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钧

　　[内容提要]一项针对参观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兵马俑特展的西方受众做的以定性研究法为主、定量研究法为辅的社会实证调查显示，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路径存在一定的规律：其中文化差异以及高度文明的古代历史是主要诱因；早前的印象以及权威的引介为主要影响取向；艺术作品及其周边信息的全面摄取为其主要形式；文字信息摄取的精确性与图像信息摄取的模糊性是接受结果。总体而言，中国艺术在海外的受众群体还较小。通过对西方受众接受中国艺术的规律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精确地制定中国艺术海外传播策略，令其传播效果更为显著。

　　创立于1893年的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The Field Nature Museum）是全世界最大的以自然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之一，具有极高的世界影响力。2016年3月4日至2017年1月8日，秦始皇陵兵马俑特展以“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以及他的兵马俑”（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His Terracotta Warriors）为主题在该馆拉开序幕。借此时机对参观该特展的西方游客进行调查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并建构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接受模式，进而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的中国艺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帮助中国艺术以及中国文化更有效地在西方国家传播。

一、研究方法及样本解读

该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以访谈采集的对话内容及数据作为分析、引用对象，并适当配合定量分析法。样本对象为随机选择的游客，每段访谈的时间被控制在20-25分钟以内。访谈以问答的形式围绕兵马俑特展展开，同时兼涉及中国艺术相关话题。本研究试图以西方游客对兵马俑的接受与认知为切入点，了解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模式。

　　

　　表1 是否参观兵马俑展游客统计

　　为了确保样本选择的准确性与有效性，该调查主要以种族特征为选择的标准，以白人游客为调查对象。如表1所示，自2016年8月16日至2016年8月21日的6天中，作者共随机访问了93位白人游客。其中，参观菲尔德博物馆且参观兵马俑的有45名游客，但有21人因种种原因未能接受进一步的采访。因此，余下24名游客的访谈内容成为该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值得一提的是，这24人中有一位曾经“到访中国超过50次”，对中国有较为感性与深入的认识。因此，通过对比这位游客与其他游客在采访中对中国艺术认识的差异，可以清晰地了解对认知对象的熟悉程度与对其是否能批判、全面地认知之间的关系。样本具体解读如下：

（一）参观菲尔德博物馆兵马俑特展的游客数量略少于未参观的游客数量，行程安排与经济因素成为决定参观与否的主导因素

如表1所示，参观兵马俑展的游客数量与未参观的游客数量差距很小，可以认为兵马俑在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一定的吸引力，但仍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而决定不参观兵马俑的理由中，“没有时间”及“额外收费”占前两名（图1）。菲尔德博物馆面积较大，藏品丰富，兵马俑展的位置在该馆负一楼的特展区，位于4个特展馆之首，与一楼有通道相连，且在一楼通道入口处有明显的可识别的标志。因此，这一现象与菲尔德博物馆自身展馆结构的安排有密切的联系。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其他利用国外博物馆平台传播中国艺术的展览在选取位置时应当注意特展馆的布展位置，使其靠近传统参观路线的主轴或展馆较为中心的地域，令其接近或被纳入游览路线中客流量最大的区域之中；此外，还应当注意把特展布置在游览路线靠前部的位置，令游客在疲乏前或令时间有限的游客都能游览。同时，兵马俑特展费用与菲尔德博物馆的门票绑定出售（菲尔德博物馆的门票为22美金，捆绑特展的门票为33美金）。因此，在确保成本的前提下，为扩大受众可适当考虑压缩中国艺术海外展览的费用。

　　

　　图1

　　

　　图2

（二）参观兵马俑的西方游客男女比例差别不大，男性成为决定是否参观的主要因素

图2所示参观兵马俑的西方男性占51%，略高于女性所占的比重，但男女比例差别极小。且在所采访的夫妇类型的游客中，都为男性做出是否参观兵马俑特展的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后续采访的过程中，在阐述参观原因时，男性游客并未将其与“武力”“战争”等男性特征明显的词汇相关联。因此可以认为白人男性对中国艺术及中国文化具备较白人女性更积极的主动接受态度，且这种因素与兵马俑传达的尚武因素没有直接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考察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路径，暂不考虑因阶级、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接受路径造成的影响。原因如下：首先，诚如巫鸿指出的那样，美国6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确立的美术馆、博物馆的机构化与企业化令其形成以吸引大众为主旨的策展目的，博物馆内部的接受设定以大众的接受能力为统一标准。其次，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Peterson）以及罗杰·肯（Roger·Kern）于1996年已经指出，美国精英阶级的审美趣味越来越“折中化”“杂食性”。而保罗·狄麦阁（Paul Dimaggio）也认为精英与大众的“文化边界”也随着大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消解。

二、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接受路径

（一）以文化多样性与历史久远性为主导的接受动因

根据温迪·格瑞斯伍德（Wendy Griswold）“文化菱形”理论，文化产品的意义是在“创作者”“接受者”“社会”以及“文化产品”四者互动的语境中产生的。作为舶来品，兵马俑代表了异质文化。而美国受众对于异质的尊重与偏好则来源于自身的文化语境：严格的“政治正确”的行动红线，即不可冒犯及歧视少数族群、女性、宗教信仰等群体。这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对多样化的包容与认可。盖瑞·法恩（Gary Alan Fine）曾指出名誉的联系性特征，即“名誉拥有刻画提出这些名誉的个人的特征的可能性”。因此对多样化的拥护成为大多数试图维持“政治正确”形象的美国大众共同的认知与追求。在采访的过程中，“喜欢不同的文化”“喜欢文化多样性”“不同文化特征的展览”等词汇出现频率最高，也是游客选择参观兵马俑展最主要的原因。

　　相对于更偏向政治色彩的文化多样性，历史久远性则主要归因于受众的个人偏好以及美国自身历史的短暂特征。研究发现美国受众对于具有高度文明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一定的崇敬心态，例如有游客曾提起“美洲大陆就没有那么古老的文明”。对于美国受众，高度文明具体体现在兵马俑庞大的数量、精致的细节以及秦代完备的制度等方面。例如，受访的西方游客在回忆兵马俑展览时出现频率最高的句子有“你无法想象他们有2000年的历史！”“我被它们所征服了，我被它们如此庞大的规模而征服！”“我不得不说，看看那些制作工艺，还有那些彩绘，简直太棒了！”“青铜时代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如此久远的历史！”

（二）以记忆储备优先原则及权威引导为主导的接受取向

采访中得知，在参展前已经知晓兵马俑的游客有19人，不知晓的仅有5人。可见，在接受过程中，如果预先对接受对象有了一定的认识极其重要。

　　葛莱蒂·朗（Glady Lang）与昆特·朗（Kurt Lang）曾深入研究艺术家名誉的建立与保存问题，指出其重要要素在于“与精英建立联系”“等级化的推荐网络”以及“不断地强调”等等。这些要素对于解释兵马俑在西方受众中的知名度同样重要。在19位已经知晓兵马俑的受访者中，有10位通过电视的《历史频道》，9位通过《国家地理》杂志（但前二者有重合，有5位受访者同时通过电视媒介与《国家地理》杂志知晓），2位通过学校媒介，2位通过迪士尼乐园，1位为早先到访西安的游客。在事先并不知晓兵马俑的5人中，有3人在读到相关的报道后特地前来观看特展。其中，《历史频道》《国家地理》杂志以及学校在其职业领域具有较高的权威，具有较高的媒介权威，因此也掌握了判断某一文化产品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多少价值的权力。同时，在知名度较高的文化艺术类或地区性的报刊上刊登描述兵马俑特展的相关文章对大众也有同样的功效。由此可知受访者主动的选择取向。正如受访者回答说“是的，我读到了相关的文章，特意赶来的”“我非常感兴趣，能够真实感受它们”，以及“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见到它们”等。

（三）以艺术作品为媒介的多维度详细的接受过程

　　图3 参观兵马俑时间分配分析

　　

　　图4 是否观看3D电影比例分析

　　兵马俑特展包括10件真品，若干对兵马俑本身以及秦朝的文字介绍，一部约25分钟、讲述兵马俑发掘过程的3D电影。美国受众对兵马俑的参观大多从陶俑本身开始，并且非常重视与陶俑相关的信息的吸收，包括文字信息与视频信息。本次兵马俑特展的规模并不大：前文所述到过中国超过50次的美国游客曾到访过西安，他描述说“这是一个很小的展览”“可以在15分钟内完成”。但从图3可知大部分（72%）受访的游客在兵马俑特展花费超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其中有两对夫妇（4人）花费了2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且大部分游客（78%）看完了3D电影（图4）。从时间花费以及内容涉及方面可以看出西方受众对异质文化产品内容的吸收的重视。对非兵马俑以外的信息的吸收也体现在对介绍文字的吸收形式上：超过半数的受众描述他们“逐字逐句地阅读”每一份介绍，甚至在文字阅读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同时，几乎全部的受访者认为针对兵马俑的介绍文字“信息丰富”“非常易懂”，不存在文化上的理解障碍。有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受访者指出，这些介绍文字的难度相当于“初中水平”。受访者普遍认为文字内容篇幅的安排恰到好处——“在正确的地方配置了正确的文字篇幅”，另有数位受访者指出展馆的文字介绍也仅是媒介，引导感兴趣的受众在此基础上从网络获得更多的信息。

（四）文字复述与图像复述精确程度的两极化差异现象

从实际调查中可知，西方受众在文字叙述的部分能做到较为精确地复述，而在图像的方面通常运用较为宽泛与雷同的形容词。其中，对文字记忆最为深刻的部分大多与违背美国社会的常识有关。

　　在文字复述方面，大多数受访者能准确指出“秦朝”“青铜时代”等专业名词，也能指出兵马俑被发现的时间（1974年）。同时大部分受众者都准确说出的嬴政登上皇位的时间、年岁以及“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standardization）、“动用大量的资源为自己建造这样壮观的陵墓”等过程。在对兵马俑的印象进行复述的时候，受访者大多采用感叹性质、无实质性意义的、褒义的形容词，却未能精确表达兵马俑的美学特征，且用词雷同、重合。例如，重复率最高的词汇包括“震惊”（amazing）、“惊讶”（surprising）、“印象深刻”（impressive）、“有意思”（cool）、“很有吸引力”（fascinating，stunning）、“很美丽”（beautiful）。由此可知，西方游客对兵马俑的认知主要通过详细的文字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在参观过程中将兵马俑与西方的雕塑进行比较时，所有的游客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看似与贡布里希认为的人们习惯于从自身所处的社会认知语境以及已有的视觉经验出发去理解与构建图像存在出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游客并没有将兵马俑当作雕塑艺术对待，而是将其当作一种广义的文化产品。例如在采访中，当被问及是否将兵马俑当作艺术品时，一位游客回答道：“艺术品？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可以被称作艺术品。”此外，西方游客观赏兵马俑本身时大多从局部观赏的视角出发，更关注兵马俑的制作细节。例如，曾有游客表达道：“它们制作得非常仔细，有指甲，甚至连鞋子都那么精致，它们连面容都不一样！”

　　从这些访谈回馈可以看出西方受众在对待与自身常识相左的内容时会投入较多的关注度并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但鉴于东西方文化显著的差异，本项调查认为，西方受众若通过体验型的接受模式面对以兵马俑为代表的异质文化，只能做出较为浅显的理解。且这种理解只能停留在对这类文化、艺术品造型各部分的细节的关注，是一种肢解性质的理解，并未对其整体的造型特征给出较为精确的美学词汇描述，最后只能以较为模糊、笼统的字眼来描述对其的感受。

（五）中国艺术形象符号的缺失与中国艺术受众基础的缺乏

这一部分的归纳源自访谈中“除兵马俑以外您是否还知晓其他中国艺术？”的问题的意外收获。在调查过程中除了那位到访中国超过50次的受众提出较为专业的词汇“书法”（Calligraphy）以外，剩余23人未能以专业词汇（诸如水墨画 Ink Painting）描述任何中国艺术的门类，也未能举出任何中国艺术作品，仅以西方较为通用的词汇描述出某个门类艺术。与此同时，一位西班牙游客说出了“宝塔”（Pagoda）这个较为专业的词汇，另一位受访者无法说句具体的建筑类型（诸如亭子Pavilion）且不能举出具体的案例。在所有艺术门类中，中国建筑是最早进入西方视野的艺术门类之一。尤其在18世纪时由于欧洲的园林热，中国建筑样式，尤其是极具特色的中国式屋顶形制在法国、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家皆有出现。所以，可以理解位于欧洲的西方游客列举建筑或者宝塔作为中国艺术的典型。

　　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认知的缺失与模糊还体现在对中国艺术分类的模糊上，将工艺美术作品以及歌舞类表演作品列入艺术范畴。菲尔德博物馆本就收藏有中国玉器，因此当有两位游客被问及该问题时说出了“玉器”（Jade）这个专业词汇。但他们坦言，对玉器的认知来自博物馆内的展品，并非过去旧的知识积累。且他们对玉器美学特征的描述也如同对兵马俑的描述一样较为肤浅（二人都用了“精致”elegant这个词汇），对玉器在中国文化中的内涵却完全不知道。

三、调查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方向

本调查研究的有待深入之处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1. 延长采访周期。2.样本选择应当更具多样化特征。3.避免两人以上同行受访者的数据采集真实性偏差。

　　从某种意义上说，兵马俑对西方游客而言是一种旅游产品。而旅游产品的吸引力本身具有一定的周期，即上升期、峰值期、平缓期以及衰退期等。本调查在兵马俑特展开展5个月之后才展开，这会对参观特展的受众的比例造成一定数值的影响。作者注意到，在兵马俑特展刚开展时场面十分火爆，特展馆前排起了长队。长队中不乏白人、拉丁裔、非洲裔、亚裔面孔。若那时对游客进行采访，则以上数据中参观博物馆且参观兵马俑的游客数量极有可能大大超过参观博物馆但未参观兵马俑特展的数量。而之所以未选择那个时期进行调查是因为作者期望调查常态化状态下西方受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当然，将初期、峰值期以及后期衰退期纳入考察范围是日后调查研究的方向，也可以得出更为科学、动态与全面的结论。

　　美国的人口构成复杂，除白种人以外还包括非洲裔、亚裔、拉丁美洲裔、泛太平洋裔等，但为了样本选择的准确性，作者仅以种族为依据，选择了白种人，缺乏其他族裔对待兵马俑的印象以及他们接受的路径，不能做到对整个美国各个族裔的全面覆盖地论述。其中，尤其缺乏亚裔，特别是父母或祖辈为中国移民的美国籍亚裔的访谈。因为美国籍亚裔与中国具有一定的联系，因此在对待来自中国的艺术品或文化产品时是否会有更大的偏向有待考察。这也是该调查值得继续深入及完善的主要方向。

　　克莱顿（Clayton Childress）以及诺（Noah E. Friedkin）在针对某读书俱乐部成员对意义的构建过程的研究中指出个人对某本书的意义的印象及建构是可变的，其变量主要来自与同类的读者的交流。该结论对本研究中以夫妇为受访对象而提供的内容的真实性具有一定的挑战。在采访过程中，虽然夫妇二人轮流回答问题，但不排除后回答的一方受到先回答的一方的影响。其次，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有些夫妇由于行程安排紧张，在一方回答完问题后，另一方面对同一个问题时偶尔会回答：“与他（她）一样。”这样也对数据采集的真实性造成一定的干扰。

四、结语

中国艺术以及文化的海外传播虽然近年来得到极高的重视，但传播策略与实际效果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时，应当充分考虑交流城市自身对周边地区以及该国的影响力，同时考虑该城市与交流内容之间的历史渊源。充分利用文化差异性、历史久远性以及突出传播内容与传播目的地传统认识差异化为主要传播策略，注重中国艺术品在海外权威媒介的推广力度以及推广频率，完善与艺术作品相关的文字信息及历史背景的翻译与海外传播媒介的上线工作，令中国艺术的海外传播取得更突出的效果。

　　注释：

　　[1] 巫鸿.美术史十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1.

　　[2] Richard A. Peterson and Roger M. Kern, Changing Highbrow Taste: From Snob to Omnivor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J], Vol. 61, No. 5 (Oct., 1996),pp.900-907.

　　[3] Paul Dimaggio, Classification in Ar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J], Vol. 52, No. 4 (Aug., 1987),pp.440-455.

　　[4]Wendy Griswold, Cultures and Societies in A Changing World [M], Los AngelesLondonNew DelhiSingaporeWashington DC: SAGE, p.15.

　　[5] Gary Alan Fine, Stick Reputation: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Midcentury America [M],New York and London: Roueledge, p. 201.

　　[6] Glady Lang and Kurt Lang, Recognition and Renown: The Survival of Artistic Reputation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4, No. 1(Jul.,1988), pp.79-109.

　　[7]〔英〕贡布里希.艺术与错觉[M].杨成凯、李本正、范景中译. 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1-69.

　　[8] [9]C. Clayton Childress and Noah E. Friedkin,Cultural Reception and Produc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Book Club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J], Vol. 77, No. 1 (Feb., 2012),pp.4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