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结合金庸的个人经历及创作时的文化语境，考察其不同时间段的小说创作。在金庸人生的不同阶段，他对于道德、人性、民族与历史等问题的思考不断发生变化，层层深入，并将这种思考寄寓于小说之中。他实际是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书写着具有真正现代思想的武侠故事，通俗却不媚俗。
金庸一生一共创作了15部作品。15部作品，相对于很多成熟的作家来说，产量委实不丰，难得的是这15部作品本本叫座，部部经典，塑造了上千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留下一系列诸如郭靖、乔峰、杨过、令狐冲等经典的武侠人物。而且，这15部小说全部被搬上了影视屏幕。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一般被归类为通俗小说，金庸的小说当然也被划归此类。人们对于通俗小说都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通俗就是迎合广大普通市民阶层心理需要，哗众取宠，庸俗且毫无营养的作品。王朔就把金庸小说与20世纪90年代的港台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小说一起斥为“四大俗”，并对学界中人对金庸小说的高度评价嗤之以鼻，认为中国的文艺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然而，通俗不等于媚俗，更不是庸俗、低俗。按照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观点，媚俗艺术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沿用陈腐老套的形式，满足大众寻求新鲜刺激的心理以作为消遣娱乐，它意味着坏趣味、大众意识形态和享乐主义等。而如严家炎所言，类似于金庸小说的通俗文艺是面向大众的“形式的通俗”，是“有思想的娱乐”，是区别于传统武侠小说具有“真正现代精神”的。倘若我们试着结合金庸创作的时代语境及个人经历去看他的创作内涵会发现，他其实是以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形式来书写具有反媚俗精神内核的武侠故事。他在每一个阶段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和所讲述的武侠故事所内蕴的精神文化与他对道德、人性、民族与历史的思考紧密联系。
一、身不由己入“江湖”
金庸原名查良镛，出身于浙江海宁的名门望族，族中能人辈出，查良钊、穆旦（查良铮）都是其族兄。金庸自己也十分出色。据查他在衢州中学就读期间不但功课名列第一，文字功夫也在各种活动中崭露头角，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尽管他学识出众，曾立志要当一个出色的外交官，但他的求学经历并不顺利。他先因在学校墙报上写小说讽刺教导主任是抗日投降分子被而中学开除，后又因与国民党职业学生发生冲突而被勒令退学。他甫入《大公报》时，因发表许多与国际法相关的论文而得到国际法权威梅汝璈和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的赏识，曾赴北京预备进入外交部，但因诸多原因最终放弃了做外交官的理想。金庸身上的“任侠”之气与对时事格外敏感、反应有力的特质可见一斑。从大陆回港后，金庸调入香港《大公报》副刊《新晚报》，结识陈文统（即梁羽生），为打造一个“新武侠”世界埋下种子。20世纪50年代，正值冷战，港英政府在香港设立关禁。香港文化与内地文化交流受阻。与内地地理相连的香港在制度与文化上却与内地筑起壁垒。1954年，香港发生著名的拳师比武事件，太极门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起争执，签下生死令打擂台。这件事迅速点燃了人们的热情，为政治敏感时期的市民们压抑沉闷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宣泄的途径，引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大公报》为了吸引人气，让梁羽生和金庸出阵，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梁羽生写了《龙虎京华斗》，金庸则写了《书剑恩仇录》。一般的说法，首先，金庸是迫于无奈被逼上“武侠小说”这座梁山的。再则，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孤岛，作家地位不高、收入微薄，不为政治力量驱使便只能“书作稻粱谋”，通过增加小说的故事性等方式取悦读者。所以，有学者认为“一方面香港的严肃小说不得不以半流行的方式来获取读者认同，另一方面香港的通俗小说却一直致力于通过文化、历史与社会的关联来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作为香港通俗小说的代表，如要用刻意关联社会文化以增强作品厚度来评价金庸那一定是对他的误会。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曾着力比较港台新武侠三个代表人物：金庸、古龙和梁羽生。他认为金庸的创作之所以生命力最长是因为其学养最好，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下的功夫最深，能把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等混合在一起来写，不怕时代变化、读者趣味变化。而最重要的是，金庸超越了一个小说家的格局，“是有独立的政治眼光、历史视野与文化立场的一个人”。
金庸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两部作品，《书剑恩仇录》写的是以陈家洛为首的红花会群雄联合江湖侠义之士反清复明的故事，《碧血剑》写的是被冤杀的明末大将袁崇焕之子袁承志及其师门华山派义助闯王夺取大明江山的反清复明的故事。两个故事线相连，一个是明末清初，一个是清朝百年后，共同的主题都是反清。这种选择并非偶然。金庸的小说背景基本都取自政权更迭之际，风起云涌之时。民族矛盾、文化冲突、意识形态斗争混杂一团正与当时香港的社会情况形成了映照，英雄人物在家国情仇上的言说与选择更可视为作者政治、文化态度的委婉表达。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便借郭靖之口说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语，其匡扶正义、家国情怀不仅仅为故事填上悲壮色彩，更在有意无意间触到人们心中对蕴藏在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的认同与回归。对于身处中英两国文化之间、国共意识形态对峙的夹缝之中的香港人而言，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现如同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弥合了政治与文化上的罅隙，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市民的精神需求。此后，武侠小说进入黄金时期，人人争相仿效金庸写起了武侠小说，如郎红浣、海上击筑生、伴霞楼主、卧云龙、诸葛青云等人，创作了大批的作品，甚至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拥有大量的读者拥趸的武侠小说重新占据了文学市场，这些武侠小说因为其“重侠轻武”的特质被称为新武侠小说，用以区别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还珠楼主、宫白羽等人的旧武侠小说。
二、从大侠到“侠隐”
金庸在创作早期，对于家国问题尤其是民族问题的思考还比较保守，一般沿袭传统演义的小说手法，奉汉族为正统。但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又被现代思想教化过的小说家，他还是隐隐绰绰地感受到传统民族主义的狭隘。尽管笔下英雄陈家洛、袁承志、郭靖都一致强调夷夏之辩，誓死拱卫汉室江山，金庸却运用大量的笔墨描写美丽、善良、勇敢的回族女子霍青桐和香香公主，写郭靖如何在蒙古养成了质朴、善良、诚信的品格，并与成吉思汗子女结下深刻而真挚的少年友谊。这些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消除读者之间的民族隔阂与距离。然而，能让人明显感受他对道德、人性、民族、历史的思考深入的是《神雕侠侣》，发生变化的是《笑傲江湖》，臻于成熟的是《天龙八部》。1959年，金庸与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他在职33年间，写了七千多篇社论。这些社论所发表的主张大概有四：儒家价值；民族主义；反战反核；自由民主。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主张也正是同时期金庸小说最主要的思想表达。与之前相比，他这时的小说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变。在侠客形象方面，前一时期的陈家洛、袁承志、郭靖等人物都是自觉承担天下大义的绝对正面的英雄形象，胸怀崇高理想，忠厚仁义、侠骨丹心，将个人置于民族国家之后，以实际行为诠释了何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而自《神雕侠侣》开始，这种理想“大侠”形象就不再是主体。杨过也会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却少了郭靖那样的家国天下的精神。杨过自幼父母双亡，幼年坎坷的经历使他性格偏激自我，在古墓中长大没有接受过传统教育又使他缺乏对观念世俗的认同和尊崇，行为处事狂放而自由。他敢于蔑视世人眼光与小龙女相恋，比起为国为民他更愿意选择携妻归隐。这种倾向在《笑傲江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其中没有朝代背景的江湖世界先天地就消解了国家民族大义。如果说杨过经历了一个从热血少年追逐名利到逐渐对社会失望、消磨野心的成长过程，那么令狐冲就是个天然的隐士，他从来就对权力争斗没有兴趣，自由散漫、不受拘束，他眷恋的只有华山和小师妹。琴与棋的艺术天地、山与水的自然乐园，以及倾心相伴的爱侣才是令狐冲的最高追求。在民族思想方面，之前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种族观念不再支配是非判断，不再成为小说刻画主题，反而成了英雄人物的客观局限所在，民族平等、不战非攻的思想越来越清晰，金庸正式走上了历史批判的道路。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虽然死守襄阳，但出发点已经不全如陈家洛与袁承志一般是为了“还我河山”，他的英雄主义里已经包含了对正义与人道的思考。在《射雕英雄传》的结尾，郭靖就质疑成吉思汗“南征西伐，积尸如山”，功罪是非，难以分说。在《天龙八部》中，金庸的思考越过国族、历史、道德，他把问题刺入哲学的深层思索个体存在的本质。金庸创造出一个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情英雄萧峰。他是契丹人，被汉人抚养长大，是中原武林公认的大英雄。因为他契丹人的血统被马夫人暴露成为武林公敌，后为避免宋辽开战、生灵涂炭，自刎人前。萧峰本可以不死，但正是这一死让萧峰超越了忠君爱国的思想限制，推向了人格的至高位置。他不为名利叛国，无人强迫而死，死后未曾得到任何意义的承认。萧峰的死，让人难以确定其内蕴是金庸想要挣脱命运拨弄的一种意愿表达，还是他对生命存在本质的一种诘问。
从“为国为民”的大侠到飘然归去的“隐士”再到集悲剧命运于一身的契丹英雄，金庸小说中侠客形象的转变实际正暗合了金庸自我心理转变的路程。这一时期，金庸的创作无论是在人性刻画、民族意识、历史批判，还是哲学思考上都变得深入且深沉。陈家洛、袁承志和郭靖是“侠”的完美化身，他们品行高洁、行侠仗义，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国家民族之后，随时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大义，具有神格；杨过、令狐冲等人的“侠”则降格人间。他们济弱扶贫，侠肝义胆，却身处一个侠义精神被荒谬的欲望所吞噬的武林，饱含着作者对武侠文化深刻的反思。萧峰的出现则彻底否定了传统的民族血统论，表达了作者对于国族问题的困惑，指明他一向推崇的积极入世的儒家文化进退维谷的困境。这种变化与认识也向人昭示出作者理想的失落与内心的彷徨。1969年，他在《明报》连载他的挂笔封刀之作《鹿鼎记》，塑造了一个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反英雄”式的真小人韦小宝，似有意要以这一人物来为他心目中的侠义英雄唱挽歌。
三、江湖不见侠客行
《鹿鼎记》，是他作品中公认的两大巅峰之一（另一为《天龙八部》），韦小宝也是他笔下最有争议的人物。他出身低下，品格卑劣，圆滑世故，见风使舵，毫无侠气。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市井小人，金庸先生却让他功成名就，自然令人好奇。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鹿鼎记》是以反英雄崇高原则、反人文传统规范、提倡平凡人生、欲望人生、享乐人生的姿态出现的”“韦小宝充分享乐人生的狂欢是对金庸笔下以往的英雄模式和人格力量的全面背离”，这部作品代表着一种“先锋性意识”。然而金庸却说，“在一个很不民主、不讲法律的、专制的时代中间，韦小宝这样的人就会辉煌腾达，好人会收到欺负、迫害，所以写韦小宝这个人也是整个否定那个封建腐败的社会”，在这个专制的、混乱的小说中的世界中，传统价值理念被颠覆，社会规范被消解，坏人得志，好人落难。如果说金庸先生塑造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这样的大侠是表现自己对于传统文化中忠义爱国思想和民族理念的回归认同，是抱着一腔少年热情的；创造出杨过、张无忌、令狐冲这样的隐士是因为年岁渐长，见识了权力斗争的复杂与残酷后的心灰意冷，而从积极出世不可避免地走向飘然避世，那么，写出韦小宝这个人物似乎在向人传递着一种彻底的悲观：既然理想世界的信念不可能实现，英雄被颠覆，那干脆把一切交给媚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也许有失落、也许有无奈，也许有悲观，但金庸仍是那个毁誉成败之间，如如不动的金庸，他所坚持的所主张的所赞成从不更张，绝不妥协。这种坚决的态度在小说的结尾便可窥斑见豹。
韦小宝将母亲韦春芳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
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
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
韦春芳的“怒”,韦小宝的“放心”，二人俚俗幽默的对话里其实隐藏着一个严肃的议题，即“我是谁”。这个议题从里到外有多重意思，它可能包含了金庸创作早期民族血统论的坚持，也可能表达了他在创作后期对民族内部平等的渴望，还暗含着某种不可道明的身份认同的追寻，最终未可知的答案甚至透露出一丝淡淡的迷茫。因此，回归到男主人公韦小宝，他身上虽已全无“大侠”气质，个人出身、言行举止皆俗不可耐，但金庸还是让他保留了做人的底线。整本书实际上明里暗里都坚守着一个武侠童话不可易帜的理想气质。如此看来，《鹿鼎记》后的挂刀封笔，既是他与理想的告别，更是他反抗“侠义”失落的现代社会的一种不妥协的姿态。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讣闻一出，政界、商界、学界，传媒界，影视界等知名人物纷纷表达哀思，普通读者和书迷们更是各自在社交平台留言诉说自己的悲痛与不舍。有人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有人说，“江湖未远，侠义长存”，也有人说“射雕英雄成绝响，人间自此无大侠”……金庸就这样“大闹一场，悄然离去”，或许他不知道在人们看似犬儒、冷漠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一块柔软之地，里面藏着我们对于侠义江湖最美好的想象。其实，侠义不曾失落，江湖从未走远。
注释：
[1]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金庸小说只在民间流传，未能进入学术的大雅之堂。1985年以后，大陆出现了第一篇系统研究金庸的论文。紧接着，红学家冯其庸为金庸撰文，赞美金庸小说中广博的社会内涵和非凡的艺术成就，欲促成“金学”研究。1994年北师大王一川编《二十世纪小说选》，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大师”重新排座次，把金庸排在第4位。同年，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严家炎在授予仪式上发表的《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中盛赞金庸是以“精英文化改造通俗文化的全能冠军”。1995年，严家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并于1999年出版《金庸小说论稿》。与此同时，相关的国际研讨会也在召开，如1998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刘再复和葛浩文组织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年在日本横滨神奈川大学召开“金庸小说研讨会”。经此，学界不再用轻视的眼光看待金庸，承认他是一个重要的作家，也承认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小说值得关注。当然，有赞誉就有批评，学界对于金庸小说的评价一直有争论且甚为激烈，但无论如何，争辩的结果就是使金庸作为通俗文学大师的地位得以确立。
[2]王朔.我看金庸[N].中国青年报.1999-11-1.
[3]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5-262.
[4]见严家炎于2007年7月8日下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表的演讲《我看金庸小说》。
[5] 颜纯钧.香港小说发展的三重迭合格局[J].小说评论，1997(4).
[6] 艾江涛. 陈平原：金庸小说何以长盛不衰？ [EB/OL].http://news.ifeng.com/a/20181030/60135999_0.shtml.
[7]许永超.中间位置的求索与香港《明报》崛起（1960-1970）[J].学术交流,2015(7).
[8]骆寒超、骆蔓.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J].浙江社会科学,2002(5).
[9]见严家炎1993年的演讲《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10]见2006年《杨澜访谈录之多面人生金庸》。
[11]金庸.鹿鼎记5（评点本）[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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