在乌镇长大的茅盾，天然对上海保持了最丰富的感性，这使得他在以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眼光打量上海的同时，也写出了上海的丰富性。穆时英对上海人现代心灵的揭示则颇富现代意识，上流人物在夜总会、跑马场、私人诊所、高档别墅间穿行，彻夜不眠的亢奋的都市人眼神迷离，空气中弥漫着情欲的味道，一切都在霓虹灯下旋转。之后的张爱玲，更是用冷艳的笔触，把上海女性化、情感化、苍凉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革”结束，上海书写中产生的一些工业题材的作品，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与其他一些有关上海的书写，如《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以茅盾开创的《子夜》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传统的继续。文学发生的场所，往往是工厂、街头，特别是南京路、旧租界这些曾具有半殖民特色的地方。

　　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大潮的启动、市场经济的建立，上海又一次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书写中兴起一股怀旧的潮流，至今仍然绵延不绝。如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王安忆的《长恨歌》，里面涌动着怀旧的冲动，以及淡淡的怅惘。这一时期对上海的书写，接续的是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文学传统。咖啡馆、老酒馆、片场、公寓等老上海的遗存大量出现在作品里，上海的文学地理在怀旧的风潮中被打上消费时代的深刻烙印。

　　值得注意的是，近一百年来，很少有一部作品能够像金宇澄的小说《繁花》那样，如此刻意地书写上海，如此倾尽全力地去呈现上海的城市景观、城市意象、城市空间等等。上海的历史与现实，氤氲蒸腾在上海这一中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之上。可以说，《繁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城市地理学样本。

一、具有自叙传色彩的上海城市景观与城市空间

《繁花》的叙述动力，不是出于像陈丹燕、王安忆那样怀旧的冲动，也不是像张爱玲那样热衷于乱世都市男女的情爱，金宇澄跳出了海派女作家一贯的精致、曼妙的格局，转向为1949年以来的上海作传这个大格局，用笔宏肆而阔大，体现了开阔与雄壮的气象。为上海作传，这一叙述策略，使得《繁花》中所描述的街道、别墅、弄堂、饭馆、电影院等等场所，不仅具有地理学的意味，更是和整个人物故事紧密相连，也和共和国的历史细节紧密粘合在一起。为一个城市作传，而不是单纯为人物作传，这是金宇澄的《繁花》独特的价值所在。

　　《繁花》有两条叙事线索，一个是50—60年代，一个是90年代至新世纪，对这两段时间交替进行叙述，新与旧形成了奇妙的对照。这样两个割裂的叙事空间，由贯穿这两个空间的主要人物沪生、阿宝、小毛等人物缝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了两类城市景观。50—60年代是由教堂、公寓、独立洋房、联排别墅、弄堂、石库门、工人新村、电影院等组成的城市景观，城市空间是由“上只角”市中心转向“下只角”市郊区。在这一部分，作家较为详尽地绘制了上海的文学地理图。而90年代的叙事，对于城市景观则是集中在地理景观的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上，城市空间则缩小至几个饭馆包间内，男女私情成分骤然增多，带有消费时代的特征。

　　《繁花》是一部带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的小说。金宇澄在访谈录中说：“我出生在一个上海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地主家庭出身，是潘汉年情报系统的人，解放后的1955年开始不顺，直到‘文革’结束平反离休，已经60岁了。我母亲出身是资本家，复旦大学肄业，因为跟了我父亲，也一辈子不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相似性很大，作为子女，‘文革’的经历跟其他阶层不一样，因此《繁花》讲了我自己的生活。”因此，《繁花》具有一个特别明晰的上海地形图，里面所涉及的地名、街道、房屋，都有据可查，人物也带有作家自己生活的影子。金宇澄说：“小时候我住在市中心，陕西南路淮海路这一块，算典型的‘上只角’。……这一带的邻里，基本结构是公寓、独立洋房、连排别墅，所谓中产阶级、大小资本家、大公司职员、外国侨民等等住户，但即使是法租界的规划，附近也夹杂有本地房子的小弄堂，包括上海原住民的中式小黑瓦的民居，老式石库门建筑犬牙交错，不少街区的内核，就是这样的，小职员、小业主、技术工人等等各种阶级的五方杂处、市民气味更充足，也等于法租界的外缘，不少是大型的市民聚集中心，比如很有名的提篮桥、老西门、十六铺、董家渡、杨家渡，沪西有曹家渡、大自鸣钟，住房的条件，参差不齐，形成大森林那种复杂的生态，植被都很不一样，处处都有特征和差别，说起来都是上海。”

　　在《繁花》中，阿宝大致可以认定是金宇澄的化身。小说的开篇就有明确的地理学视角：“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眼前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三十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此地，是阿宝父母解放前就租的房子，蓓蒂住底楼，同样是三间，大间摆钢琴。”

　　金宇澄一家在“文革”时期从市中心的陕西南路搬到当时地处郊区的曹杨工人新村。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在《繁花》中，他借阿宝之口，详细描写了当时搬家的凄凉场景：“阿宝朝蓓蒂，阿婆挥手。蝉鸣不止，附近尼古拉斯东正小教堂，洋葱头高高低低，阿宝记得蓓蒂讲过，上海每隔几条马路，就有教堂，上海呢，就是淮海路，复兴路。但卡车一路朝北开，经过无数低矮苍黑民房，经过了苏州河，烟囱高矗人云，路人黑瘦，到中山北路，香料厂气味冲鼻，氧化铁颜料厂红尘滚滚，大片农田，农舍，杨柳，黄瓜棚，番茄田，种芦粟的毛豆田，凌乱掘开的坟墓，这全部算上海。最后，看见一片整齐的房子，曹杨新村到了。”接着，他用颇揶揄的口气写到曹杨新村：“此种房型，上海人称‘两万户’，大名鼎鼎，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沪东沪西建造约两万间，两层砖木结构，洋瓦，木窗木门，楼上杉木地板，楼下水门汀地坪，内墙泥草打底，罩薄薄一层纸筋灰。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五上五下，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对于苏州河旁边泥泞‘滚地龙’，‘潭子湾’油毛毡棚户的赤贫阶级，‘两万户’遮风挡雨，人间天堂。阿宝家新地址为底楼4室，十五平方一小间，与1，2，3，5室共用走廊，窗外野草蔓生，室内灰尘蜘蛛网。”

　　从市中心到曹杨新村，地理空间的位移具有特别的意味，反映了主人公身份地位的变化。阿宝父亲“反革命”的定性，和因此受到的惩罚，首先从居住空间上体现出来，阿宝一家失去了优越的居住条件，从市中心的别墅搬到了远郊的简易新村。小说对阿宝一家在曹杨新村的日常生活有着精确的描写。人物身份与居住场所，在这里有了鲜明的区分。

　　金宇澄说：“‘文革’和下乡对我是大刺激，家庭和周围邻居都产生变化，市中心是变化的焦点，原先这些马路里弄都很静，‘文革’里每天川流不息的人群，从郊区涌到市中心大闹革命，我有不少的描写。1966年的上海革命和抄家，有组织也有自发的，1967年大规模武斗在杨浦区上海柴油机厂，非常的状态，人性恶都暴露出来。”小说第十一章，写到了“文革”中的上海一幕。姝华和沪生观看瑞金路长乐路转角的天主堂被拆的现场，教堂拆除后，过了几日，十字路口的空地搭起了四层楼高的工棚，油画雕塑院的艺术家在塑八九米高雪白的领袖塑像。沪生和姝华两人的漫游，其功能就像一架摄像机，记录了那个非常时期的街道景观的变化，其中还有自杀的场景。“沪生想开口，一部41路公共汽车开过来，路边一个中年男人，忽然扑向车头，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车子急停，血溅五步。周围立刻是看客鲤集，人声鼎沸。”金宇澄紧紧抓住那个年代街头风景的异常，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姝华和沪生依次经过思南路、皋兰路、香山路，旧称分别是马思南路、高乃依路、莫里哀路。地名的变迁，体现了典型的时代变化的影响。“姝华说，前阶段吵得要死，每条马路要改名，‘红卫路’、‘反帝路’、‘文革路’、‘要武路’，好听。沪生笑笑。姝华说，法国阵亡军人，此地路名廿多条，格罗西，纹林，霞飞，浦石，西爱咸思，福履理，白仲赛等等，也只此三条，有点意思。”在这里那些原来以法国阵亡军人命名的街道要更改为具有时代气息的名字了。在交代时代特色的同时，把上海曾经被殖民的历史也进行了随机的介绍。

　　《繁花》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学地理学因素。对“文革”中大资本家家庭遭遇的详细记录，以及对淮海路国营旧货市场的详细展览、对曹杨新村房屋结构以及邻里生活风貌的详细展示，都有一种特别详尽的田野调查般的描述。这样具体而微的描述，在其他书写上海的小说里是很难看到的。特别是作者为《繁花》一书手绘了许多张插图，这些插图许多也是对建筑、街道的速写，具有鲜明的地理标识意义。

二、消费时代的上海文学地图

《繁花》大约是近年来问世的最为喧哗的一部长篇小说了。众多人物都在不停地说话，叙事也主要靠说话推动。这非常符合金宇澄对自己的定位：“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上海这种国际化大都市，除了机器与车辆的噪音，就是人类的话音了。众声喧哗，符合这个时代都市人的心理现状，都市人普遍存在着在物欲压迫或者召唤下的情爱的焦虑，有强烈的倾诉的愿望。

　　《繁花》中90年代以来的叙事向来是有争议的。有的论者认为，这一部分叙事较为轻飘，远不如50—60年代的叙事沉重，两条线索有头重脚轻之嫌。但时代的侧重点不同，由此带来的叙事重量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时间段具有大体同等的分量。

　　90年代以来，消费时代的到来对旧有观念是颠覆性的。小说发生的场所，已经从市中心的建筑、街道、工人新村、石库门、家庭、工厂、集邮场所、电影院等，转向菜市场、理发店、出租屋、饭店、宾馆、咖啡馆、夜总会等消费场所，强调的是日常性与娱乐性。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欲望，成为90年代叙事的基本动力。一切都是消费的，美色、性、情感、金钱，成为小说中这一时代最瞩目的因素。

　　《繁花》的开头，引子部分，是从菜市场开始的。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遇到了陶陶。陶陶在市场里卖大闸蟹。两位老朋友聊天，谈女人，陶陶抱怨老婆欲望强，令他难以招架，谈到沪生结婚后不久妻子就出国玩起了失踪。好不容易摆脱了喜欢八卦的陶陶，走出菜场，沪生想起了自己的前女友梅瑞。镜头切换到新闸路梅瑞的家，叙述沪生和梅瑞交往的情景。两人去平安电影院坐情侣座看电影，泡咖啡馆，又引出了做外贸生意的阿宝与梅瑞的同事汪小姐。后来沪生与梅瑞分手。一天沪生路遇陶陶。陶陶向沪生绘声绘色地叙述，马路小菜场买蛋的男人和卖鱼的女人屡次偷情，被一个老太婆识破，告诉了偷情女人的丈夫，丈夫带了一帮人前去捉奸，抓了个现行。捉奸的细节，一再被陶陶放大。

　　从这个引子可以看出，小说90年代部分的叙事姿态很低。小说从菜市场开始，有浓重的烟火气，符合消费时代的世俗生活场景。谈论女人，谈论隐私，婚外情、婚外性、婚内性生活的和谐与否，特别是男女之间的暧昧，试探与躲避，欲擒故纵，也符合都市欲望膨胀的时代的特点。

　　接下来，整个90年代部分的叙事基本上是在上海的饭店、咖啡馆等社交场所展开，其间去了余杭、苏州、常熟喝酒应酬，都是男男女女一起去，特别是去常熟，有夫之妇汪小姐与有妇之夫徐总有了婚外情，汪小姐怀了孕，却是一个怪胎。90年代的阿宝、沪生与小毛，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成为“老男人”，被那些年轻光鲜的红男绿女所取代。小说着力表现的成功男人有徐总、范总、康总、古总，漂亮女人有汪小姐、李李、章小姐、梅瑞、小琴。李李开的东方饭店、至真园是两个主要的聚会地点，饭局轮番在这里上演。而这个时代，似乎更需要陶陶这样喜欢拈花惹草的男人。一个饭局又一个饭局，陪酒、狎妓、夜总会，素段子荤段子无穷无尽，众声喧哗，充斥着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周旋，试探与暗示，有性无爱、偷窥、偷情、性暗示与性挑逗、假戏真做、真戏假做。精神的沉沦，欲望的膨胀乃至泛滥，似乎成了小说90年代部分的主旋律。这固然隐含着作者对一个时代的批判，但难免也带有较强的幻灭色彩。

　　小说中，饭局、女人、生意场上成功的男人、男女私情，仿佛已经成为90年代以来都市生活的全部。那50—60年代的别墅、洋房、公寓以及街道，似乎已经完全沉默。工人小毛临终前愤懑地说：“上流人必是虚假，下流人必是虚空。”这似乎就是一个隐喻，显示了小说的幻灭色彩。

　　波德莱尔描写巴黎的诗歌中，有一个流浪汉的视角。有论者认为这是“走在柏油马路上对城市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在《繁花》中，也始终有一个流浪汉视角。无论是在50—60年代，还是在90年代，这个流浪汉始终在注视着上海这座城市，注视着城市的外观和汹涌的车流与人流，注视着它60年来的萧索、沉寂、重新繁华的全过程，从而将城市空间大大拓展，而为城市景观赋予了更多的形而上、形而下的意义。因了这种注视，上海具有了极为重要、丰富的城市文化资本。金宇澄说：“我的奢望是，这部书可以为50年乃至500年后的读者，讲一讲我眼里的上海，到那时候，它还是特别的。”从金宇澄对60年来上海生活地图的准确还原的角度来说，我确信《繁花》具有盛开一百年的魅力。

　　注释：

　　[1][2][11]〔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9-40，49，49.

　　[3][4][7]金宇澄，钱文亮.“向伟大的城市致敬”——金宇澄访谈录（上）[J].当代文坛，2017(3).

　　[5][6][8][9]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3，136－137，148，149.

　　[10]金宇澄，朱小如.“我想做一个位置很低的说书人”[N].文学报，2012－11－8.

　　[12]金宇澄，木叶.《繁花》对谈[J].文景，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