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围绕后身体哲学影响下的新媒体艺术中的后身体问题，讨论技术、媒介与后人类的紧密关系。新媒体艺术中涉及的后身体包括两个方向，一是技术化的身体，关系到机器哲学、超身体等概念；二是传播领域中媒介化的身体，即虚拟身体的媒介化呈现。技术、媒介与后人类三大关键理论为新媒体艺术的后身体问题提供了理论阐释的前提，同时为新媒体艺术的亚审美性提供了有力佐证。
业界围绕“新媒介”“新媒体艺术”“后身体”等术语的讨论愈发热烈。新媒介介入、渗透并主导新媒体艺术的生产与传播，使其拥有与传统艺术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而身体作为艺术中永恒的母题，在当代艺术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身体转向受到“后身体哲学”思潮的启蒙，开启了更为丰富的能指。所谓“后身体哲学时代”，其实是指身体从古典哲学转向进入生命政治、身份政治、性别政治与文化等范畴，并与社会学、生物学、技术哲学等实现交叉产生新身体范式的时期。后身体追问技术和媒介孕育下的身体意义。新媒介、新技术深刻影响着新媒体艺术，新媒介的媒介特性发展出虚拟身体的多种形式，新技术催生了赛博格身体的必然性。新媒体艺术中后身体问题揭示出身体受技术、媒介的形塑，逐渐发展出后人类的离身性身体。
一、被广泛讨论的新媒介、新媒体艺术与身体
新媒体艺术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至今，受不同时期的新媒介影响经历了几个时期，进而在欧美成为当代艺术的主流。在谷歌（Google）上搜索新媒体艺术（new media art）的信息高达上百亿条，搜索赛博艺术（cyber art）有4270万条。以“后人类与艺术”（post human and art）为策展主题的展览信息有41.4万条，以“赛博身体”(cybodies)为主题的艺术展览信息高达5710万条。国内以中国知网(cnki)为文献调研平台，使用“新媒介”“新媒体艺术”“身体”“身体叙事”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获取新媒体概念、艺术形式，新媒体的历史和现状，新媒介对当代艺术变革的影响，新媒体艺术交互叙事、非线性叙事，身体思维，后人类进化，后现代身体论，身体的当代社会视角等相关文章近两百篇。在艺术学、传播学、哲学、社会学的范畴内，关于新媒体艺术、新媒介、身体三个主体的内容都有所涉及。互联网、自媒体、书籍杂志中对中国新媒体艺术展览策展主题常使用“新媒体艺术”“身体”“后人类”“后性别”“后数字身体”“虚拟身体”“未来之身”“赛博格”等关键术语。2017年，由上海OCAT艺术中心所发起的“认识你内在的赛博格：五场后人类对话”揭示了科技控制论下的人与机器的伦理，分别涉及了“图灵测试：人与机器的区分”“身体铺子：探索人类与动物身体的强化”“网络一族2020：关于中国数字媒体未来的思辨表演”“变形扮演游戏：循环叙事与线性叙事的交织”以及“变老还是不要变老：祝福语vs长寿药”5个议题。该系列讲座匹配的新媒体艺术展览为“异体：后人类世界中的人类身份”。台湾春之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的《亚洲当代艺术的身体性》（2014）针对亚洲新媒体艺术中出现的扩张性身体、身体解严、媒体中的身体、文化行动主义者的身体抗争、跨领域创作的身体感知等多元的身体美学系统，试探当今社会下的身体观。在大陆从张尕策展2011年“延展生命：媒体中国（2011）国际新媒体艺术三年展”开始，并在2016年、2017年期间，使用上述高频词汇的新媒体展览达近20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策划的名为“身体·媒体II”（2017）的新媒体艺术展，作为十年前同名展览的延续，探讨新媒体与身体的密切联系。艺术、科技、媒介等全球热点问题受到新媒体艺术领域的热捧。
二、理论溯源：后人类身体与后身体哲学
后人类（post-mankind）这一概念反映了从哲学命题走向社会学范畴的必然。20世纪60年代，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技术、媒介对身体发生的规训与改造层出不穷。人类迈进一个全新的进化阶段，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赋予人类将人工改造方式用以扩展身体的局限，作为生物控制体的赛博格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人或生物人，而是经过技术加工或电子化、信息化作用形成的一种“半人半机械化”的电子人（赛博格）。科学家担忧“信息社会以来，尽管人们在所谓的人类价值、权力、尊严和对人类生命的维护上投入了大量的思想、情感、财富和心血。但与此同时，科学和哲学却联手悄无声息地毁掉了‘人类’在我们心中的传统观念”。后人类的视觉形象在新媒体艺术的塑造中愈发清晰，尤其是对后人类身体的视觉描绘整合了科学与艺术的资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著作《我们的后人类未来》（2002）中对“人性”的定义饱含忧思：“后人类世界（指人性被重新定义后）跟今天的自由、平等、繁荣、关爱、富有同情心的社会主题或者相似，又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糟糕。媒介带来的乌托邦式民主权利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竞争，身体的特权或许会导致社会遍布冲突。”福山的担忧不无道理，从后人类的身体改造折射出的身体社会学、身体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原则将遭到改写。目前，通常意义下的后人类进化包括三种方式：一是基因工程或无性繁殖技术提供的身体改造（如克隆技术）；第二是技术种植或人工种植（如义肢的广泛使用）；第三是关于赛博格（电子人）的主体性认同问题，即在赛博空间和网络空间考察赛博格的主体性，包括现实身份和虚拟身份的共生。后人类的进化依赖医学技术的变革势不可挡，一方面对人的生殖遗传方式提出了挑战，另一方面对性别抉择的意识形态呈现出双重性质疑。后人类在科学、哲学中的发展都为艺术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一）后人类概念及延伸
“后人类”这个术语被杰弗里·戴奇（Jeffery Dyche）采用时，用于指代人类正迈进一个全新的进化阶段，即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科学将赋予人类以人工方式改造和扩展人类身体的局限的能力。后身体意味着肉身与意识的分离，是替代物与化身（avatar）的重组，是虚拟与超现实的共生。后身体栖身于网络之中，通过虚拟化身产生新身份。学术界对“后人类”议题的热捧大大超出了媒介理论研究领域，该主题被当代文学研究、科学理论、政治哲学、身体社会学、艺术理论收入其中。关于“后人类”概念的追溯，唐娜·哈拉维在《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自然的重塑》（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中作出了三个关键性的界定，即人类和动物、动物／人类（有机体）的机器、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的领域。哈拉维认为，考察后人类的重要因素在于“边界”。如今一系列混合新生物或赛博格正在打破所谓的边界。这些混合生物既包括有机体，也指涉机器，因此被定义为：混合生物实体首先针对人类自身及其他“高技术”化身即信息系统、文本以及依据人体工学所控制、运作、需求和再生产系统之间的其他有机生物。第二种，赛博格被视为伪装的机器，它们同时也是传播系统、文本、自动化、人体工学设计的装置。（哈拉维，1991）哈拉维的技科学思想引发了若干围绕人类的伦理争论，尤其是智能机器和基因技术的影响。逐渐派生出的后人类概念针对前人类（自然生物）而提出，理论家佩铂雷（Pepperell）在其论述《后人类境况》（Posthuman
Conditions）中将后人类描述为一个时代的产物，即复杂的机器成为了一种新兴的生命形式。一切充满了新的不确定性是从人类不再是最重要的主体开始。哈伯斯塔姆（Halberstam）认为后人类的“后”是一系列的发展状态，可以分为次-（sub）、交互-（inter-）、在内（intra-）、之前-(pre-)、反-(anti-)几个前缀。这样一来，分析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出发点落在身体上，“后”语境下的身体被视为一种物性和文本的复杂存在，尤其是在信息系统之中。因此，后信息人文主义思想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yles）关注到了信息技术下的虚拟身体具身性与离身性问题。媒介的传播机制将理论引向了身体物质性的消散问题。凯瑟琳·沃德彼（Catherine Waldby）认为“后人类这一术语已经成为描述一系列碎片化、快速变化的技术领域和人们具身化境况的代名词。这些理论的尝试是对控制论转向和信息重生的一种回应”。不仅如此，后人类概念进入了更为广泛的政治辩论中，主要面向人类生存、未来和进化论。在新媒体艺术中，对后人类的回应成为一种流行的创作趋势：一方面着眼于后人类主体性问题，如赛博格（cyborg）的形象刻画与身体实践开拓了身体与科技合谋的艺术之旅。代表艺术家有澳大利亚媒体艺术家斯蒂拉克（Stelac）、世界上第一个赛博格艺术家内尔·哈维森（Neil Harbisson）和赛博格艺术家姆恩·瑞巴斯（Moon Ribas）。加州大学艺术史系大卫·乔斯利特（David Joselit）在《生物拼贴画》一文中提到后人类（post human）与后性别（post gender）直接影响着新近艺术展览，以“后人类”“身体”“后性别”等作为关键词的策展主题比比皆是。以美国新媒体艺术家马修·巴尼（Matthew Barney）颇具影响力的系列新媒体艺术《悬丝》（The
Cremaster
Cycle）（1994—2002）为例，巴尼力图透过影像传达跨越性别的疑惑，打造出一个光怪陆离的后现代人类想象，充满了性别的混沌化叙事特征。新媒体艺术的回应另一个分支是关于后人类虚拟身体的离身性问题，指涉信息网络空间中虚拟“化身”、身份与超身体等问题。面向栖息在赛博空间中的身体存有，艺术家创造了电子游戏、赛博艺术，中国代表新媒体艺术家有冯梦波、陆扬、田晓磊等。
（二）赛博格的边界突破
哈拉维从技科学角度破壁了边界，意味着人类身体的有机化。例如克隆哺乳动物、农作物的基因改造、经过生物工程改造的器官和组织、纳米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等。澳大利亚数字艺术家帕翠西亚·皮奇尼尼（Patricia Piccinini）关切生物伦理与变异肉身的可能性命题。她的数字艺术作品《我们是一家》（Families,2002）涉及了基因转移（tansgenics），其高度逼真的硅制雕塑和视频作品展现了令人不安的人兽杂交物的身体意象。哈氏的另一个观点侧重从连结与性别建构出发，修正激进派女性主义的性别政治论。她认为20世纪末的女性主义，应建立在一种跨越种族、国籍、性别的分界线即“类同政治”（affinity politics）上，而非心安理得地占有一个“自然”“本质”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哈拉维从观念上建构了赛博格，她发表过的《赛博格宣言》（AManifesto
for
Cybogs）终结了历来女性对性别身份遭受歧视的恐惧和焦虑，同时也印证了后性别时代身份的流动性，后人类身体呼唤出身体话语场域的又一场革命。一些女性新媒体艺术家深受哈拉维思想的启发，创作了后性别的赛博格形象。例如，日本新媒体艺术家森万里子（Mariko Mori）在《和我一起玩儿》（Play
With
Me，1994）作品中扮演一名赛博格电子人，描绘出身体救赎的女性英雄叙事色彩。艺术家陆扬创作的动画《子宫战士》（2013）即以无性别身体进行意识形态的探讨。在赛博文化的日益影响下，人们越来越关注信息媒介社会拟像下的身心问题。身体在媒体中心化（media centric）的语境下不仅面临身体的生理变化、身体的社会角色、身体的媒介化都促成了后人类身体的转向。赛博艺术作为新媒体艺术中的分支，深受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影响。新媒介、技术的关键特性包括交互性、建构性、流动性等特征都深深地改变了赛博艺术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媒介传播中的身体问题呈现出超越二元对立论的混沌特征，主要表现在身体的物质性与虚拟性。身体、赛博空间与日常生活的交织，对身体的知觉性在场提出了更紧迫的需求。身体主体、性别主体政治、身份等诸多问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现象学与赛博艺术的会聚点。赛博艺术进而发展出了赛博表演、赛博剧场等虚拟现实混杂的新艺术模式，主要探讨虚拟交往中的身份与身体承担问题。
三、媒介、技术的他治：新媒体艺术的身体性
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认为“社会只要发展出自身的任何延伸，所有其他功能就会调整去适应这新形式。当任何新技术渗透进入一个社会时，它会悄无声息地进入到社会的所有制度之中。因此新技术往往会引发一种革命的力量”。技术对人的形塑在麦克卢汉这里表现为身体感官面对重大的冲击时，中央神经系统为了自保对遭受侵犯的器官、感觉或功能进行截肢或暂时隔离的策略。这种被视为自我截肢的行为产生的副作用即“暂时的麻痹”（narcosis）。自我麻痹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人类面对新技术带来的种种不适尽可能实现自适应。麦克卢汉对信息网络全面干扰渗透人们线上和线下的生活发出警告。值得注意的是，出生在科技信息时代的人类对信息的裹挟与否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排斥与抗议。信息提供的乐趣、流行与新奇度使得人们心甘情愿且无意识地沉浸其中。人们对技术显示出毫无抵抗力的接纳并顺从，尤其是线上线下生活的频繁僭越，拟像的生活加快了沉浸与交互，促使了信息与身体更深的融合。（一）媒介传播中的“三个身体”
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在《技术中的身体》里论述了赛博空间中的“离身性”身体（embodiment）并提出了三个身体理论：第一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上，以胡塞尔、梅洛·庞蒂思想为基础的“一号身体”（body one），是具有生物性，第一人称，强调肉身意义的具有体感、知觉性、情绪性的“物质的身体”。第二是以批判现象学为前提，社会学家福柯等代表侧重社会文化对身体的建构（后天养成）的“二号身体”（body two），主要针对文化、政治、性别等意义下的“文化的身体”。第三是指科技意义上的身体，即通过技术作为媒介合成的“三号身体”（body three）。唐·伊德强调的“三号”身体考察了媒介传播中的身体性问题，即赛博空间（技术）中的“离身性”身体（embodiment），对理解媒介对身体形塑作出了洞见。英国新媒体艺术先驱罗伊·阿斯科特在谈到“后生物时代的艺术与意识”时提到，意识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是一个大的议题。科技这个词语在希腊语中最开始是意识的意思，也包括艺术，后来又有科技的含义，所以我们把新的艺术形式叫做“先锋科技艺术”。他认为艺术革新的领域会发生在人脑化学的维度之间，人脑化学是人类通过一种交互环境，对人的认知和感知进行改变的领域。由此他还建立了德稻罗伊·阿斯科特艺术工作室（Technoetics），作为一个英文自创词，象征对艺术、科技、意识三者合而为一的探索与实践。新媒体提供的技术支持为艺术的实践提供了未知的探索空间，恰如史慕斯所说终结感在这个时代缺席，提出问题比给出答案更可靠。
（二）他治的身体
哈拉维认为通讯技术与生物技术是再度精美制造我们身体的关键工具。尤其是当原有身体在美丑、强弱、性别等局限可以得到解放与改善时，借由数字科技可以重新制造我们的身体。一旦肉身被识为障碍和局限，身体自身的欲望趋势将自动选择其他路径。身体艺术伴随媒介的发展，使得人类自身的感官认知升级更新，尤其是在后人类主义的语境下，身体问题是克拉克关于“生物控制体”理论中作为“连接”关系的生物有机体。在凯瑟琳·海尔斯的后人类观点之中，身体不再是生命次要的附加物，而是充斥着符号、信息、媒介的具有“离身性”的复合物。德国媒体艺术家贝尔·汉森（Mark B.N.Hansen）认为“新媒体艺术视身体为媒介与感知情感的中介（medial interfaces）产物”。身体作为媒介传播中最具力量的视觉符号，要实现其真实的价值所在，具有显著的他治特征。当代人的身体逐渐流变为肉体（flesh），一个因技术因素（科技介面）、身体感知与文化认同所编撰而成，脱离现实时序的矩阵，而坐落在与现实平行的另一个空间维度里，仅由技术对身体引发的置身境地，或称为唐·伊德身体理论里的“三号身体”（body three），一个由科技媒介引发的离身性身体（embodiment）。在此基础上，学者安德鲁·芬伯格进一步将身体分为四部分：身体一为感官的身体（the sensory body），身体二是由文化建构的身体（the body informed and shaped by culture），身体三是他治的身体（dependented body），身体四是延伸的身体（extended body）。他的论述在身体他治和延伸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后两者的观念常常被用于新媒体艺术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赛博艺术和赛博格身体艺术上。
（三）新媒体艺术中的身体走向
由科技媒介豢养出的身体以及身体性，强调身体的他治，不同的媒介造就相异的身体。身体由此丧失主动性，媒介与科技扮演着隐秘地控制、牵动、引诱或生产欲望的机制。哈贝马斯（Habermas）在互为主体性的沟通理论中提到：借由媒介可实现一种民主、平等的交流平台，进而达到“一个可以交互辩证、互相沟通和相互启蒙的真正的自由世界”。新媒介的生产、传播提供了一种技术乌托邦的平台，试图通过媒介的共享来实现平等化。深受新媒介刺激的艺术家敏感捕捉到了媒介属性对传统艺术的冲击，对互联网媒介的深度使用成为个别新媒体艺术家创作利器，新媒介完全改变了传统艺术的诉求和传播路径。后信息人文主义思想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yles）谈到媒介信息化下的后人类境况时说：“身体存在与计算机模拟、控制机制和生物有机体、机器人目的论和人类目标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其论述的重点在于对后人类虚拟身体（离身性现状）的担忧。在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学说视域下，身体从媒介中的客体转变为身体就是媒介。身体与媒介的相互僭越，为身体这个信源接收器提供了多种新的叙事方式。新媒体艺术是混合了媒介、技术与艺术的集大成者。受到媒介他治的身体涉及了虚拟身体与虚拟身份的问题，这与现代人在线上线下生活中频繁切换有关，这为新媒体艺术带来最显著的改变包括对虚拟身体的视觉呈现（身体由超文本替代）、身份的不确定性（赛博空间中身体物质性的消失，身体由虚拟符码替代，身份是模糊性和流动性的）、艺术作品的观众赋权（赛博空间里，观众参与带来集体身份创建的可能性）。最具有代表性的早期赛博女权主义组织VNS Matrix，在1991年发表《21世纪赛博女性主义宣言》（Cyberfeminist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她们将以自己的身体制造艺术海报、宣传片，认为身体对抗是一种新世纪的病毒，试图从内到外颠覆父权制度下的技术主义模式，代表作有《“新一代”视觉艺术的未来：赛博格、技术、后人类主义》（1998）等。类似通过网络召集制作新媒体艺术作品的艺术家最著名的为罗伊·阿斯科特。新媒体艺术在赛博空间中的发展至今甚而演变为赛博剧场与赛博表演。身体在物质与虚拟的前提下持续保持着追问，在艺术作品中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开来。
结语
新媒体艺术中涉及的后身体问题主要包括了两方面：一是赛博格身体，第二是媒介化的虚拟身体。新媒体艺术与以往艺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媒介对艺术的主导作用，媒介将以往艺术中身体的主体客体问题进行了重置。在媒体艺术中，身体与媒介的相互征用，也是身体他治下的必然结果。追溯后身体的理论极为重要，后身体改变了身体的审美情趣，媒介下的身体与科技、媒介合谋而产生一种亚审美的身体图景。回顾新媒体艺术发展的六十余年，身体持续性地在场并且占据了媒体艺术的半壁江山，后身体的转向也为考察新媒体艺术提供了媒介批评的立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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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新媒体艺术先驱，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星球学院创会主席。20世纪60 年代以来他以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互动多媒体艺术领域，创造性地将控制论、电信学引用到多媒体艺术创作中，对英国乃至欧洲的多媒体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3]专访新媒体艺术先驱罗伊·阿斯科特.科技与艺术如何重塑意识？[J].艺术与世界,2016(1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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