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2010年开始做《几乎标准》《七倍于一拃》这类作品是以观念之名来为自己身体的感觉加冕,那么完成于2014年的《一公里塔》《一米螺旋》和《等量齐观》等就是通过声东击西的视角转移去重构一个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而2015年开始做的《八十一截》《三秒半落地》和《万无一失》等作品则是肯定了一种基于失准和偏差的美学。
创作《几乎标准》时,我凭双眼一瞄去判定一段1米的长度,并用这段实际只有95.5厘米长的木条制作了一把“米尺”,虽然这把米尺并不准确,但在我的感觉里它却是正确。这件作品打开了我信任自己的身体和感觉的大门,在这扇门后面,我看到的是一条验证自身个体性存在的途径。后来我又利用自己身体的一段长度做了另一件与尺寸有关的作品——《七倍于一拃》。用“拃”去测量长度本是古老而实用的方法,它和步测、肘测一样都是源于身体,最后固定下来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度量衡存在。有意思的是尽管不同的身体以及感觉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刻度以一种高度抽象的形式符号统一了人们表述空间感的语言。我在《七倍于一拃》这件作品里以标准刻度的形象为载体,让它去标榜一个个人的一拃被放大了七倍的结果,在那段刻度丧失了丈量功能的同时,留下的是一个说不清该属于个人身体还是属于群体经验的符号。
这两件贴墙展示的作品尽管在创作方法和作品观念的对应上没有问题,但是作品中立体感和雕塑感的缺失让作为一个雕塑家的我还是有些许失落,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每当我想到一段长度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呈现出两点之间一条直线的形象,这种扁平的思维显然对我没有帮助。只到某天我驾车在盘山公路上绕行的时候才豁然开朗:当直线运动变成曲线的运动时,空间不是就顿时展开了吗?基于这个想法进行实践,我将一段长度为1000米的钢筋条盘绕成一座3米高的圆锥形铁塔,算是我为一公里的长度所做的纪念碑。而将钢筋盘成一个圆片的《一米螺旋》则是相对于《一公里塔》所做的“降维”处理,当视角又转向二维的时候,我发现这条钢筋的绝对长度在平面的语言上失去了意义,反而是有如年轮一般不断叠加的圈数形成了其语言特征,于是我也就自然地放弃了用钢筋总长的设定去结束这件作品,而是选择在其直径达到一米时与之了断。《等量齐观》则是将1000根1米长的钢筋棍捆成一个近乎于实心的圆柱体,并紧密地焊接在一起,最后再对两端的平面进行满焊、打磨、抛光的处理。这个看起来平均、有序、统一且富有强制力的物体却是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和时间才完成的,其实如果是为了得到这个简单的造型,更多方便的办法都可以用来满足视觉要求,甚至还能得到更为精致的效果。但我认为对一个造物者而言,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得到一个存在的事实而不是事实的影子。
几年之后在重新审视《几乎标准》时我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试图去寻找一个答案——究竟要经过多少次失败,我的身体感知才能和那个公共标准发生一次完美的吻合?实践的结果是在经过80次或长或短的目测失败后,终于在第81次实现了目测出几乎是准确一米(误差小于1mm)的目标。当我把这81节记录自己目测结果的铁管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些长长短短的“错误”排列成了一首诗般的结构。我将这件作品称为《八十一截》,也是因为这个数字结果太有超乎想象的戏剧性。这件作品开始使我意识到正是由于所有偏差和错误的存在才构成了美学,试想如果这个世界皆由标准模版构成,那也就没有了所谓的风格、个性、奇葩和偶发的妙趣。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两条一模一样的抛物轨迹,也不存在任何一条相较其他而更加完美的抛物线,每一条抛物线都以其自身独有的弧度和张力诠释出了完美。这个想法后来落实在《三秒半落地》这件作品上,十多根随机形成弧线的钢筋各自优美而独立的在空间中交错,共同构成了一个虚无空幻的场域。《万无一失》则是和《八十一截》异曲同工,通过偏离靶心的“失准”印记形成的一幅图像。或许“这此一念与彼一念间”——用批评家黄碧赫的话说——“既不涉及现实的标准,亦无关于肉体带来的偏差,艺术家以它们作为修辞,试图占据的恰是二者间那个可以使‘美学’发生的精确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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