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上海堡垒》体现出典型的“高概念”电影特征，但又违背了“高概念”电影普遍收获“高回报”的逻辑规律。本文提出《上海堡垒》在世界观建构与“在地化”改造、主要角色性格塑造与次要角色形象展现、电影节奏的把握与情节推进三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使其未能形成应有的突破，只能被算作一部具备“高概念”外部特征的“伪高概念”电影。

　　作为2019年暑期档引发了巨大争议的国产科幻影片，《上海堡垒》体现出典型的“高概念”电影特征。“高概念”（High Concept）这一术语最早来源于美国广播电视网（ABC）节目总监巴里·迪勒（Barry Diller），其以“一句话征集节目”的点子闻名业界。其后，“高概念”通过电视电影的拍摄被逐步引入主流电影行业，成为一种特殊的电影模式。根据美国电影学者贾斯汀·怀亚特的总结，“高概念”电影具有以下三点鲜明的特征：“其一，由著名导演执导或大牌明星主演，甚至两者兼备；其二，故事情节相对简单，可以用一句话简明概括；其三，电影可以与之前流行的文艺作品形成一种‘互文’的关系，电影有原作为基础，而且那些原作已有了相当广泛或者比较稳固的受众，如名著或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漫画改编的电影、续集电影等。”

　　《上海堡垒》正是一部由著名导演滕华涛执导、知名作家江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影片汇集了鹿晗、舒淇等演员担纲主演，具备高额的资金投入和丰富的高科技科幻元素；其故事内核简洁而具有典型性，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上海堡垒的战士通过牺牲自己保卫地球，最终战胜了强大的外星入侵者”；此外，《上海堡垒》与诸多好莱坞“高概念”大片（《独立日》《世界大战》《2012》《异形》《安德的游戏》）以及知名电子游戏（《星际争霸》《红色警戒》《使命召唤》）等形成了较强的互文关系。以上可见，《上海堡垒》几乎覆盖了“高概念”电影所应具备的一切外部特征。然而，其最终惨淡的电影票房和近乎一边倒的负面评价，却又违背了“高概念”电影普遍收获“高回报”的逻辑规律。

　　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本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上海堡垒》实际只能算作一部具备“高概念”外部特征的“伪高概念”电影，其在世界观建构与“在地化”改造、主要角色性格塑造与次要角色形象展现、电影节奏的把握与情节推进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使其实难支撑高概念大片本身应具有的成熟架构，最终导致“堡垒”内部的塌陷与瓦解。

一、草率的“世界观”建构与流俗的“在地化”改造

丰满而扎实的世界观建构，往往是科幻电影得以“扎根开花”所依托的重要“土壤”。《上海堡垒》以上海这一知名城市作为故事铺开的主要战场，通过对未来世界中高耸矗立的东方明珠、震旦大厦等地标建筑的展现，第一时间拉近了观众与故事发生背景间的距离，透露出充分考虑中国观众接受度的智慧与巧妙。但是纵观全片后发现，相比于《阿凡达》“十四年磨一剑”对于纳美星球庞大而精密的世界观建构，《流浪地球》充满“黄金时代科幻气质”的哲学思辨和对于未来上海、北京等城市地下“赛博朋克”般市井生活形态的想象，以及《指环王》《霍比特人》依托中土世界阐发的宏大叙事与天马行空的文化重塑而言，《上海堡垒》主创明显缺少对未来世界于“运行方式”层面的深入思考和逻辑推演，这导致影片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和其中的运转规则，存在较大瑕疵和逻辑困局。这种缺陷仅从片中人类指挥部对于重要能源“仙藤”随意而不负责任的处置方式，以及人类抵御外星入侵者时“拍脑门”般的“无脑”战略决定就可见一斑。科幻电影对于未来世界观的建构不仅应是一种大胆而超前的展望，更应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合理预测。但《上海堡垒》影片并未形成支撑未来世界合理运转的逻辑自洽，其构建的诸多场景和设计的若干情节都难以经受住深入推敲。

　　由于整体世界观结构上的草率与盲目，《上海堡垒》会让观众产生诸多逻辑结构层面的怀疑。例如，影片开宗明义地提到能量“仙藤”具备强大的可复制性，已成为人类用以替代石油的优质资源，完全可以承担上海大炮乃至整个上海地区的能量来源；但影片进行到中段，却突然告知上海大炮的发射会耗尽所有的“仙藤”能源，致使“仙藤”不足以再支撑上海堡垒的防御耗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不能保证基本的防御，那么建造出“上海大炮”这样“任性”的杀伤性武器，意义到底何在？岂不是丢了西瓜，捡起芝麻？而且，“仙藤”如此不堪使用，外星人拼了命来抢夺它的意义何在？又如，影片前半段中，上海大炮命中敌方“德尔塔母舰”，却被证实效果不佳；而当母舰卷土重来时，指挥部为何还让上海大炮去孤注一掷地再次射击？既然已证明效果不佳，同时发射将导致上海堡垒本身的防御系统停摆，那为何还要如此赌博式地“玩火自焚”？再如，指挥部很清楚下令上海大炮“再来一发”的决定将立刻导致上海整体“陆沉”，外滩、静安寺、武康大楼等珍贵的地标建筑和文化古迹将立刻毁于一旦，同时这一命令纯粹源于杨建南司令官一意孤行的逞强行为，而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无奈之举，那么为何还要下达这样“杀敌三千，自损一万”的错误决定？凡此种种缺乏逻辑性的情节安排，会让观众感到片中人物如同在打电子游戏一般随意而毫无严肃性，感受不到任何地球即将毁灭的真实压迫感和大敌当前的应激紧张感。以上逻辑漏洞会导致受众频繁被动“出戏”，从而减弱对影片的期待。

　　世界观建构上的不扎实还体现于影片在场景设计上的粗糙和应付。有研究者指出，“当电影制作进入‘高概念’运作之后，电影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由衷而发的人文情怀，愈来愈淡化甚至割舍文学的情思，单纯地追求‘镜像化’，追求技术上的绚丽夺目，刻意营造镜像奇观”。但仅从这方面来看，《上海堡垒》也没有通过自身的想象力展现出特别突出的奇观化“视觉溢出”效果。影片费尽心力构思的外星大本营“德尔塔母舰”，自始至终只能看到一个边缘部分，虽然影片对于外星士兵“捕食者”的形象塑造比较下功夫，并且由“捕食者军团”的打造形成了一种密集强大的“大兵压境”气势，但对于母舰形象的整体构思既不具体，也不够隐晦，给人以虎头蛇尾的敷衍感，没有形成像《独立日》那样由巨型外星母舰真正压迫笼罩地球的震撼场面。我方军队设计方面则更显潦草——与现代战争服装毫无二致的军服和军帽，与当今标准几无差别的手枪和冲锋枪，普通的迷彩坦克和装甲车，简单而毫无科技感的上海堡垒地下指挥中心，以及残破如同废弃工厂的上海堡垒地面厂房。这些毫无“未来感”的战备物资和军备场所，在唯一充满科技感的上海大炮面前更显寒酸，同时反倒令重金打造的上海大炮显得更加鹤立鸡群，味同鸡肋，格格不入。《上海堡垒》将重点精力放在提升外星“捕食者”的特效感和科技感之余，似乎没有再花什么精力去思考影片预设时间——2035年的人类可能进步的哪怕一点点的科技感，而是完全以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态度去照搬当今人类现有的生存形态和模式。应该说，《上海堡垒》的主创没有将自己置于未来世界的可能性中，没有仔细揣摩未来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定位，更谈不到真正站在未来去“回顾”现在的“历史”。这样缺乏代入感的创作决定了影片很难让观众感同身受，造成受众期待视野的不断衰减，最终导致了观众的无限失望。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好莱坞式的中国高概念电影秉承了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的技术主义风格，简单明了的善恶对立，华丽震撼的视听奇观，酷炫逼真的动作打斗，穿插普适动人的人性桥段在叙事中”，但“画虎画皮难画骨”，这种模仿和对标如若没有戳到核心精髓，则容易被逼入“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藩篱。《上海堡垒》在很大程度上就遇到了这样的尴尬，尤其是影片的“在地化”改造也仅仅是流于形式，没有深耕和挖掘中国本土化的特征和受众心理，因此显得不伦不类。

　　例如，“吃饭”的戏份设置历来是电影中让人物卸下戒备、敞开心扉、真情流露的极好手段，《饮食男女》《深夜食堂》都是通过餐桌上人与人之间的坦诚交心推进故事走向。《上海堡垒》为数不多的“走心”戏份安排在了上海弄堂里的一间面馆里，这本应是让鹿晗饰演的小兵江洋和舒淇饰演的教官林澜增进感情的出彩段落，也是体现这部具有上海特色的科幻电影的“本土化”特色的最佳场景，但是影片却没有将面馆赋予海派气息与上海特色，反而莫名其妙地给面馆起了“KK面馆”的西式名称，并且面馆老板一张嘴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立刻冲淡了本应内涵丰富的上海城市特色。加上鹿晗的北京口音以及舒淇自带的香港口音，这段本应最能体现“在地化”特色的戏份仿佛变成天南地北的白领们边吃工作餐边聊闲天的场景重现，不客气地说，即使将这一场景移置到青春偶像电视剧中也毫无违和感。从这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上海堡垒》只是将上海作为包裹影片宣传外壳的手段，却没有将好莱坞高概念影片的科幻思路进行踏踏实实的“在地化”改造。相比于《流浪地球》中精心设计的北京地下城虽简陋但却饱含市井风俗的“包饺子、打麻将、舞龙舞狮”的场景，以及特别安排的的由Mike隋饰演的“京片子”人物，《上海堡垒》的“在地化”改造可谓流于形式，其收获的评价流于平庸甚至饱含负面情绪也就在所难免了。

二、“浅尝辄止”的主角性格塑造与“脸谱化”的配角形象展现

《上海堡垒》引发话题讨论的一大焦点，就在饰演男主角江洋的演员鹿晗身上。可以说，近年来受众的关注点始终都没有离开过对于“流量明星”的争议。自2013年《小时代》将“小鲜肉”这个词迅速推上舆论热点以来，“流量明星”就频频成为没有演技、只有颜值却拥有大批忠实粉丝的代名词。然而平心而论，《上海堡垒》中鹿晗与角色本身的匹配度是足够的，男主角江洋作为一个头脑与动手能力都极强的天才少年，其身上洋溢的“少年感”和对爱情的懵懂单纯恰好符合鹿晗本身带给观众的印象，如果设计合理，这恰恰符合如施瓦辛格之于《终结者》、约翰尼·德普之于《加勒比海盗》一样的高概念影片“类型化”主角的特点。而关于“厚刘海”和战争过程中很少浴血破相的“美颜”等细节，其实也并未过多影响观众观看影片的进程。事实上，《上海堡垒》对于角色在性格塑造上普遍存在的“浅尝辄止”态度才是影片使观众“代入感”和“共情”不足的核心原因。

　　举例来说，男主角江洋的角色设定就是一个单纯的大男孩，他具备极高的操作双系统控制无人机击退敌人的天赋，也具备团结灰鹰小队各个成员的领导能力。随着影片进程中与外星“捕食者”的不断较量，他也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官。对比可见，这一人物形态设置与好莱坞高概念影片《安德的游戏》产生了明显的互文关系。《安德的游戏》也是根据知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同样讲述了为抵抗外星虫族的攻击，人类舰队着力培养一名天赋异禀的小男孩安德，并通过不断的实战训练使其最终成长为核心指挥官并挽救了地球的故事。同样是天才少年的设定，同样是缺少人情世故的磨砺，《上海堡垒》对于江洋这一角色的最大缺陷就体现在没有遵循“英雄成长模式”的成熟规律，让江洋自始至终都过于“完美”，缺少人物遇到重大挫折后的跌倒、反思和重新崛起。正如美国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非常强调“起因，结果，心理动机，克服障碍推动力，最终实现目标”的创作过程一样，这些叙事上长久流传的英雄成长“套路”仍然被证实是最有效的吸引受众的方法。可以说，《上海堡垒》在本已缺少创新性想象力的情况下，连现成的“模式套路”都不愿意去“套”。从这方面看，《上海堡垒》既不愿意走别人走过的路（例如嵌套好莱坞高概念影片中的经典叙事模式），也没有花力气自己去创出一条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新路（例如学习《流浪地球》中以小集体的牺牲去换取大集体胜利的中国模式）。

　　“高概念”电影中对于人物尤其是“英雄人物”的刻画，往往符合美国比较神话学者坎贝尔对于希腊神话中英雄成长的模式总结——“分离—传授奥秘—归来”是英雄成长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角色必须经历不断的磨炼和打击，最终换来的成功和荣耀才能令观众感受到十足的心理补偿，体会到心理观影快感。对比与《上海堡垒》同期上映的高票房国产影片可见，灾难大片《烈火英雄》中黄晓明饰演的消防队队长正是在经历了因自大而害死队员的巨大挫折后，克服心魔重新战胜自己，最终以一己之力抗击熊熊烈火，在挽救了城市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我的救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小哪吒也是历经众人的排解、嘲讽、打击后，摆脱了人心深处“本我”的束缚，最终得以勇敢选择以柔弱幼小但又强大宽厚的“超我”胸怀力抗天劫，成长为真正的英雄。罗伯特·麦基在《故事》中指出，“人物性格真相在人处于压力之下做出选择时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其选择便越真实地体现了人物的本性”。无论是《流浪地球》中吴京饰演的父亲以毁灭飞船来换取整个地球和人类的希望，还是《烈火英雄》中黄晓明饰演的队长以血肉之躯在高温的火场中硬生生转了“8000次”转盘最终关上闸门，抑或《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曾经不知天高地厚“怼天怼地”的小哪吒最终成长为勇敢承受天劫的盖世英雄，这些影片都在“英雄成长”过程中，设计了超乎寻常的困难和西西弗斯式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是如此，由跌落神坛的“人”到最终英雄崛起的“超人”的转变，才能真正通过感召力上的触底反弹去触动受众，使其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并获得满足感。

　　反观《上海堡垒》，其角色设置总带有“浮光掠影”的虚弱感，在最应深入塑造人物性格的时候往往选择“轻描淡写”。影片对江洋这一“优等生”的角色把握总给人“捧在手里怕化了”的感觉，没有安排任何“扎”进人物内心的性格塑造，使得这个本应经历战争重压和爱情挫折后，由大男孩成长为真正男子汉的角色，毫无热血拼搏，没有矛盾冲突，缺少放手一搏，从未咬牙切齿，硬生生将这一人物高高捧起，塑造成了一个只可远观却并不能摄人心魄的“木头人”形象。《上海堡垒》在人物设计上，很像一部包裹着科幻外衣的“小清新”校园青春剧的模式——江洋如同高考班中那种“别人家的孩子”（片中他天赋异禀），立志要考上最好的大学（片中他报名上海堡垒战区，立志未来当一名指挥官）；而舒淇饰演的林澜如同充满成熟女性魅力的班主任（片中是江洋的教官）。江洋在冲刺备战高考（片中他在上海堡垒中经受战备训练）的过程中总是获得第一名，而且很有领导能力，和他的同班同学（片中灰鹰小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并肩作战、努力复习，他们关系融洽，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和冲突（片中灰鹰小队成员间极其团结）。这时候从未品尝过失败滋味的江洋由于青春的懵懂开始“暗恋班主任”（片中江洋给林澜送花表达爱意），但是班主任为了让他更好地备战高考（片中江洋的核心任务是击退外星人）而对他若即若离（片中林澜对江洋发来的问候总是回复得“不痛不痒”），使他感受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最终，高考来临（外星人发起总攻），其他几名同班同学相继失利（片中灰鹰小队其他成员全部牺牲），只有江洋成功考取高考状元（片中只有江洋最终完成任务且死里逃生），五年后当他再次回到母校时（片中江洋回到和林澜相识的面馆），感受到正是老师当年的顾全大局才使自己没有偏离方向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片中他击退了外星人，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指挥官）。以上可见，影片对于江洋性格内在的张力几乎没有任何展现，作为一部科幻大片中具有“救世”属性的主角，却被处理成一名毫无内在性格冲突和成长变化的“好好先生”，同时，对江洋的人物设定属于“孤身一人”——他似乎没有家人，也没有任何和家人的牵绊，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他只能想起一个“暗恋”的“班主任”作为寄托。这样略显虚假的情感投射就决定了这一角色无法让观众真正认同，因此，《上海堡垒》既没有达到青春片那种吸引受众引发青涩过往“回忆杀”的目的，又没有赢得科幻电影受众对于热血与想象力的期待。

　　《故事处方》的作者丹提·W·摩尔曾指出：“你的角色不是由你来定义的。这是因为角色自身的行为、反应、不作为、说过和没说过的话，共同定义了角色的性格特征。”但《上海堡垒》对于众多配角的塑造也同样只传递出蜻蜓点水和千篇一律的敷衍感。例如除女主角林澜被设计成一名难以接近的指挥官外，总司令邵一云和掌管上海大炮的司令官杨建南的外在形象也都和林澜一样，永远呈现一幅冷若冰霜的“扑克脸”，完全体现不出不同角色在片中应起到的或搞笑调节气氛、或坚毅果敢体现“导师”的作用、或温情脉脉展现女性的柔美、或软弱无能反衬英雄的伟大等辅助作用。对江洋战友们的塑造更是“简单粗暴”，例如曾煜和潘队都被设定为勇猛、直接、热血、冲动的形象，令观众对二人“傻傻分不清楚”；唯一的女性配角路依依前半段暗恋着江洋，中后段又突然毫无征兆地展现出对潘队恋人般的不舍，不仅对前史毫无交代，而且情感转换也显得生硬、充满荒诞感。对比之下，在《烈火英雄》中，即将奔赴“有去无回”的火灾战场时，影片安排黄晓明饰演的犯过错误的前任队长与杜江饰演的一直对前任队长耿耿于怀的现任队长相对而视，他们共同拿出香烟就着火场的火焰点烟后相视一笑。这样精彩细致的角色刻画，不用过多言语就把巨大压力下战友之间的一笑泯恩仇跃然于银幕之上，令人泪目。但在《上海堡垒》中，当面对即将吞噬掉人类的外星捕猎者的大兵压境时，那些弥足珍贵的战友情和本应令人血脉贲张的杀敌的紧迫感，却完全被阻挡在了影片对于角色设限的桎梏之外。在《上海堡垒》呈现的战场上，那些面对死亡恐惧时战友互相视为救命稻草的巨大精神支撑感荡然无存，更谈不上体现如同《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中的战斗场景那样真实而热血的“燃”感了。可以说，抛开影片对于主要角色“英雄成长模式”上的叙事软肋，这些对次要角色的同样“脸谱化”的性格认定也给《上海堡垒》减分不少。不给力的配角形象会让观众感觉就像在看一部冗长乏味的网络电视剧而非情节紧凑的电影，观众随时会产生快进或者跳过的冲动。《上海堡垒》既没能够体现高概念科幻电影特有的奇观化的“视觉溢出”效果，又没能展现主人公由弱变强、以弱胜强的英雄成长模式，还不能以丰满立体的次要人物群像辅助提升影片的情感诉求，这体现出主创团队在科幻元素展示与角色性格塑造权重选择上的重心不稳、顾此失彼。

三、电影节奏的失当与情节推进的业余

随着电影生产模式的不断研究与实践，针对高概念电影本身逐渐产生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叙事运行规范——“减弱的叙事”（Reduced Native）。这一理念同样由美国电影学者贾斯汀·怀亚特提出。“减弱的叙事”的核心就体现在单一浅显的叙事主题和明细有力的叙事节奏上。正如有学者的研究所指出的，“剧情简单是高概念电影特征之一。但是，情节相对简单并不等于对故事性的要求降低……相反地，是要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概念下发展出足够复杂的人物和故事，让观众维持观看兴趣，由此吸引更多的受众。这就是好莱坞成功的高概念影片与国产高概念影片在剧情掌控上最大的区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堡垒》与《独立日》在结构和故事上具备相似之处——在背景建构上，两部影片同样设计了人类面临巨型飞碟般的外星母舰的挑衅，同样具备面对外星人来势汹汹攫取资源的困境；人物设置上，同样安排了高冷女性与低地位男性之间的人物互动；战斗过程中，同样呈现了我方战机面对敌方数量庞大军队的寡不敌众局面，也同样安排了高潮处以主人公牺牲自己冲向母舰换取最终胜利的壮烈桥段，等等。正因如此，《上海堡垒》与高概念大片《独立日》具备很强的互文关系和互通之处。作为一部罕见的展现“地球反击战”的美国电影，《独立日》一改好莱坞高概念科幻大片通常裹挟的“拓殖逻辑”，转“星际殖民”之“攻”为“保卫疆土”之“守”，与东方传统中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化思维相契合。从这个方面来说，对于《独立日》成功因素的挖掘和剖析，有利于侧面反思《上海堡垒》失利的原因。

　　与《独立日》相比，《上海堡垒》在影片氛围塑造上没有形成较强的紧迫感和流畅性，其在电影节奏的把握方面有很大的欠缺，这仅从影片对于整个战争过程中“压迫感”的烘托失败就可见一斑。影片开始阶段，当得知外星人巨大的德尔塔母舰来袭，上海堡垒基地仓促通知召开红色紧急会议时，影片并没有给观众形成“大兵压境”时强烈的紧张气氛，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影片对于情节的铺垫不足，前期我方士兵严阵以待的备战感不强，致使影片内在张力缺失，影片推进虽然流畅但就像流水账一样，过于平缓淡定。“‘高概念电影’在进行核心叙事过程中，通过发展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情节实现某个中心目标。在观赏这个目标实现过程中，观众感受不到导演或摄影机的存在，感受到的只是故事情节发展的流畅性和连续性。”但《上海堡垒》在节奏把握上就明显呈现出缺失，显得并不专业，就像围棋高手对决，前期准备的战术思路不到位，就注定了全局最终失利的结果。

　　希区柯克著名的“定时炸弹”理论指出，要让炸弹在观众的内心出现，并且不能让其爆炸，以保证这种紧张感和压迫感将观众代入影片的节奏之中。同样是呈现外星人大兵压境的局势，《独立日》精心设计以母舰在地面上形成的巨大的阴影来烘托气氛，当母舰的黑影不断笼罩在美国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物（林肯像、白宫、金门大桥）上，甚至完全遮蔽了自由女神像使其不再“自由”时，观众内心对于外星母舰的巨大好奇感与恐惧感被无限唤起，影片就得以最大限度营造出“末世情结”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气氛。为了渲染这种氛围，《独立日》甚至搬出了总统被迫逃亡的窘迫以及白宫被轻易摧毁的情节。此外，《独立日》高潮部分体现了典型的“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紧迫感：当人类方唯一带有武器的战机发现导弹意外卡住后，编剧顺势“推波助澜”，安排敌方母舰迅速打开流光炮，即将毁灭人类指挥部。千钧一发之际，人类方战机驾驶员决定以自己和战机作为“炮弹”，直冲向敌方露出的炮口，进而在电光石火间从暴露的敌方缺口攻入，与母舰同归于尽。如此紧张跌宕的情节设计牢牢把握了观众的内心高潮点，令观众屏住呼吸，欲罢不能。与此相反，《上海堡垒》在情节设计上，却安排影片在进行到34分钟时，就用我方最强的武器“上海大炮”一炮把对方母舰“轰”没了，致使影片第一次高潮过早到来。这样的安排导致影片又进行了半小时，当观众面临再次到来的高潮时，早已失去了对这一本应令人血脉贲张的“天地对决”部分的新鲜感。《上海堡垒》在情节安排上的脱节是影片的败笔之一。这样的安排轻易浪费掉了好不容易累积起的观众情绪，“一鼓作气，再而衰”，到了真正的最终高潮时，影片已经错过了观众心理期待的最佳兴奋点，观众的内心必然毫无波澜、无动于衷。

　　综上可见，《上海堡垒》虽然试图在科幻片与爱情片的结合上进行尝试，但仍在诸多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因此，它只能算作一部披着“高概念”外衣的“伪高概念”电影。笔者期望努力试水新类型的中国电影创作者，在借鉴和套用成熟电影工业模式这些外在“皮囊”的基础上，能更加脚踏实地研究好电影语言和叙事结构上的内在“硬核”，形成如《流浪地球》和《哪吒之魔童降世》一样在更多电影类型领域的伟大创新与突破。

　　注释：

　　[1][2][7]远牧.国产“高概念”电影：喧嚣背后的苍白[J].粤海风，2013(2):65，66，66.

　　[3]吴冠平.当下中国电影的美学之变[J].当代电影，2018(2):114.

　　[4]转引自周学麟.“高概念”电影与国产大片[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6.

　　[5]〔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周铁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99-100.

　　[6]贺欣欣.彼得·杰克逊与高概念电影的规定叙事[J].电影文学，2019(2):93.

　　[8]周学麟.“高概念”电影与国产大片[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