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不同的视角对近期比较有影响的四部舞剧进行了评说：一是评说《草原英雄小姐妹》作为“明德”之作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二是评说《天路》在“深度叙事”方面取得的艺术突破；三是评说《醒·狮》如何借助文化传统去彰显百姓的“家国情怀”；四是评说《花木兰》世界巡演对中国芭蕾“走出去”的文化意义。文章认为这四部舞剧新作都从不同方面为我们舞剧创作“从高原向高峰”的攀登做出了努力。

一、以明德之作攀登舞剧高峰——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观后

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下称“基金”）正式设立并开始全面扶持、资助艺术生产。五年来，由于“基金”科学的选拔、资助和验收机制，促成了中国舞剧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创作、生产的扶持而言，“基金”每年资助大约10部新作；又对年度最优秀的两部实行“滚动资助”——首个年度“滚动资助”的两部舞剧《沙湾往事》和《八女投江》都获得了文化和旅游部“文华大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成为当年舞剧创作的精品力作。对于获得“基金”2018年“滚动资助”的大型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下称《小姐妹》），无疑也具有了成为精品力作的潜质。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们这一代年逾花甲之人崇拜的偶像，那么她们之于当下小学生们又意味着什么呢？鉴于此，内蒙古艺术学院副院长兼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林平，聚焦发生在“草原英雄小姐妹”身上的故事，并将之提炼、组织，最终以舞剧的形式加以呈现。赵林平说：“把《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一伴随了几代人成长的真实感人的传奇故事，以民族舞剧的艺术形式呈献给世人，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和梦想，也是我们这一代舞蹈人应尽的责任和使命担当。”简言之，我们有义务将这一发生在半世纪之前的故事继续流传下去，让它在当代人、尤其是小朋友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而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的“培根铸魂”的工作。

　　上述是以赵明为首的主创团队致敬“英雄小姐妹”的创作行为，其创作理念使得该剧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叙事方式。作为编剧之一的赵林平认为：“总编导赵明使得舞剧穿越时空，以当代视角与多重空间作为其表现手法，真实质朴地演绎了当代小学生与60年代‘小姐妹’两代人的心灵碰撞和情感交融，极大地丰富和强化了舞剧的戏剧性。”为了契合舞剧的艺术规律并凸显舞剧的艺术特性，总编导选择了“两代人”来构织舞剧情节，并着力于“两代人”心灵和情感的摩擦与碰撞。具体而言，该剧由《第一课》和《第二课》两幕构成，命名简单明了、直入主题。编导以“上课”来进入舞剧、切入叙事，既在于“上课”能够教授知识、引导品性，更在于这是一种充满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明明德”的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发表了讲话，他“希望大家承担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可以说，舞剧《小姐妹》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例如舞剧第二幕的《第二课》较为典型——编导旨在通过当下的“课堂”，让小学生们立于当下，追忆“小姐妹”并反观她们的“精神图谱”：学生们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后，小脸面对着天幕，这时天幕前的“小姐妹”迎着风雪艰难地跋涉着……学生们忧心“小姐妹”，期盼着能够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她们——与此同时，小学生和“小姐妹”所处的两重时空相互交融：学生们的课桌似乎成为了小羊的“避风港”，无数只“小羊”分别从舞台两边的课桌下面钻了出来；学生们的课桌又一瞬间成为牧民的“坐骑”，牧民们纷纷攀上课桌；学生们的课桌又仿佛成为已经冻得结实的冰道，“小姐妹”迈着艰难的步子用生命保护着“小羊”……而此时，学生们也纷纷靠向“小姐妹”，伸出她们的小手为“小姐妹”遮蔽风雪。试想，还有什么比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更有言传身教的效果呢？

　　可以说，舞剧的创作团队以上述方式来叙述“小姐妹”的故事，传递了“小姐妹”的精神，收获了极佳的效果。第一，编导实现了兼容“空间”的自如叙事，即小学生与“小姐妹”身处不同空间的自如切换和叙事。这种叙事的“自如切换”并未带给观众不适感，反而因某种心灵上的共鸣进而深刻了主题。第二，编导着力于“形象”的跨界。所谓“形象”的跨界乃是各种不同质形象的“跨界交流”，甚至是“融合创新”。该剧的“形象跨界”成功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质的“人物形象”进行时代“跨界”的交流；二是不同质的舞蹈形象进行物种“跨界”交流；三是不同质的材料在特定形象塑造中的“融合创新”。

　　现在舞剧《小姐妹》已通过了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的合格验收，同时被选拔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暨第十六届“文华大奖”的评比。作为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中唯一一部由高校创排的剧作，赵林平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她深知一部舞剧的创排贯穿着艺术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是艺术教学与实践的重要成果，可以检验艺术院校多学科的教学水平。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的重要讲话后，内蒙古艺术学院的舞剧《小姐妹》创排团队精心打磨、精益求精，立志以这部明德之作去攀登舞剧高峰，让笔者更期待这部倾尽心血的力作能使内蒙古舞台艺术实现“文华大奖”的零的突破。据已经公布的结果，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已荣获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二、深度叙事：现实题材舞剧孕育的“新想象”——大型民族舞剧《天路》再观后

国家大剧院不大做舞剧，一共就两回——上一回是《马可·波罗》，这一回是《天路》。创作《马可·波罗》，看中的可能是它的“国际性”色彩；而创作《天路》，可以肯定的是它的“现实性”精神。看到这个剧名，笔者脑海中就会升腾起那句高亢的歌声：“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哎”；但舞剧《天路》平实地告诉我们，铺垫在“神奇天路”之下的是那些沉默的情怀和无言的担当。也就是说，舞剧《天路》最为可贵之处，还不仅仅在于它“敢于碰触现实题材”，更在于它“敢于坚持人民中心”——它坚持在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坚信这些默默奉献着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民族的脊梁”！

　　为默默奉献着的人民群众树碑立传，才是舞剧《天路》创作群体的大情怀和大担当。但对于《天路》这样的“现实题材”，仅仅有情怀和担当是不够的——因为对于“现实题材”也有“如何选择题材”“如何开掘主题”的问题，更有“如何结构剧情”“如何塑造典型”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取材“天路”的舞剧至少有三部了，这大约并非都是看中了题材的“现实性”而可能是向往着其中的“可舞性”——比如“扛轨筑路”的动态性和“高原风情”的民俗性。但总编导王舸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体现时代特性、展现现实意义、打动当下观众的‘精神内核’”。

　　民族舞剧“天路”先是依循着歌曲《天路》“照着说”，继而续接着“天路”精神“接着说”。那么，舞剧“接着说”到底是要说什么呢？依笔者之见，编导似乎要言说那些“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些“曾经或现在依然鲜活的生命和笑脸”、那些“为藏家儿女送去吉祥”的真实且典型的人物形象。据此，编导聚焦与“天路”密切相关的两大群体（即藏民和筑路者），凝练出两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央金（女首席）和卢天（男首席）。众所周知，传统舞剧大多视女首席为结构内核，舞剧情节围绕着女首席的命运展开；但该剧必须以男首席卢天作为舞剧的结构内核——因为卢天是筑路者的典型，该剧是围绕这一人物命运而构织的舞剧剧情，只有在相关剧情、情势的层层推进下，舞剧的“精神之核”才得以凝结。

　　显然，挖掘“现实题材”之中的“精神内核”，需要舞剧用“深度叙事”来支撑。什么是舞剧的“深度叙事”？如何实现舞剧的“深度叙事”？舞剧《天路》孕育着一些“新想象”。在关于“舞蹈艺术特征”的教科书中，大多离不开“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教唆”。因此，舞剧的叙事通常以“本门艺术特征”为名固化了一种“叙述模态”：其一，舞剧的“舞蹈叙事”最好要借助“前理解”，即借助其他作品传播的社会影响力——早期是文学或新闻，稍后是影视或戏剧……总之，舞剧的“舞蹈叙事”极少有叙事内容上的“原创”。其二，舞剧的“舞蹈叙事”最好避免复杂的人物关系，此前通过舞剧《鱼美人》的创排帮助我们理解舞剧规律的苏联专家古雪夫就将“舞剧的主要人物最好不超过四人”作为重要原则。舞剧《鱼美人》迄今60年来，虽然也或多或少有舞剧创作突破这一“叙述模态”，但总体上这一“叙述模态”还潜在地成为我们的创作指南及评估圭臬。这可能也是限制现实题材舞剧充分发展的一个内在原因。

　　在修改版《天路》演出场刊的“专家留言板”上，大部分专家关注的都是作品的“现实题材”——他们作为“专家”，主要是“专”在对舞剧特征的谙悉，而舞剧《天路》呈现的是对舞剧“深度叙事”的“新想象”：其一，这个“新想象”要用男、女首席（这也是舞剧叙事的基本特征）来结构并密切筑路者与路区群众两大群体，卢天与央金的恋情发展程度并不重要；其二，这个“新想象”不能让两大群体都只能有“孤胆英雄”，因此卢天与父母、央金与弟弟索朗的关系也是重要的舞剧叙事内容；其三，这个“新想象”还要丰满两大群体的“血肉”以实现剧情发展的必然性，路区群众中那对失去婴儿的藏族青年夫妻、筑路者中卢天的好友“老东北”和“小四川”都因此“必然”而显得“必要”；其四，这个“新想象”虽然在场刊上仍然是分为四幕，即《命运，是一场相聚》《别离，是一段苦旅》《拥抱，是不愿再孤单》和《留下，是最好的守护》，但实际的演出是以“四字句”的提示来展开块状链接——施工现场、高原筑路、圣洁心路、童年记忆、父辈旗帜、种下春天、初次相遇、高原营救、生命挽歌、心痛难言、励志誓言、鱼水情深、内心情愫、共筑家园、央金心事、送别战友、遗憾离别、生死不弃、天路精神、圆梦拉萨……仅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舞剧《天路》的艺术成就是通过“深度叙事”升华了“精神内核”；只是笔者认为，我们如果能更艺术化地处理好母亲给卢天信函的那些“画外音”，那就更加完美了。与前述《草原英雄小姐妹》一样，舞剧《天路》也荣获了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的第十六届“文华大奖”！

三、平民百姓的家国情怀——大型民族舞剧《醒·狮》观后

舞剧《醒·狮》最近有点儿“火”！这倒不只是它在荣获第十一届舞剧“荷花奖”后，又获得“基金”2019年度的大型剧目资助，而是在不断修改、持续演出中精益求精、精彩纷呈，在赢得“奖杯”之时念念不忘回馈人民，进而更赢得了民众交口称赞的“口碑”！

　　笔者很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看一部舞剧。看着看着，笔者渐渐淡化了一个“职业观众”的心态——会陶醉于舞剧对“南狮”套路的撷取和提升，会迷恋于舞剧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和洞悉，会沉浸于舞剧对民族大义的彰显和高扬……如今终于明白，舞剧《醒·狮》何以会有如此人气日炽的“口碑”！当我们所谓“职业观众”总认为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之时，我们看到了民众交口称赞的“口碑”聚焦于“民族大义”的彰显与高扬，聚焦于平民百姓“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家国情怀！

　　的确，当我们的行家们总是在“剧”如何编、“舞”如何跳上自说自话时，民众的“口碑”更看重的是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开掘，是能否引起共鸣的心声和感同身受的情怀。笔者曾经在对该剧的舞评中指出过：“虽然‘醒’隐喻着舞剧《醒·狮》的主旨，但舞剧还是需着眼于‘狮’，即那种登高敢采青、伏地能蓄势的‘南狮’。依我所见，聚焦‘南狮’为舞剧的创作题材是极具智慧的。首先，‘南狮’的‘可舞性’是不言而喻的；其次，更重要的是‘南狮’所在地区乃是广州城郊‘三元里’，那个因抵制‘鸦片贸易’举世瞩目，并开启了中国百年屈辱、百年抗争、百年赴死、百年昂首的近代史”。

　　正当舞剧《醒·狮》热演且火爆之际，我们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中国近代史又不能不提“三元里”。很显然，舞剧《醒·狮》所置身的时代语境，是我们在列强入侵之际对民族尊严的自发捍卫；这种民族尊严的自发捍卫，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遍地干柴，没有它就没有拯救民族危亡、凝聚民族力量的熊熊烈焰，就没有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自觉。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才深刻指出：“五四精神，其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大精神动力……”

　　舞剧《醒·狮》不是命题之作，更不是应景之作；如果说，我们从广大民众的“口碑”中读取到“微言大义”的话，那就是总书记所说的“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爱国主义情结，这是所有中国人民都具有的家国情怀。我不想详述剧中阿醒和龙少如何执着于“狮王争霸”，也不想详述阿醒如何与龙少的妹妹凤儿“心生情愫”，当然更不想详述“南狮”和“南拳”中“打出了名堂”的“非遗”文化……我们知道，剧中的好看之“舞”乃是为“表意”而编，而剧中的启思之“意”又是因“传情”而设；当然，最重要的是这个动人之“情”既有花样年华中的清纯真率，更有慷慨赴死中的血性勇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人民铭刻在骨子里、流淌在血液中，也必然爆发在行动上的“家国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维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之根本的爱国主义。

　　从舞剧《醒·狮》的语言形态上来看，它确实借助了国家级“非遗”项目“醒狮”（也称“南狮”）。“醒狮”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在于它牢牢地把握住中华民族不甘示弱、不甘萎靡、更不甘屈辱的精神实质，将其转化为“悲壮人生”，并鲜活、生动地演绎出来。除了以民间“醒狮”动作素材为主体语汇的精彩编创外，舞台装置以“狮头”龙骨的解构为主体视象，十分贴合舞剧时空的灵动气质——就整部舞剧的叙述而言，作为舞者活动空间的“狮头”场景与作为舞者行动标志的“狮头”道具，形成了语境与语素的理解“共同体”，强化了舞剧审美意象的“整体性”。这显然是舞剧《醒·狮》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当然相信这部舞剧会越来越火——因为支撑它的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爱国主义！

四、中国芭蕾如何走向世界——芭蕾舞剧《花木兰》展开世界巡演的启示

2018年7月1日，辽宁芭蕾舞团在沈阳首演了芭蕾舞剧《花木兰》。对于这部“中国芭蕾”的舞剧作品，专家们恰切的评价是：芭蕾舞剧《花木兰》姓“芭”也姓“花”——这个评价的潜台词在于：辽宁芭蕾舞团用西方经典的舞剧叙事手段，讲述了一个很好的中国故事，并且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具“中国特色”！这个评价在今年显现出它的魅力——因为辽宁芭蕾舞团将带着这部舞剧分赴美国、加拿大、毛里求斯、津巴布韦等地展开世界巡演，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开展对话，讲述中国古代女性所体现的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

　　担任舞剧《花木兰》编剧兼编导的仍然是王勇、陈惠芬夫妇，当然，陈惠芬在舞剧创编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说“仍然是”，是因为此前夫妇俩与辽宁芭蕾舞团成功合作了大型芭蕾舞剧《八女投江》，讲述的也是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只是比《花木兰》讲得更惨烈、更悲壮。《八女投江》不仅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和进一步的滚动资助，而且在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2016年）中荣获了第十五届“文华大奖”，是该奖项中仅有的两部舞剧之一；该剧同年又荣获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也是该奖项中仅有的两部舞剧之一。芭蕾舞剧《花木兰》正是在这样的高站位上推出的。其实，在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广为传扬之时，我们就有着对《花木兰》的期待；因为该剧主题歌，即《娘子军连歌》一直唱着：“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武装与“花木兰”比照着来说，笔者以为是在花木兰的“替父去从军”中也隐喻着“扛枪为人民”的家国情怀——只是六朝民歌《木兰辞》将这种情怀在“唧唧复唧唧……”的淡淡吟唱中隐隐地叙说。陈惠芬、王勇在舞剧编创中深深体悟到这一点，将舞剧界分为没有命名的两幕，但从其内容的叙说来看，笔者认为上半场的一幕可称为《家乡·军营》，而下半场的一幕可称为《军营·家乡》。其实这不只是结构形态上的对比与呼应，更体现出内涵表述上的提炼与升华。

　　第一幕《家乡·军营》由三个场景构成，笔者称之为“户织”“从军”和“鏖战”。在第一场景中，“织女舞”作为底色，营造出生活的惬意与宁静……紧接着的两个场景，分别由“交战五”和“演兵舞”作为底色，剧中男首席李朔将军引导叙事。其中，第二个场景中有个“点睛”之处，也即花木兰不畏健硕的强敌，在与之“一对一”的对抗中磨练了意志，并提升了引弓射箭的本领，使她在此后的射敌酋、救李朔中立下首功。

　　第二幕《军营·家乡》中的花木兰，因“立下首功”而由“花射手”提升为“花将军”，由此而展开的四个场景可称为“萌情”“现身”“失亲”和“还乡”。花木兰成为“花将军”后，与李朔将军共守边关，共历大漠朔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和边关冷月，在这风、花、雪、月中升腾出一种模糊不明的情感。编导在“萌情”一段插入了“鸿雁舞”，以隐喻花木兰开阔的心胸和对李朔将军的爱意与敬重。每当看到这段“鸿雁舞”，笔者就会想到“这就是我们的‘天鹅’”。该幕的第二、三场景，戏剧情势急转直下：先是花木兰遭遇冷箭，疗伤时在将军面前惊现“女儿身”；接着是在两军决战沙场，花木兰负伤杀敌……李朔以身挡住射向花木兰的冷箭而阵亡，花木兰抑制悲情、箭射敌酋……此后便有了第四场景的“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还乡”。

　　作为已经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并通过合格验收的舞剧，《花木兰》即将展开的世界巡演，为“中国芭蕾如何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首先，就舞剧的性格塑造而言，舞蹈语言在芭蕾艺术的挺拔、伸展与花木兰性格的爽性、坚毅中找到了契合点，因而得以更好地向世界叙说中国故事。其次，就舞剧的情节叙述而言，创编者使用了“弓箭”作为演进的“节点”，其间“弓箭”的四次运用构成了舞剧情节的起、承、转、合。第三，就舞剧的情境营造而言，该剧真正做到了以舞演剧、剧在舞中，具体而言，编创者融舞蹈风格的多样性、舞蹈氛围的情态化和舞蹈叙事的“织体化”于一体。第四，就舞剧的动态设计而言，创编者通过训练中的较量、交锋中的拼搏、鏖战中的厮杀，使动作“动机”得到逐层、有效、充分的发展，从而借助“制作精良”去实现“思想精深”和“艺术精湛”——该剧将在世界巡演中展现一个融居家时“乖乖女”的天真、替父从军时的孝顺、保家卫国时的勇毅、宁边返乡时的豁达于一体的花木兰，展现一位足尖上的中国女英雄！

　　注释：

　　[1] 于平.民族的尊严 醒狮的魂——大型民族舞剧《醒狮》[J].舞蹈，2019(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