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川

　　[内容提要]话剧《老舍赶集》是编导方旭由老舍的六则短篇作品改编而成，今年在北京、上海公演后获得巨大成功，这部跨文体改编的话剧经由编导、演员的艺术再创作，深刻阐释了老舍经典文本的内在精神蕴含，“以当代视角和幽默方式重新审视中国式理想生活”。通过剧中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直面人性的劣根、社会的症结，不仅赋予了现代文学经典文本新的时代价值，而且跨文体艺术再创作为当代戏剧的文化资源提供了拓展空间和成功经验。

　　

　　

　　话剧《老舍赶集》之《话剧观众须知十二则》剧照

　　

　　话剧《我这一辈子》之《邻居们》剧照

　　话剧《老舍赶集》是集合老舍的六则短篇作品（其中包括小说、散文等文体）艺术再创作而成，名称借用老舍的第一部作品集——《赶集》的名字。在这本集子的序言中，老舍解释说：“这里的‘赶集’不是逢一四七或二五八到集上去卖两只鸡或买二斗米的意思，不是；这是说这本集子里的十几篇东西都是赶出来的”。作为编导的方旭也对话剧的名称做了说明，他说“我们选用‘赶集’作为这个话剧的名字是因该剧改编了老舍先生六则短篇。这也是我们这个创作团队首次尝试将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改编成话剧。而‘赶集’恰巧是老舍先生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便索性将‘赶集’定为了该剧的名字”。那么，方旭的这部话剧《老舍赶集》是不是像老舍自己说的那样“赶”出来的呢？

　　实际上，把经典小说文本通过艺术的手段改编成话剧并非方旭的独创，而且老舍的短篇并非像其《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那些大部头作品受人关注，但方旭以其十余年对老舍作品的透彻理解和表演经验，成功地将老舍的六则短篇作品“赶”在了一起，创作出一部既有民国风范又有当代意识的话剧。话剧《老舍赶集》的成功，突显出集演员、编剧和导演于一身的方旭在跨文体艺术再创作方面的独到之处，不仅能够深度把握作品的内在意蕴，把老舍的六则短篇“赶”到了一起，同时又能够结合当代生活现实，融入当下流行的元素或热点的问题进行有节制地艺术再创作。

　　首先，这部话剧是根据老舍的《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创造病》、《牺牲》、《黑白李》、《邻居们》和《我的理想家庭》等六个短篇作品（包括杂文、小说和散文）串联在一起、跨文体艺术再创作改编而成。

　　

　　话剧《老舍赶集》之《牺牲》剧照

　　

　　话剧《老舍赶集》之《黑白李》剧照

　　如果具体说跨文体改编的当代性，编导在选择艺术再创作的底本时无疑要选择那些同时具备两种品质的作品，即内在现实性和外在艺术性的双重品质。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跨越时空，其内涵和形式才能不受时间与空间的约束。老舍的这六则短篇，每一个单篇都指向一个社会问题，比如《话剧观众须知二十则》是针对剧场不文明观众的；《创造病》是谈物欲控制人的灵魂；《黑白李》讲兄弟情与革命意识的；《邻居们》说的是不同精神层次的邻里间矛盾；《我的理想家庭》则是在不安定时代对理想国家的希冀。这些作品通过编导有意识地串联在一起，便构成了当下多元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的现象，从而能够对阅读者和观看者产生极强有力的冲击力与共鸣性。

　　因此，可以看出方旭在话剧《老舍赶集》初创时选择改编文本资源的指向，即有意识地避开诸如《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等具有宏大叙事的那些大部头历史文本作品，而是更为精细地着眼于普通市民的琐碎日常生活现实，注重展现那些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小人物”的人性与人格，从而凸显当下熙熙攘攘的人生百态。比如《创造病》里的小夫妻在面对现实的窘迫与物欲的诱惑时的摇摆不定无疑是当下年轻一代的通病；《邻居们》中两对家庭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冲突，以及对“世俗”（买办明先生）与“清高”（教授杨先生）的思考无疑让观众产生了极大的共鸣；《牺牲》中“毛博士”的异化——虽然是受了新文化与新知识的教育，但观念中的旧思维与男尊女卑的不平等，揭示的是中国人一直都存在着的历史性痼疾。由此，话剧《老舍赶集》的编创思路一方面是契合了当下社会多元化、碎片化消费心理的需求；一方面又为话剧的再创作留有一定的艺术拓展空间。

　　

　　话剧《老舍赶集》之《我的理想家庭》剧照

　　

　　话剧《老舍赶集》之《创造病》剧照

　　其次，在文本与戏剧化处理的粘合性方面，话剧《老舍赶集》可以说做的非常到位，深刻理解并呈现了老舍作品的特质——语言艺术的“京味儿”和哲理化的幽默。

　　面对当代话剧艺术的创作困境（主要表现在影视、新潮艺术对话剧的冲击、日益小众化的趋势和观众的大量流失），如何更新创作观念、增强戏剧元素、提升艺术内涵是当代话剧编导们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老舍赶集》的成功之处，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创作而成的。老舍创作作品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扎根于“北平”这片土地上的，写的是这一片土地上生活着的普通人，作品中极具地方特色的语言风格不仅极大地提升了作为语言艺术的话剧观赏趣味，同时也使得观众在“俗”“白”的幽默欣赏中获得了原作意欲表达的深刻思想内涵，让观众在最“俗”的生活状态中感受到最高雅的艺术内涵。

　　对于话剧而言，语言是构建话剧艺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老舍文本语言的幽默与诙谐都在这部话剧中“忠实地再现”出来，也就是安娜·于贝尔斯费尔特所说的“演出传统上是把‘忠实地再现’文本作为使命的”的意义。在话剧《老舍赶集》的表演中，观众不仅体味到老舍作品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腔”，更为重要的是这部话剧是通过语言来把控话剧表演的热度，调动观众的情绪，同时塑造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

　　《老舍赶集》在忠实于原作的语言对话、神韵内涵之外，再创作元素的加入为民国与当代的勾连增添了戏剧效果，成为不可或缺的粘合剂，这种再创作元素就是托夫斯托诺戈夫所说的“即兴创作”，他认为“即兴创作——这是想象力的飞翔，创作兴奋和灵感。即兴创作——这是在创作上解脱枷锁，这是构思的自由和表现的自由。即兴创作——是艺术的心脏和灵魂。即兴创作——这是创作的诗篇。”比如有媒体指出“新的美学”风格——夸张与写意，其中纸质的服饰效果、机械人式的动作、两片背景墙与“一桌二椅”营造的心理环境变化与空间哲学，都成为《老舍赶集》表演艺术的亮色。同时，对时下流行的“鸿浩之志”“校长也会念错字”等热点元素的介入拉近了戏剧与观众之间的共鸣。

　　参与话剧演出的除了方旭之外，另有还有刘欣然、苏小玎、秦枫、马驭崧、景松涛等五位优秀青年演员，他们通过改编话剧《二马》的实践，再一次证明了自李叔同的《茶花女》开始的“男演女”话剧的表演魅力。不仅延续了民国时期的表演风范，同时也通过“全男班”的出色表演展现出文本与戏剧化处理的粘合性，在语言的铺陈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丝毫没有生硬僵化之感，反倒有了一种别样的味道。就像方旭在排演话剧《二马》时所说的：“男性扮演的女性人物形象，更能彰显角色独特的异性魅力，带给人超脱现实的美感。”

　　第三，《老舍赶集》在深度挖掘文本内涵中表现了现代生活中“人”的存在状态和精神困境。

　　老舍曾反复强调自己“不善于写短篇小说”，然而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十一部长篇小说外，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竟然创作有多达五十余篇的短篇作品收录在各种杂志、集子中，如《赶集》《樱海集》《火车集》等短篇集子中就包括小说、小品文、自传回忆、小诗和散文等，可谓文体多样、著述丰富。我们暂且不考虑老舍短篇创作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原因，或许更深的原因是因为短篇小说“比长篇还要难写得多”，他在文学概论的讲义中这样说：“短篇小说是一个完整的单位……所以须用最经济的手段写出，要在这简短的篇幅中，写得极简洁、极精彩、极美好，用不着的事自然是不能放在里面，就是用不着的一语一字也不能容纳。比长篇还要难写得多……这由事实上说，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因为这样给一个单独的印象，必须把思想、事实、艺术、感情，完全打成一片，而后才能使人用几分钟的工夫得到一个事实、一个哲理、一个感情、一个美。……这是非有极好的天才与极丰富的经验不能做到的。”因此，我们从老舍的短篇形式与世界文学的趋势、与现代生活的节奏保持密切关系中看到，他用精炼、简洁的语言在新的现实环境中书写着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也可以说老舍的短篇作品叙事都是围绕着大写的“人”为核心命题的，在“幽默含刺、深沉含情、隐秀含蓄”的写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内容。

　　总体看来，话剧《老舍赶集》遵循了老舍原著的思想内涵，特别是最后一部散文诗般的《我的理想家庭》是对社会基层单位——家庭及其成员存在状态的理想化书写，阐明什么才是“我的理想家庭”——“无论怎样吧，反正必须在中国，因为中国是顶文明平安的国家；理想的家庭必须在理想的国家内也。”方旭精心选取的这六则短篇作品，也正是艺术化再创作的过程，通过剧中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直面人性的劣根、社会的症结，无疑可以说是老舍原著中思想内涵在当代社会的戏剧性延宕。同时，这种跨文体改编范式虽然不是方旭的独创，但《老舍赶集》演出的成功，在改编艺术再创作以及对现实问题的融入、艺术表现的水准、舞台设置的效果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粘合性，都可以作为当下话剧如何发展的可资借鉴与学习的范本。

　　注释：

　　[1] 载时事新报.1942.5.5.

　　[2] 载文饭小品（三期）.1935.4.15.

　　[3] 载文学（二卷四期）1934.10.樱海集[M].上海人间书屋.1935.

　　[4] 载文学季刊（二卷一期）.1934.1.1.赶集[M].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5] 载樱海集[M].上海人间书屋.1935.

　　[6] 载论语（第100 期）.1936.11.16.

　　[7] 安娜·于贝尔斯费尔特．戏剧符号学的几个问题[J]．李华艺等节译．外国戏剧，1988（1）．

　　[8] 托夫斯托诺戈夫.戏剧的即兴创作[J].戈兆鸿译.戏剧艺术.1986（2）.

　　[9] 老舍在《开市大吉》序言（1946 年12 月）、《月牙集》序（1947 年4 月）、《习作廿年》（1944年4 月18 日《大公报》）中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比如在《习作廿年》中说“我的才力不长于写短篇”。

　　[10] 舒舍予（老舍）.文学概论讲义[M].北京出版社.1984.176-177.

　　[11] 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一文中曾说“世界文学的最新趋势都朝着一个方向：从长到短，从繁到简”。中国新文学大系（一卷）[M].1962（香港版）.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