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通过考察比较国家艺术基金6年来（2014—2019）戏曲项目资助总数与大型戏曲剧目资助总数的比例、资助大型戏曲剧目题材类型、资助主体属性、资助主体地域分布、京昆和地方戏剧目资助比例、剧种资助比例等6项数据，可以看出基金在扶持戏曲生产、助推戏曲原创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在出人出戏、涵养戏曲生态方面发挥的平台效应。通过资助方式的合理调整，可以使大型戏曲剧目在题材选择上更趋于多元化和丰富性，在美学风格上实现现实主义和多样化舞台探索相结合，从而进一步丰富资助项目的审美意蕴，提升资助项目的艺术水准。

　　作为国家整体文化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国家艺术基金携带着改革创新的基因。它以“基金制管理、项目化运作”为资助手段，近几年来在助推大型戏曲剧目创作、扶持戏曲传承与发展、改善戏曲生态环境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在戏曲创作领域内的示范和导向效应业已形成，而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会得以持续。

　　据笔者统计，自2013年成立以来，国家艺术基金累计资助各类艺术项目约5400项，其中戏曲项目847项，戏曲大型剧目304项。6年来基金资助各类艺术项目的资金总额约40亿元，其中戏曲项目约11.1亿元，戏曲大型剧目约7.04亿元。就戏曲大型剧目与所有艺术项目的资助比例而言，前者以6%的项目数量获得了后者18%的资助资金；就戏曲大型剧目与所有戏曲项目的资助比例而言，前者以36%的项目数量获得了后者63%的资助资金。由此可见，国家艺术基金对戏曲大型剧目的资助力度超过其他各类项目。所以，考察6年来国家艺术基金对戏曲大型剧目的资助成效，将对其他项目具有示范性意义。甚至可以这样说，对戏曲大型剧目的资助成效，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家艺术基金推进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

　　

　　图表1

扶持生产 助推原创

考察国家艺术基金6年来对戏曲大型剧目的资助数量，可以发现除前两年波动较大外（2014为17项，2015年为75项），此后的4年间均在40—60项之间，呈持续平稳状态（图表1）。就原创性而言，从2014年到2019年，国家艺术基金共资助戏曲大型剧目304项，其中原创剧目278项，约占全部大型戏曲剧目的91%。原创剧目之外的其余26部作品，分别为整理改编传统剧目13项，外国经典话剧改编4项，小说、诗歌及电视剧改编9项。在278个原创剧目中，现代戏的资助数量为159项，新编历史古装剧为119项，约分别占原创剧目的57%和43%。在159个现代戏中，当代现实题材共94项，约占原创剧目的34%；革命历史题材共65项，约占原创剧目的25%（图表2）。

　　

　　图表2

　　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在资助的大型戏曲剧目中，原创剧目已超九成。这些剧目在题材上的总体特点表现为：素材的丰富广泛与热点的集中聚焦相结合，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社会关注相结合，形成近几年大型剧目原创作品层出不穷，纷纷点亮戏曲舞台的局面。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申报主体深挖历史人文资源，展示地域文化特色。古老的戏曲艺术是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其舞台程式更擅长表现历史生活和历史人物。从图表2中可以看出，除了2019年度当代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资助数量超过新编历史古装剧外，此前5个年度后者均居首位。从剧作文本和社会反响来看，新编历史古装剧中出现的优秀剧目也几乎最多。例如2014年资助的昆剧《李清照》、豫剧《大脚皇后》、扬剧《衣冠风流》、滇剧《水莽草》，2015年度资助的琼剧《海瑞》、闽剧《双蝶扇》、黄梅戏《小乔初嫁》、越剧《吴越王》、京剧《赵武灵王》等，2016年资助的越剧《青藤狂歌——徐渭》、晋剧《汾阳王》《甄洛女》等，2017年资助的秦腔《关中晓月》、锡剧《大风歌》、京剧《长乐未央》等，2018年资助的婺剧《忠烈千秋》、京剧《大舜》等。这些剧目的选材都立足当地的历史传统，要么深掘特色文化资源，要么塑造历史先贤人物，主题或强调民本民生、或突出清正廉洁、或弘扬德孝仁爱，都试图将戏曲舞台艺术作品作为地域形象进行文化推广与传播。

　　二是围绕时代热点，聚焦现实题材。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大型戏曲剧目中，涌现出一大批关注人民、关注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现实题材作品。其中，有根据英模先进事迹创作的现实主义题材剧作，如湘剧《月亮粑粑》、豫剧《焦裕禄》、评剧《藏地彩虹》、吉剧《黄大年》、河北梆子《李保国》、黄梅戏《邓稼先》等。这类大型戏曲剧目中的英模人物有的是扎根乡村教育的教师，有的是援疆的医生，有的是科技兴农的大学教授，有的是精准扶贫的基层干部。这些戏曲剧目围绕时代话题，配合党性教育，以人带戏、以情感人，塑造了一个个优秀党员干部的形象，弘扬了真善美，传播了核心价值观，担当起时代赋予的文化责任，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除英模题材外，还有一些反映普通人生活状态的现实主义题材剧作，有的反思农民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生存漂泊，如《探亲公寓》；有的着力刻画现代人的道德诚信，如《半车老师》；有的探讨社会养老问题，如《秧歌乡的故事》；有的深层揭示道德担当和自我救赎，如《小镇》《小城》等。这些现实题材的剧目都紧扣时代脉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打造精品力作。

　　三是注重革命历史题材，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唱响爱党爱国主旋律。历年来，国家艺术基金引导申报主体把握重大政治节点，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为背景，用新的视角和新的艺术表达创作出了一系列戏曲大型剧目，在宣传思想领域弘扬了主旋律，在戏曲艺术领域为现代戏提供了新的美学标准。此类题材中，比较成功的作品如锡剧《卿卿如晤》、评剧《母亲》、吕剧《大河开凌》、淮剧《送你过江》、上党梆子《太行娘亲》等。这些作品从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汲取涵养，以兼具史诗感和时代感的舞台呈现，表现革命先烈在艰苦环境中为中华民族探索民族解放和复兴之路的伟大历史过程。

　　从这些原创作品来看，它们大多紧贴生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特征，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国家艺术基金作为公益性基金，特别支持这些具有基础性、原创性的艺术创造，对大型戏曲剧目的创作起到了“发动机”和“孵化器”的作用，不仅展现了原创成果、挖掘了原创力量，也聚焦时代、反映当下，推出了一大批原创性的精品力作。

　　除原创剧目外，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和移植改编剧目也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前者如长沙花鼓戏《蔡坤山耕田》和高甲戏《踏伞之后》，老戏新写，清新隽永；后者如川剧《尘埃落定》和锡剧《三三》等，它们在保留原著精神韵味的基础上，发挥舞台艺术之优长，让鲜活的艺术形象走出文学文本，走向剧场舞台，为观众欣赏经典作品提供了独特的戏曲舞台视角。

出戏出人 涵养生态

戏曲界历来把“出人出戏”作为戏曲健康发展的标志。“出人出戏”针对的是包括剧团、剧种和整个戏曲界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综合考量，它既是涵养戏曲艺术良性生态环境的理想结果，也是实现这一理想结果的重要手段。剧目是实现“出人出戏”的重要抓手，剧团是实现“出人出戏”的必需平台。考核和衡量“出人出戏”的主要指标，对剧目而言，是包括原创、移植和整理在内的建设和积累，是复排率和得奖率；对剧团而言，则是个体创作现状和整体生存状态的逐步改善。

　　就获奖的数量和几率而言，资金资助的大型戏曲剧目近些年可谓是夺奖热门。

　　2016年10月，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举办。此届艺术节上共有5部戏曲剧目获得了文华大奖，其中4部获得过2015年度的基金资助，它们分别是豫剧《焦裕禄》、评剧《母亲》、淮剧《小镇》和京剧《康熙大帝》，占获奖戏曲剧目的80%。此时距国家艺术基金正式实施的时间不过两年，但其对戏曲大型剧目的资助成效却已令人瞩目。

　　2017年公布的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2014-2017）的5部获奖戏曲作品中，河北梆子《李保国》、评剧《母亲》、采茶戏《永远的歌谣》3部作品位列其中，占入选戏曲作品的60%。

　　从近几年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的剧目看，2016年度戏曲类“重点扶持剧目”有京剧《西安事变》、评剧《母亲》、湘剧《月亮粑粑》、晋剧《于成龙》和评剧《红高粱》5部，除《西安事变》外其他4部均获得过基金的资助。本年度入选的戏曲类“重点创作剧目”有10部，而获得过基金资助的有6部。在201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中，入选“重点扶持剧目”的有4部戏曲作品——京剧《党的女儿》、昆曲《邯郸记》、婺剧《锦宫袍》和闽剧《双蝶扇》，其中后两部获得过基金资助。本年度入选“重点创作剧目”的11部戏曲作品中，有2部获得过基金资助。在2018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中，入选“重点扶持剧目”的有5部戏曲作品，分别为京剧《大宅门》、河北梆子《李保国》、上党梆子《太行娘亲》、芗剧《谷文昌》和秦腔《王贵与李香香》，其中《李保国》《太行娘亲》和《王贵与李香香》获得过基金资助。在本年度入选“重点创作剧目”的11部戏曲作品中，有5部获得过基金资助。

　　此外，诸多获得过基金资助的大型戏曲剧目在近些年的全国性展演活动中也都纷纷亮相，成为这些国家级演出活动的重要剧目来源。例如在2017年度的“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中，18部优秀剧目中获得过基金资助的大型戏曲剧目就有豫剧《焦裕禄》、湘剧《月亮粑粑》、京剧《康熙大帝》、淮剧《小镇》、评剧《母亲》、晋剧《于成龙》、评剧《红高粱》等7部。在2018年度“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中，5部戏曲作品中获得过基金资助的有《宫锦袍》和《双蝶扇》2部；在2019年度“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中，参演的7部大型戏曲剧目中，《王贵与李香香》《李保国》《尘埃落定》和《太行娘亲》4部获得过基金资助。

　　在2017年5月举行的第八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上，参演的29台剧目中，《奚啸伯》《大明城墙》《天道行》《大梦长歌》《生死愿》《美丽人生》《辛追》《赵武灵王》等8个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在艺术节上陆续登场，占参演剧目比例的27.5%。在2018年9月举办的“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中，参演大型剧目31部，其中，豫剧《我的娘 · 我的根》、武安平调落子剧《大喇叭》、蒲州梆子《老鹳窝》、晋剧《巡城记》、秦腔《家园》、淮北梆子戏《永远的大别山》、河北梆子《燕赵风骨杨继盛》《李保国》等8部剧目为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占参演剧目的25.8%。

　　上述这些获奖、入选剧目，在得到业内专家和普通观众的认可后，又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巡演、展演，复排率有所提升，演出场次也逐渐增多。例如滇剧《水莽草》在先后获得2014年度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2016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滚动资助项目、2017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后，迄今演出一百三十余场，遍及全国13个省市，社会反响热烈。

　　基金资助的这些优秀大型戏曲剧目的出现，对剧团而言起到了推陈出新、以项目促发展的作用；对演员而言起到了以戏带人、培养演员的作用；对整个戏曲生态而言，通过积累优秀剧目并创造条件使之持续演出，也成为新时代推动传统戏曲艺术继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国家艺术基金通过对这些大型戏曲剧目的资助和扶持，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戏曲艺术的生产模式和创作方式，对戏曲生态的良性转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艺术基金通过资助大型戏曲剧目改善戏曲生态的另外一个重要表现是：通过“项目化运作”的资助方式，资助项目主体的身份级别、地域分布被渐趋打破，只要项目优秀，就很有可能获得基金资助。这改变了以往财政投入直接“养人”的模式，不问出身，只看项目。一方面，对文化主管部门而言，这是转变职能、创新治理体系的有益实践；另一方面，对戏曲剧团尤其是基层剧团而言，这也是充分调动其创作积极性的有效杠杆。

　　从大型戏曲剧目资助主体的属性角度来看，国家级院团最少，6年来只有2015年国家京剧院申报的《帝女花》一项；省级院团最多，6年来共接受资助130项；地市院团位列第二，共有119项；县级剧团共资助35项；民营剧团10项；院校6项（图表3）。大型戏曲剧目资助主体在院团属性上的数字对比与其各层级的总数呈正比，可以看出国家级戏曲院团资金相对充足，对基金资助的需求并不是很高；省地两级院团数量最多，资助项目也最多，足见接受资助的需求也最大；县级剧团和民营剧团一开始并不多，但近年来异军突起，虽然与其他性质的院团横向比较总数不大，但以年份的纵向对比来看，却是逐年增多。而且，在总数不多的资助项目中，却不乏优秀之作，有的甚至成为近几年的舞台亮点。就县级剧团而言，例如2015年张家港市锡剧艺术中心申报的锡剧《三三》，2016年由山西汾阳市鼓锋晋剧团申报的晋剧《汾阳王》，2017年由陕西周至县剧团申报的秦腔《关中晓月》，盐城市淮剧团申报的《送你过江》和浏阳市花鼓戏剧团申报的《甜甜的梦》等。尤其是《关中晓月》，申报主体虽是周至县剧团，但却携手“梅花奖”得主齐爱云、侯红琴联袂主演，使后者助力基层剧团出人出戏。《关中晓月》首演期间，西安秦腔剧院与周至县剧团举办了文化共享共建单位揭牌仪式，正式开启了为期三年的“结对子”友好帮扶活动，通过文化共享、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致力于秦腔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申报长沙花鼓戏《甜甜的梦》的浏阳花鼓戏剧团也是一个县级剧团。该团熟悉农村、贴近农村、服务农村，以当下农村留守妇女为题材，描述了她们的困惑、矛盾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望，既不矫饰，也不沉闷，以其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感为观众所欢迎。

　　

　　图表3

　　就民营剧团而言，2014年出现了由河南小皇后豫剧团申报的豫剧《大明皇后》和安徽再芬黄梅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黄梅戏《徽州女人》，2016年出现了山西清徐嫦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申报的晋剧《甄洛女》和山东诸城市舜龙艺术团有限公司申报的《失却的银婚》等优秀作品。《失却的银婚》是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资助的大型戏曲剧目，之后入选了“2018全国基层院团戏曲展演”。该剧以“真”“情”二字，在反腐题材的类型剧中脱颖而出，唱响了反腐倡廉的时代强音，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在对省地两级戏曲院团持续资助的情况下，国家艺术基金加大对县级基层院团和民营剧团的资助力度，有雪中送炭，也有锦上添花。基金突出了面向社会、扁平化管理和间接决策的特点，多渠道、多平台合作，打破了体制、系统、行业、地域、身份的界限，充分发挥了开放性、多样性、长效性、规范性的特点和优势，强化了艺术单位、机构和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艺术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要我干”到“我要干”，有效地激活各级戏曲院团参与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热情，充分释放了体制、机制改革的活力，大大改善了戏曲院团的生存环境。

　　就6年来大型戏曲剧目资助主体的地域分布而言，东部最多，共125个，约占总数的41%；中部其次，共123个，约占总数的40%；西部最少，共53个，约占总数的18%。资助数量比例基本与地域经济水平、开放程度成正比（图表4）。

　　

　　图表4

　　就获资助的京、昆剧和地方戏的剧目比例而言，地方剧种项目最多，6年来共资助264个，约占资助总数的87%；京剧项目其次，为30个，约占资助总数的9.8%；昆剧项目最少，仅7个，约占总数的2.3%（图表5）。地方戏和京、昆剧资助数量悬殊较大的原因，一是剧团数量比例使然（全国仅有7个昆剧团，而地方戏剧团则有千余个），二是京、昆剧团生存发展条件可能优于地方戏剧团，对基金资助的需求并不强劲。

　　

　　图表5

　　就大型戏曲剧目获资助的剧种比例而言，在全国348个地方戏剧种中，获得资助的有81个，占全国地方戏剧种的23%。在获资助的81个剧种中，总数居前五名的分别是：豫剧剧目获资助最多，共24个，约占地方戏资助总数（264个）的9%；其次是晋剧，共15个，约占资助总数的5.7%；黄梅戏和越剧剧目各12个，并列第三，各占资助总数的4.5%；河北梆子剧目10个，占总数的3.8%，名列第四；评剧和川剧剧目各9个，并列第五，各占资助总数的3.4%。位列前五的豫剧、晋剧、黄梅戏、越剧、河北梆子、评剧和川剧等7个剧种的资助项目数量占所有地方剧种资助项目总数的34.3%，其余74个剧种的资助项目数量占总数的65.7%（图表6）。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虽然从资助主体的地域分布来看，东部省份的项目资助数量要略高于中部省份，但从剧种比列来看，主要位于中部省份的剧种（如豫剧和晋剧）的数量却远超东部省份的其他剧种。而且，像川剧、藏戏、秦腔、二人台等西部省份的地方戏剧种的资助数量也不在少数。由此可以看出，当以地域分布为标准时，西部各省大型戏曲剧目的资助项目总数显示出劣势；但当以剧种比列的资助数量为标准时，西部省份却又不输东部各省，这就使基金在地域和剧种的调配上形成了相对平衡，避免悬殊极大。

　　

　　图表6

　　

　　总之，大型剧目的创作是剧团、剧种发展繁荣的基础和前提，它关系到剧团的行当搭配、技艺水平和剧种的整体生存状态，也是戏曲艺术得以继承与发展的重要表现。国家艺术基金正是通过对大型戏曲剧目持续资助的方式，在推动剧团出戏出人、涵养戏曲生态环境、推动传统戏曲艺术在新时代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丰富审美意蕴 提升艺术水准

在我们国家，通过艺术基金的方式管理、资助和发展艺术事业没有先例可以遵循，这是一项开荒、开拓的工作，具有探索性、复杂性的特点，做好艺术基金工作兼具创造性和挑战性。通观近些年国家艺术基金对大型戏曲剧目的资助情况，笔者认为要让基金在推动传统戏曲艺术继承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更为充分、积极的作用，尚要做好以下几个结合：

　　第一，题材选择上，要做到意识形态引导与素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相结合。

　　国家艺术基金是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管理艺术事业的一种途径手段，既要体现基金制管理与政府行政管理“一臂之距”的工具性、功能性特点，又要体现基金听党和政府指挥的“臂由心使”的导向性、方向性要求。国家艺术基金在指南制定、项目评审、实施监督、结项验收和成果运用等各个环节都鲜明地体现了导向性要求，对各级各类艺术单位、机构和艺术家，特别是对民营艺术团体和艺术家发挥了重要引导作用。

　　基金的这种导向作用在大型戏曲剧目的资助方面有着充分体现。从6年来的申报项目中可以看出，在新编历史古装剧的创作中，以地域性的历史先贤对应当下政治生态的剧目较多，例如清官意识之于反腐倡廉，民本民生之于服务人民等。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编剧借历史映照现实，以古人镜鉴当代的尝试和努力，但由于很少具体到丰富的历史情境中，往往流于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简单比附的俗套，缺少历史生活的具体细节和历史人物的丰富情感。在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戏创作中，申报主体往往都会捕捉当年的重大政治节点，从中选取题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题材扎堆，缺少从细微的细节开掘革命者伟大情怀的作品。在以当代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现代戏创作中，对英模人物的塑造还是高起高落过多，没有把他们还原成为普通人，概念化和口号化比较普遍。这种题材上的集中性和一致性相对限制了丰富性和多样化，如果编导缺少在普泛化的题材中进行艺术个性表达的功力，就容易导致舞台上的千篇一律。

　　第二，美学风格上，要正确理解悲剧的美学内涵，做到正剧与悲剧相结合，核心价值观与真善美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表达相结合，现实主义风格和多样化的舞台探索相结合。

　　在资助的戏曲项目中，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都是正剧和喜剧居多，悲剧极少。任何时代都会有悲剧故事和悲剧人物，他们是体现社会剧烈变革期个体精神探索的重要维度。悲剧人物的个体遭遇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展现这些人物的所思所痛、创作出无愧于历史的真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作品，是时代赋予艺术家的责任，这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消极观念没有必然的关系。

　　唯现实主义、风格单一也是大型戏曲资助剧目的一种创作倾向。要把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化的舞台实验和探索相结合，在舞台作品的风格和类型上多做有益尝试。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在戏曲舞台上做多种风格的体现，并非仅现实主义一种。

　　总之，要正确处理好导向作用和文艺规律之间的关系，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要强调题材的丰富性和多样化、艺术表达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在强调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要重视舞台形式、技巧的创新和探索，丰富作品的审美意蕴，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只有这样，艺术家才有可能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才有可能创作出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高峰”之作。

　　（注：文章所引数据皆来自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网站内部资料库“专家服务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