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笔者频繁游学于亚、澳、欧、美3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以其样貌与性格不同的人民、历史与文化不同的美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1995年的以色列之行却在其中独树一帜，让我永世不忘！究其原因，不仅因为我1988、1993、2006年三次赴美深造舞蹈评论期间，各国同学和舞评同事们都公认犹太人和中国人最聪明，进而把我们这两个伟大的民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不仅因为我的舞蹈评论老师安娜·吉赛尔科芙、舞蹈美学老师塞尔玛·珍妮·科恩和舞蹈史学老师瓦尔特·索雷尔居然都是犹太人；不仅因为世界舞蹈史上有许多让我崇敬的名家大师都是犹太人，比如说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芭蕾喜剧代表作《葛蓓丽娅》的编导家亚瑟·圣-莱昂，20世纪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明星演员安娜·巴甫洛娃、艾达·鲁宾斯坦和阿道尔夫·波尔姆，英国芭蕾的先驱人物阿丽西娅·马科娃和玛丽·兰伯特，一举夺得奥斯卡导演与编舞两座金像奖的美国编导家杰罗姆·罗宾斯，美国著名芭蕾明星诺拉·凯伊和经典芭蕾故事片《转折点》和《尼金斯基》的导演赫伯特·罗斯，以色列籍俄罗斯芭蕾明星瑞娜·妮科娃，德国现代舞蹈大师赫伯特·帕卢卡，美国现代舞大师海伦·塔米丽丝、安娜·索科洛、索菲娅·马斯洛、保利娜·科纳、史蒂夫·帕克斯顿，以色列现代舞大师瑞娜·格鲁克、瑞娜·欣费尔德等等，可谓不胜枚举；不仅因为在以色列这个面积超小的国家里，居然真实地存在着近百个规模不等的共产主义集体农庄——基布兹（Kibbutz），我曾在其中两个“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国”生活了10天，享誉世界舞坛、热爱中国文化、多次来华演出的“基布兹当代舞团”就诞生在这里……而且更因为以色列民众日常打招呼时的用语“Shalon”（发音为“沙龙”），居然既是“你好”，又是“和平”的意思！可以说，这种一语双关，将对和平的渴望融入日常打招呼用语的做法，在全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和语言中，都是绝无仅有的，而由此迸发出来的对和平的渴望，更是让我振聋发聩，甚至刻骨铭心的！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素以智慧和幽默赢得世人尊重的以色列舞蹈评论家、史学家和编辑家吉奥拉·马诺（Giora Manor）生前对我的坦言：“每次从国外讲完座、开完会，准备回国时，我的神经都会立刻紧张起来，因为我们每个以色列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防着，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在我们的头顶上爆炸……但我们不能不回家呀，因为以色列是我们祖祖辈辈的家！”我以为，提前重温犹太人在历史上数不胜数的辉煌成就，感同身受以色列人的这种生存危机与心理状态，是确保我们在评论2019年8月27日晚于北京舞蹈双周“焦点舞台”上看到的基布兹当代舞团（Kibbutz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作品《避难所》（Asylum）时，带着人类最起码的同情心，并对节目单上书写的“难民、移民和流浪汉的命运”，“身份、归属感、异国情怀、渴望和家庭”等生存体验，获得真切体认与准确把握的前提。基布兹舞蹈团此次来京演出已是第三次。记得第一次是在1992年中以两国建交后的第二年。在那台三合一晚会上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就是时任该团编导与现任团长拉米·贝尔（Rami Be’er）为其夫人编导的一支抽象、凝练的独舞《翼之梦》（The

　　Wing’s

　　Dream），记得那座弯弯的跷跷板时而是舞者手中捧的月，时而像舞者脚下踏的船。而在我当时的笔下，它传递的是小夜曲般的宁静与浪漫，但今天回想起来，其舞者在动荡不安中寻找平衡的状态，分明折射出了每个以色列人民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状态。该团的第二次来京则是在19年后，2012年的“北京舞蹈双周”上了，记得同样是由拉米·贝尔编导的整晚演出，名叫《哪怕》（If

　　At

　　All），全团舞者的训练有素自不待言，但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却是，编导家经过近20年的历练之后，能够用舞者们内心惊恐导致的外部痉挛动作，在不确定的力、时、空调度中，清晰易懂地揭示出全体以色列人民的身心时刻悬在半空中的生存危机。该团今年在“双周”演出的《避难所》则可谓直抒胸臆——60分钟的舞蹈不仅再次直面了以色列人民的这种生存危机，更表达出他们对一个能够安身立命之处的急切渴望：一个男子袒胸露臂，腹肌发达，肩上斜挎着一支电动喇叭，嘴里用英文无休止地喊着“7—1—2—2—1—3”这组本身并无确切涵义，却反映出难民、移民们随时被驱赶、被编码的不安全感，甚至折射出当代人类的田园生活正在日益被身份证、护照、电话、银行卡等各种数字化工具所破坏的悲惨；人们在嘈杂的轰炸声、机枪的扫射声中节节倒退着过场，肩膀与胯部同步扭动，双手在胯部微微摆动，不经意中流露出某种机械式的神经质与自嘲式的幽默感；双臂高举过头的三位手，貌似撑起了一把结实的保护伞，以便找到其朝思暮想的安全感——我立刻想起了马诺先生的另一句话：“不幽默，我们犹太人怎么能活到今天？”

　　接下来的舞段堪称丰富多样，单、双、三、四、群无所不有，舞者们的抑扬顿挫充满了天差地别的对比，他们与音乐的同步、异步与同异关系让我们的听觉不断做出新鲜的反应，而他们在三度空间及其各种点、线、面、体组合中的多种调度与高难动作更是让我们目不暇接，叹为观止……但所有这些动作的内在张力与外在形态都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是谨小慎微，还是几近癫狂；无论是温存体贴，还是剧烈冲撞；无论是步履稳健，还是命悬一线；无论是旋律动听，还是鼓点砸心，均无一例外；尤其是舞者们频频举枪射击与随后惨叫倒地的动作，总能使我想起访以期间，亲睹风华正茂的以色列青年们不分男女均需从军，时刻持枪准备打仗的生活常态，深切的同情油然而生，不仅感同身受到战争对每人只有一次的生命之威胁，甚至随时降临的毁灭，而且更加懂得珍惜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

　　整台演出的成功自然少不了音乐的强悍有力和舞美的简约大气，我们从节目单和演后谈中得知，这两方面的设计大多出自拉米·贝尔，他的音乐世家背景与大提琴独奏的专长则让我们自愧弗如，而他“能从音乐中看到画面”的自述更让我们心悦诚服。

　　结束本文之际，我的耳边再次回响起24年前造访以色列这个被《圣经》誉为“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地方”时，人们无休止地向“和平”问候“你好”的热切心声——“Shalon”，眼前再次凸显出《避难所》中人们频频惨叫着倒地死去的悲惨画面，禁不住要同渴望和平的以色列人民，乃至当下处于战乱中的各国人民一道高声呼唤——“你好，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