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齐鲁文化的有效融合在张炜的儿童文学中呈现出文化的丰赡和思想的厚重。张炜把浪漫恣肆的齐文化元素融入到奇幻的野地描写中，实现了儿童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创变；把个体修持与“平天下”结合的儒家思想融入到对“儿童中心主义”的反思中，实现了儿童文学对现实的担当。从齐文化和鲁文化两个方面理解张炜儿童文学创作，其意义就在于为突破儿童文学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迅猛发展让整个文学界和出版界为之惊叹，但在儿童文学蓬勃发展态势下并非没有忧思。首先，“中国身份”认同危机的语境促使学界进一步反思中国儿童文学的西方标准。学界普遍认为本土资源应是构建和发展中国儿童文学的逻辑起点，因而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探索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要路径。其次，“儿童本位”是“五四”时期针对传统文化惰性实施的一种话语策略，现在在商品经济的市场导向下演化成了儿童至上的出版口号。儿童文学创作更倾向于娱乐化、轻喜剧化，缺乏文化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张炜近几年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半岛哈里哈气》（2012）、《少年与海》（2014）、《描花的日子》（2014）、《寻找鱼王》（2015）、《兔子作家》（2016）、《狮子崖》（初创于1974年，2016年修订出版）、《海边童话》（2019）。其中，2018年又从散文《描花的日子》中摘出一篇《爱小虫》，以图画书的形式出版。这些儿童文学作品深受业界好评，并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媒体普遍认为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你在高原》之后的放松和转型。但张炜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说：“我在1973年就写过《木头车》，20世纪80年代也写过一些少儿作品。只是这些作品还没有引起大的反响。实际上一直在写儿童文学，这是我非常重视的部分。”张炜的确一直对儿童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曾真诚地说：“我对儿童文学的喜欢，就像对我个人的少年时代的那么一种依恋和喜欢。所以直到我后来写《古船》等其他21部长篇，里边写了血泪、苦难，我回头一看都是大童话的结构，几乎每一部长篇都是童话的结构，都是童年的视角。如果用童年的视角看待一个问题，极力地保持一个人最初的新奇和好奇，尽可能地保持少年童年的视角，去观察复杂的社会，那么黑暗的更黑暗，惊奇的更惊奇，快乐的更快乐，颜色在你眼里会突然变得鲜亮。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对我个人很重要。”显然，张炜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绝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因为儿童文学出版井喷下的市场导向。张炜的童年书写遍布他的文学创作，而不仅仅是儿童文学。因为张炜深信童年视角“最靠近文学的核心：童心和诗心”。同时，张炜也反对把儿童文学当作小儿科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对儿童文学很大的误解。儿童文学对他来说“既重要，又是高难度的”。他始终坚持统一的艺术标准，他的“为天地立心”的道德理想、深沉的人文关怀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并不因创作的是儿童文学而减损其光芒。

一、齐文化与儿童文学的审美性

张炜出生在齐文化发源地——古东莱国的都城龙口。齐文化自由奔放，偏好“怪力乱神”。张炜曾说故乡“有很多人由于亲眼见过了海市蜃楼，所以谈起神仙现象也就言之凿凿。沿海地区打鱼的人多，遇到的各种海象多，登临和观测的岛屿多，口耳相传的故事也多，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也就形成了海边人特有的想象力和思维方式”。虽然齐文化在儒家一统江山后始终处于被遮蔽、被压制的状态，但在远离儒家思想的山东沿海一带，依然生生不息。《聊斋志异》的出现就是齐文化的一种表征，莫言小说的“魔幻性”“狂欢性”等艺术特征也是齐文化的一种现代书写。张炜整个童年时期都在龙口海边林子里度过，深受齐文化的浸润。他18岁时的创作《狮子崖》就已经初露齐文化浪漫神奇的特质：国营育贝场的大花贝总是莫名失踪，卢叔说是被狮子崖上的妖怪偷去了。但由于小朋友林林难以忘怀姨妈讲的大花贝的凄美传说，因此在狮子崖下面发现大花贝时首先冒出的想法是，大花贝是海神美丽的女儿变成的，她一定把狮子崖当作心爱的人居住的岛，来找他了。从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来说，海上的波诡云谲和林子里的奇鸟异兽培育了张炜狂放不羁的想象力和奔腾不息的创造力。

　　因而，张炜在儿童文学世界里构建了一个人与动物神秘往来的奇妙王国。在《半岛哈里哈气·抽烟和捉鱼》中的密林里住着一个老男人，他看守着一个出产各种吃物的果园，还和各种“野物”如狗、鸡、羊、兔、鸽子、鹌鹑、鹅等交流无碍、相互感应。林子里的雄狐狸年龄大了，眼神不好，分不清男女，就把他抓去跟它过日子，于是大家都叫他“狐狸老婆”。村里人对他的离群索居及与“野物”的神秘交往并不感到特别奇怪，因为“野物”就在村子附近出没，与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半岛哈里哈气·美少年》中的美少年长得太美了，人见人爱，“野物”也不例外。有一天美少年失踪了，大家就都争相传说他被狐狸抱走了。虽然美少年的妈妈猜到了他是被海上老大“老扣肉”抱走的，但人们还是宁愿相信是狐狸偷走的。《少年与海·蘑菇婆婆》中林子里的蘑菇美味可口，人们却很难有口福享用到。但密林深处住着一个神秘的老婆婆，她竟然有一大口袋蘑菇，还头枕着蘑菇睡觉。如果不是施了魔法，怎么会有那么多蘑菇？村里人尤其是孩子们都深信老婆婆一定是蘑菇精“闪化”的。《少年与海·卖礼数的狍子》中，猎手二转儿在林子里看到一头俊美的狍子，皮毛厚实得风都吹不动，高脖子宽肩膀，腿壮臀实，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飞速穿过绿叶时就像一股水流冲过去，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二转儿眼看就要射中了，没想到狍子大模大样地闪进了一座密林小屋，等二转儿追进去却发现只有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村里人一口咬定这个老人就是狍子精“闪化”的。这些在林子里神秘出没的生灵们如“狐狸老婆”“蘑菇婆婆”“不二掌”“卖礼数的狍子”“狐狸瓦儿”“兔王老筋”，它们到底是人，是动物，还是妖怪？另外如人和“野物”之间的相互养育、通婚、转化，一切听起来都匪夷所思，一切又在现实中和美安泰。

　　张炜的儿童文学世界也是一个自由的王国，与传统宗法社会中礼教严苛、等级森严的状况判然有别。《少年与海·小爱物》中粗鲁的“老万”和非男非女的老婆恩恩爱爱，生猛的海上“女老大”指挥的是一群拉网的光腚汉子，了无生趣的守园人“见风倒”竟然与小妖怪迸发出火热的爱情。代表正统观念的人们无论怎么威胁、打骂“见风倒”，甚至拘捕小妖怪都不能阻止人妖之间真挚火辣的爱。《少年与海·镶牙馆美谈》中，镶牙师伍伯与狐狸大婶瓦儿平等友好的交往更令人称奇。伍伯喜欢瓦儿送的酒，也喜欢听瓦儿讲述的密林里野物的故事。瓦儿喜欢伍伯的镶牙技术，并把丛林里的狼王和兔王等都介绍给伍伯。瓦儿的价值观是非难论，善恶并存。瓦儿既喜欢吃兔肉又欣赏兔王老筋的勇敢坚强；既与狼的利益共存，又惧怕狼王兴儿的残暴。瓦儿的道德伦理超越了人类的局限，但却能自由地往来于人间与密林。这真是一个混沌神秘的、人神共存的世界。

　　这还是一个万物有灵且美的世界。半岛上到处都活动着追逐嬉闹的“哈里哈气”的“野物”。四月的夜晚最神奇，林子里弥漫着槐花的香气，月光莹莹下海边一片欢腾。野兔们“一对对一簇簇，相互之间刚打个照面又赶紧分开，来来去去就像在场上打排球似的！……它们像是刚刚打了一个好球，兴奋极了，飞快地跑到一起，各自把一对前爪举起来，相互一碰，嘴里发出一声：‘吔’……它们还亲嘴儿呢，亲得吱吱有声！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有一整排青春年少的野兔提起前爪，站直了身子，让一个从中穿过的年纪大的野兔挨个儿亲了一遍……”

　　从童年的视角看世界，处处都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兔子作家》中也对世界有非常诗意的表达：当兔子捡起缤纷的落叶时，它闻到了秋天的味道；当喇叭花盛放时，她的美丽让四周的草木都变得“明亮起来、芬芳起来”，而马兰花盛开的美丽让人不敢喘气；当小粉猪赞美兔子的作品时，兔子听得凝神了，呼吸都变得很轻很轻；当说唱家鲇鱼亮开喉咙时，整个林子都安静了，连“歪脖柳也不再摇摆了”；对于海天一色，海豹说是天往地上拐了个弯，把多出的一截铺在地上，就成了大海。还有把四季人格化的形象生动的比喻：冬天是个老人，住在大海北边；秋天是个小伙子，住在西边很远的地方；夏天是个大婶，住在南边靠近日头的地方；春天是个姑娘，住在东边月亮旁边。文中随处可见这种直击人心灵的文字，读来让人变得安静、柔软，对世界充满了爱悦。

　　《海边童话》也是在儿童泛灵论思维基础上的诗化世界。凛冬将至，田园歌手蝈蝈再也不能高歌。在严寒的煎熬中，炉火来了。炉火的快乐放歌穿越了寒冷，送来了温暖。蝈蝈被温暖的歌声陶醉，兴之所至，唱起了夏天，唱起了爱情。两个不同季节的朋友因温暖而相遇，因快乐而高歌，一夜无眠直唱到晨光灿烂。在一间老旧的仓库里谱写着另一曲诗歌。辘轳和水车都是被时代所淘汰的农具，被丢弃在常年不见光明的黑屋里。它们无法抗拒自己被抛弃的命运，但它们可以互相爱着。它们用爱、用回忆走过了漫漫长夜，并在互相慰藉中坦然地接受死亡。然而，等待它们的不是末日降临，而是被请进了“民俗博物馆”从而获得应有的尊重。这种对世界诗意的表达以及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写法，传达出的正是儿童文学的“深意”。张炜的童话能直面现实的不完美，并让以童心和诗心构建的童年诗学穿透现实的沉重，抵达童年的理想国。

　　即使在张炜不适合儿童阅读的作品中也有对童心和诗心的传奇表达。《刺猬歌》便是一部让人神思迷离的“丛林秘史”。棘窝村向来有结交“野物”的传统，“这儿的人个个都与林中野物有一手”。传说中的霍公结交各等美色，包括植物精怪和动物精怪，成为当地的美谈。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美蒂是一位人人称奇的小刺猬孩。她来自荒野，肤色如同野蜜，浑身长满金闪闪的绒毛，恰如量身定做的金色蓑衣。美蒂与廖麦结婚时，一溜小刺猬坐在沙原上，拍着小巴掌，在热辣辣的南风中歌唱：“俺刺猬，心欢喜；手扯手，采野蜜……”小说中除了刺猬精，还有狐仙、土狼的子孙、海猪的儿子也都与人杂居，是耶非耶，亦真亦幻，营造出一种浪漫奇幻的神话意境。

　　让我们惊艳的是，如此美妙的幻想不需借助西方的王子公主、巫婆古堡等元素来完成。这是中国人熟稔却又久违的童话世界：处处洋溢着生命的叫喊却又不违背自然；自由放达却又暗合伦理道德；看似海市蜃楼般的虚无缥缈，走进去却有让人踏实熨帖的人间烟火气，令人读来亲切自然，不夹生，不隔膜。这就是“中国故事”的模样。

二、鲁文化与儿童文学的思想性

当张炜把齐文化中爱悦生命的成分纳入自己的文学世界时，也对齐文化中的恣意享乐元素保持着清醒的审视。张炜在深入考察齐国的没落后指出，齐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既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和思想的百家争鸣，但同时也被物质所累、被奢靡所伤。“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和最快的积累是财富，但它难以保持；最不容易中断的积累是科学技术，但它会带来伤害，以至于灾难；最难以积累的是美好的思想和情感、以及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法。”因而远比秦国发达的齐国在秦国进攻下一溃千里。正是在反思齐国由盛转衰的基础上，张炜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儒家猛士精神对抗着科技理性和消费主义，并以道德理想主义作为自己文学书写的基本立场。

　　《兔子作家》系列童话就是这样一套有思想深度的作品，运用童话的象征结构来展现社会生活的广阔与纵深。作品在描述儿童对世界诗意理解的同时，也触及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孤独的喜鹊》涉及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空巢老人如何安置等亟待解决的问题；《高傲的鹰》则影射黑恶势力的猖獗，他们无视法律，肆意践踏百姓的生存权；《苦难的小鹌鹑》则愤怒地控诉非法诱骗儿童、虐待童工，以及弱势群体哭诉无门的黑暗现实；《为猫王立传》通过描写曾为自由独立而奋斗的英雄们被遗忘的现实，反映出社会的冷漠；《寻访平民英雄》《见证奇迹》等运用了儿童故事性思维讲述寻找“底层”、歌颂“底层”的故事。应该说《兔子作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在儿童文学中是比较罕见的。虽然儿童文学，尤其是低幼文学中儿童性与思想性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融合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张炜的探索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的作品对一向以轻松快乐、甜糯轻倩为主流的儿童文学带来一定的冲击，表达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立场。

　　其实，早在《兔子作家》出版之前，张炜已经创作出把儒家文化完美融入到少年成长中的佳作——《寻找鱼王》。儿童性和思想性在《寻找鱼王》中的完美呈现使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详细解读。小说通过繁复叙述和层层渲染把吃鱼演化成一种仪式，并充分神圣化。鱼对山里人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食物。“鱼”成为“欲”的隐喻，是人欲的外在投射，在书中因出现的场合不同可具体表现为食欲、财欲和权欲。小主人公“我”无意中看到了老师钓鱼的秘密，因此打破了禁忌，被逐出学校。“我”的成长陷于困境，被迫离家寻找“鱼王”。“我”出门探险历经三重难关后，最终找到了“鱼王”，完成了成长。这是一个出门——寻找——考验——归来的神话结构，使整个故事充满了象征。从出门追寻外在的显达，到向内转，追求自我的完善，实现了寻找主题的升华。就这一意义而言，“我”经历的三道难关不是平行设置，而是层层递进，构成了人生中的三重境界。

　　第一关：“鱼王”在“隐”不在“显”。父亲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启蒙者，牵手领着“我”走过了第一里。父亲当年寻找鱼王时不明白“鱼王”的名声是要隐藏起来的，于是他明明找到了“鱼王”，却又错过了。人到中年的父亲渐渐悟出人世险恶，“真正的‘鱼王’从来不张扬自己，相反一听这两个字就赶紧摆手，就像躲着水火一样”。父亲对年轻时的错误追悔不已。所以“我”在父亲的指引下一开始就没有走弯路，顺利找到师父——“旱手鱼王”。在父亲的恳求下，师父收“我”做徒弟。

　　第二关：戒贪欲。“我”在师父家第一次吃到鱼，人生从此不同。虽然师父有一身捉鱼的绝技，但并不滥用，几个月才捉鱼一次，“我”很不理解。师父说：“我为什么要捉那么多鱼？它们也是一辈子，我捉了越来越多的鱼，就成了它们的冤家对头。”师父进而告诉“我”捉鱼人应该遵循的基本守则：不能捕杀没有长大的小鱼小虾，那太下作；不能在溪口那儿堵上小围网，一网打尽或者用鱼钩等，那既下作对鱼来说也不公平。“因为鱼也没有器具，它是赤手，你也应该是赤手”；更不能使用毒鱼草，用毒鱼草捣烂撒在涨水的河湾和洼地里，毒死一大片大鱼小鱼是捕鱼人的邪路。作为“鱼王”，师父跳出了自身的局限，他把鱼看作和人一样有尊严的生命个体。师父坚守的生态捕鱼职业准则背后是“众生平等”的人文关怀，也是一种戒贪的道德警示。师父给“我”讲述他人生悲剧的根源都在于贪心不足，不懂得放下。师父的父亲为了捉更多的鱼而惨死，而他也被欲望所追赶。人一旦拥有捉鱼的技艺后很难控制自己不去捉更多的鱼，而无节制地捕鱼要么遭人妒忌，要么破坏生态平衡。师父老了才明白贪欲无止境，成为“鱼王”的欲念就是捆绑自我的枷锁，只有懂得放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

　　第三关揭示主题：真正的“鱼王”不是人，是自然。师父死后，“我”又来到“水手鱼王”——老太太的身边。老太太的女性视角使她察觉到男性远比女性更痴迷权力，因为两个老鱼王都是死在对权力的惦记上。老太太以为权欲不是克制，而是戒除。因而老太太让“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把向“老族长”邀宠献媚的欲念根除，老太太告诉“我”：真正的“鱼王”是大山下小船样的大鱼。没有它，大山就没有水根，人也不能生存。大鱼显然是自然的隐喻。找到“鱼王”不再是俗世欲望的极致实现，而是明白自然才是人类生存的根本。

　　“我”从外求到内转每攀上一层阶梯，都是提升到新的一重人生境界。这三重境界不等同于佛教的欲界、色界和无色界，而是去贪欲后走向天人合一的至境。因而生命的意义不再是成为“鱼王”，而在于内心的充盈。于是故事就呈现出从征服世界走向征服自我、从征服自然走向臣服自然的大翻转，少年成长的完成也就喻示着抵达了儒家“内圣外王”的至善境界。这种少年成长模式的实现来自于长辈的经验，也就是说，不必经过自己的体验，从别人的人生经历中也有开悟的可能性。王国维在论述《红楼梦》的度脱模式时指出贾宝玉和惜春、紫鹃的解脱不同：宝玉是从自我体验的生死离别走向顿悟，而惜春和紫鹃则不是个人的生命体验，而是旁观了别人的人生苦难而彻悟。《寻找鱼王》以“长辈人牵手走三里”的文化传承作为叙述重点，其实传达出对“儿童本位”正滑向“儿童中心主义”的隐忧。因为一味强调“儿童本位”不仅使成人对儿童的有效引导和协助丧失合理性，而且阻碍儿童的社会化进程，使儿童文学抽离现实土壤而走向纯粹的文学消费。《寻找鱼王》通过“我”从外求到内转的成长故事提供了少年成长的一种可能性，或者一种理想模板，那就是儿童性必须和道德自律有效融合。

　　《寻找鱼王》几乎实现了笔者对儿童文学的所有期待：有成长困境、打破禁忌、出门寻找、三次考验的神话结构，有充满痛感和人文情怀的成长叙事，有儿童向外探索扩张的成长欲求和“安禅制毒龙”的内在修持的有机统一。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对张炜的儿童文学创作充满了期待。今年，张炜《海边童话》的出版把“足踏大地”的现实写作更推进了一步。虽然现实的琐屑和沉重也有可能使童话折翼，失去飞腾的力量，然而张炜“精神执火者”的气质使他既不逃避现实也不沉沦于现实，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清醒理性来反思文化现象的纷纭芜杂。《海边童话》使童话在现实关怀基础上实现了精神飞翔，如其中的《八哥和强盗》用童话的象征结构喻示了拒绝精神美好、执着于肉体贪欲的强盗们最终要走向覆灭；《城里的麻雀》以城乡麻雀的对话鞭挞了丑恶庸俗的城市文明对人们心灵的异化；《我们的大灰鹳》用隐喻的手法批判了公鹅以爱的名义对爱的占有和扭曲，后来公鹅在蛤蟆的启发下终于明白了爱其实是互相拥有。张炜深沉的人文关怀实现了对道德困境的超越。

　　齐鲁文化的有效融合在张炜的儿童文学中呈现出文化的丰赡和思想的厚重。他把浪漫恣肆的齐文化元素融入到奇幻的野地描写中，实现了儿童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创变；他把个体修持与“平天下”结合的儒家思想融入到对“儿童中心主义”的反思中，实现了儿童文学对现实的担当。

　　注释：

　　[1][3]张炜.海边兔子有所思[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187—188,188.

　　[2]张炜、张丽军.童年、故乡、大自然与网络时代的精神危机——张炜对话录[N].文艺报,2018-7-13.

　　[4][8]张炜.芳心似火——兼论齐国的恣与累[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19,220—222.

　　[5]张炜.半岛哈里哈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49.

　　[6][7]张炜.刺猬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19,124.

　　[9][10][11]张炜.寻找鱼王[M].济南：明天出版社,2015:45,119,102.

　　[12]王国维.王国维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9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