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勇

　　[内容提要]“时尚”是一种以身体（包括身体的延伸）为依托的文化表征，是一种文化“区隔”，以品味为基础，以表现一种群体分层趋势的身体化差异为特征。产业化推动“时尚”成为“批量的时尚”，导致了时尚的大众化，也导致了时尚的终结。一种时尚消亡之后，产业化又会推进一种新的替代性的时尚出现，周而复始地进行游戏。因此可以说，产业化制造了“时尚”的悖论机制，而这又源于人自身的个性化与群体化的矛盾心理。

　　时尚，是具有时下性的人们崇尚的与身体表征密切相关的文化行为。一般而言，人们往往从衣、食、住、行的物品使用和生活范式的品味等角度研讨时尚的引领机制。在文化产业化的当下，时尚更是成为创意的噱头、产业化的动力。但事实上，产业化与“时尚”的引领机制存在天然的内在矛盾，产业化的“时尚”机制更贴近于一个悖论——也正是这个悖论，给了时尚产业不断更新的新动力。本文基于这一思考，尝试浅析一下作为文化身体表征的时尚问题的内在机理。

一、时尚：以身体作为出发点

从消费文化的可见视野来看，无论人们对文化时间的消费，还是对文化空间的改造，最终的目标指向对文化身体的塑型。对大众的身体塑型来说，身体的时尚化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目标。身体时尚化离不开欲望机制，没有塑造具有吸引力的欲望也就没有推动消费主义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欲望的循环。身体是外在表现，而欲望机制是内在动力。

　　产业化时代，时尚是以身体为表征的欲望机制的消费中心。当然，某种意义上，人的一切行为活动中心都是身体。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过：“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其身也，及吾无身，有何患？”（王弼本《道德经》第十三章）事实上，人只要活着就不可能没有其身，人只要活着就要一直为其身忙碌。在为了生存而劳苦的时代，人一生的辛苦努力都离不开围绕身体的“吃、穿、住、行”问题。这些“吃、穿、住、行”问题为经济生产提供了直接的目标与动力。在“吃、穿、住、行”的基础上，人们开始从事文化、艺术、宗教、体育等各类远离身体基本需求的活动，其实是在更高层次上努力发展身体潜能，提升身体的机能——但这种提升（文化身体）又是以需求（经济建构）为基础的。在这一意义上，作为消费行为之一的时尚消费，也不过是较为高级的围绕身体的“吃、穿、住、行”问题而已。可以说，只要身体存在，人们就无法摆脱一切以身体为出发点的建构方向。

　　鉴于此，经济学家于光远将人们的消费资料分为四大类，即食品和药物等“进身货”，衣服、住房、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包身货”，供人们“攀比”“炫耀”的“显身货”，有助于提升自身潜能的“发身货”。这一总结，将围绕身体的体内、体外、基于身体欲望的精神需求及指向未来时间的身体发展融合在一起，构建了人的经济存在的身体时空。

　　从身体视角来看，消费的发展就是着眼于从“进身货”“包身货”向“显身货”“发身货”的发展，因为消费决定着生产，消费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因而文化生产无疑也会呈现出与消费（文化消费）一致的发展过程。只要人类的财富不断累积，人们就会越来越远离初级的物质消费，而趋向越来越显示出高附加值的具有文化感的消费，并且所有的消费无疑都指向了身体，所有的消费都指向彰显身体价值的传播。现代传播学研究越来越注重身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将现在各类媒介物都视为身体的延伸，服装是皮肤的延伸，汽车是腿的延伸，电话是耳朵的延伸……认为一切人的“技术是人体感官的延伸”。随着网络时代、通讯时代的高科技普及，人们的穿戴产品越发电子化，人的延伸随着互联网通讯的发展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随着媒介“内爆”发展，“向内转”使身体开始消费自身——减肥、健身、美容……身体自身也日益像身体外在物一样成为被人们审视的身体表征。因为这些与身体联系密切、又可以作为表征被审视的消费，意味着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特定位。如何通过身体和身体延伸的媒介物来彰显以身体为中心的格调品味，显示出越来越具有引领性的时尚特点，成为当下越来越具有代表性的消费特点。

　　可以说，在消费主义时代，身体是一个文化符号的消费载体。时尚成为一种文化化与消费化的身体表征。消费与时尚纠结在一起，推动人们在社会群体性认同与张扬个性间进行身体存在的定位。

二、“区隔”化：时尚的生产动力

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一直处于寻求社会群体认同与张扬独立个性的矛盾循环之间，并且社会越是进步，人们的独立个性就越会获得自由发展的空间。消费由物质化向精神文化化过渡的表现就在于其推动了身体独立性（也包含精神独立性）在群体认同过程中不断彰显。

　　杨魁、董雅丽在《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一书中就说过：“消费在人的身体周遭筑起藩篱——使身体在自己和别人眼中具有魅力、让身体性感动人、用身体来表达认同感——消费变成了欲望体现的过程，及主要意义附着的所在。”

　　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后，消费更多地表现为对欲望需求的消费。这种欲望虽源于动物界的本能之欲，但是在社会化之后，已不同于动物的本能之欲，而成为受人类理性引导的欲望。“在理性的作用、挑逗、勾引、激发和调理下，迅速地得以膨胀、扩大和升华。导致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在理性思维的引导下无限扩展欲望的历史。”消费的个性化张扬，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理性化的欲望张扬。在消费过程中的个性化张扬，更多地体现为消费的品味。品味，本是人们的身体味觉功能，后逐渐由味觉演变成一种对事物的喜好。品味“这种能力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它让人们以评判和审视的方式去欣赏事物、举止、言语、作品甚至是人；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人们需要使自己被他人所欣赏，需要取悦他人，懂得通过某种方式迎合他人的口味。”品味既要在欣赏他物中获得自得的乐趣，另一方面，品味也要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这种乐趣的认同。换句话说，品味是理性引导的欲望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形成的个性化。

　　这种个性化，不仅仅涉及个人，而且在消费的选择过程中，被逐渐分层，从而具有了群体性。群体性的消费品味构成了消费的时尚。布尔迪厄在分析艺术品味形成的过程时，就意识到品味的群体分层作用——“对象提供了一个对消费者的选择权，一般情况下，没有更多阶层划分比通过合法的艺术作品的划分更有效用的方法——通过对划分和再划分，将艺术分成流派、时期、风格、作者等，能无限地使‘区别’生产出来。通过持续的划分，特别品味会被创造出来，总体上，对应教育水平和社会阶层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可能仍然对立的品味”（笔者译）。以品味为基础，人们在消费“进身货”“包身货”向“显身货”“发身货”的过程中，就表现出一种群体分层的身体化差异——时尚。时尚，是建立在小群体基础上的品味。时尚的作用不是让一个个体标新立异，而是让一个社会小群体与其他社会小群体区分出来——这也即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区隔”，通过消费把自己与他人区分，把自己与他人隔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

　　人们消费过程中的“区隔”，主要表现为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差距化而带来的品味格调的分化。在中国当下社会，随着改革推动下的个体的流动，社会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层级变化。比如曾有学者主持的研究课题将社会分成10个阶层，某调查公司曾利用大数据将社会分成12个阶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虽然不是壁垒森严，但不同个体都竭力将自己归入某个社会群体层，时尚化就为这种归入起到了象征性作用。例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消费经济在中国社会中催生出的“小资”阶层就充分体现出社会分层与消费时尚化的联系。“一部分‘小资’积极参与对现代化、全球化、消费文化等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试图在生活方式上主导社会潮流，从而在中产阶级和社会新贵的夹缝中露出头角。这部分‘小资’……以追求时尚为乐事、常常光顾高档商场、咖啡厅、电影院的人，而另一部分‘小资’，以前卫文化人为代表，正好相反，他们打着反对主流、反对全球化的口号，在充分享受现代都市生活的同时萎缩在自我的世界里，以颓废和慵懒作为显著的标识，从而因其另类的面貌彰显于世。”从这一段对“小资”阶层的总结文字，能够看出，“‘小资’的扩展名虽然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者并不必然地是‘小资’”。要成为“小资”必须拥有“小资”的基于身体中心的生活情调、生活品味，也即时尚。

　　时尚是将个体归入一个群体的重要形式。但时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时尚具有流动性。西美尔就认为时尚具有自上而下的流动性。他认为：“如果社会形式、服装、审美判断、人类表达自我的整体流行风格藉时尚而不断变异，那么，所有这些事情中的时尚——最新的时尚就仅仅影响较高的社会阶层。一旦较低的社会阶层开始挪用他们的风格，即越过较高社会阶层已经划定的界限，并且破坏他们在这种时尚中所具有的带象征意义的同一性，那么较高的社会阶层就会从这种时尚中转移而去采用一种新的时尚，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广大的社会大众区别开来。”虽然自上而下的时尚表现为时尚流动性的主流，但也不乏自下而上的时尚流动。当上层时尚文化变得乏味起来时，上层阶层也会抄袭下层阶层的时尚，标榜一种“抗议性、逆反性”。例如西方中产阶级也会抄袭社会底层青年“嬉皮”风格的牛仔打扮，只是更为讲究，从而形成了所谓“雅皮”时尚。

　　时尚主要是围绕“身体”展开的消费文化，其以“品味”为基础，而品味的“分层”性，又决定了时尚的群体性“区隔”作用——在表征意义上，这也可以视为身体的“区隔”。正是社会阶层的出现，“区隔”社会阶层的需要，催生了时尚文化的诞生。没有阶层区分的整齐划一的社会，也没有所谓的“时尚”。工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时尚”的变化性与流动性，推动“时尚”向“大众化”发展，而一旦“时尚”大众化了，也就丧失了其“区隔”的意义，这种“时尚”也就消失掉了，将出现新的“时尚”取而代之。这也就是西美尔所说的“这种游戏就这样快乐地周而复始”。

三、产业化：“时尚”的悖论

每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都会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个性化要求突出自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个性的孤独感又惧怕这种与众不同，迫切要求融入群体之中。在普遍性化与个性化之间，个体往往选择一种调和，即选择通过“区隔”的方式，融入一种具有一定个性化特点的群体。当然，这种“区隔”有可能是主动融入的，也可能是被动融入的。“时尚”是一种文化“区隔”，是一种以身体（不局限于身体，包括身体的延伸——环境）依托的文化表征。最突出的时尚就是紧密联系身体的瘦身、化妆、穿戴等。时尚以实用性为基础，以“区隔”为主要目的，以具有吸引力的“噱头”为主要表现形式。总的说来，尽管“时尚”受人追捧，但“时尚本身一般从来不会流行开来，这个事实使接受了时尚的人有这样的满足感：他或她觉得自己接受的是特别的、令人惊奇的东西，而同时他或她又内在地觉得自己受到一大群正在追求——而非正在做——相同事物的人的支持”。

　　虽然时尚一般不会真正地流行起来，一旦流行，某个时尚就不再是时尚，而成为大众文化的某个“流行”，当然也会有新的时尚替代被流行化的时尚。但“全球化”与“经济文化一体化”所努力做的事情就是让时尚流行成为大众文化，成为产业的推动力。因为时尚虽是一种文化符号的阶层表征，却因为大众所“艳羡”而最容易通过消费而实现，这就为时尚转化为流行的产业化创造了契机。比如世界各国的“时装周”文化，比较著名的有并称为世界四大时装周的巴黎时装周、伦敦时装周、纽约时装周与米兰时装周，这些时装周每年举办两次，举办时装周时，市政府会通过为期一个月的时尚服装“秀”场，谋求加速推动时尚的流行，从而力图制造产业化的效益。

　　产业化的利益需求对时尚转化为产业契机有天然的热情，正如西美尔所言：“货币经济的流行，必定会加快这个过程并且使它变得显而易见；因为时尚的目标特别接近于纯粹的金钱拥有，所以，相比于那些要求一种金钱不能获得的个人价值的领域，这里更容易藉外在性与更高阶层达到一致。”而且，时尚变化越快、越普及，制造时尚的商品往往价格也会越发便宜，相应地，也越会推动时尚的普及，以及因普及而引发的时尚更替。按照西美尔的解释就是：“一种商品越是紧跟时尚的迅速变化，对这类商品的低价格要求就越大。这不仅仅因为较大量的较贫困的阶层拥有足够的购买力可以制约工业，以及那些至少在外表上呈现出模糊时髦性的物品有所要求，而且也因为假如这些物品太贵的话，即使是较高的社会阶层也无法承担时尚的迅速变化。”所以，在商品经济环境中，时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从小群体开始出现，然后越来越多的群体进行模仿，商品制造商跟进，进行批量化生产，最后“批量的时尚”将时尚转化为大众文化，时尚普及了也就自然消亡了，之后，一种新的替代性的时尚出现，周而复始地进行游戏。

　　从文化学的视角看，时尚的发展会因走向大众化而消亡，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时尚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大众化，尤其是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以“消费带动生产”为主要动力的时代之后，时尚提供了刺激消费与生产的“品味”因素。“品味”也即“品位”，随着其不断转换，给经济生产提供了无限的推动力。法国学者奥利维耶·阿苏利也总结了基于品味的时尚，认为：“可以说，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已经逐渐发展成审美品位的资本经济。审美资本主义决定了消费者的审美品位将成为推动工业发展的动力。”而时尚呼应的正是审美品味——包括以审美品味作为文化符号划分的人群。只不过，奥利维耶·阿苏利忘记补充一点，这种“审美品味”是不断变动的，变动的原因正是“时尚走向大众化”而造成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游戏，除了人群“区隔”的主因外，推动这种变动的另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发展的“产业化”因素。“产业化”思路总是以最低廉的制造成本（必然会以批量化来降低生产成本），去寻找最大的消费人群（必然会将一种时尚推广向大众）。当一种时尚因普及而对普通消费者没有吸引力时，据于审美品味制造另一种时尚，从而引发另一种流行大众文化潮流，推出产业化的新的增长点，就成为必然。可以说，产业化既在推动“时尚”的发展，更在终结“时尚”——因产业化普及而导致时尚终结，从而构成“时尚”的悖论机制。

　　当然，我们对时尚的所有分析都是针对当下市场经济语境而言的，未来社会的发展无疑会走向消灭阶层，走向非产业化，到那时也没有存在“区隔”的必要性。随着个体的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每个人都会力求表现独特的自我，不再会恐惧非群体化的后果。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曾做过较为科学的人类学分析。他提出人的社会的最初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作为基础，人们的生产能力决定了人们只能确立这种相对独立的地位；在这个阶段之后，人类社会才逐步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以及建立在社会物质交换基础上的社会需求与供给体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人类社会继续发展下去，将进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阶段。总结起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种形态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阶段；人类社会的第三种形态是以每个人的个性自由发展为基础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人不再是被简单的人际束缚、物质束缚的人，而是自由自在的人。传统的时尚是建立在“人的依赖”基础上的“权力”关系的表征，现代的时尚更多地具有了以“金钱”等物质为依赖基础的物化表征，而未来的时尚将是个性化自由发展的时尚，人的身体也将获得属于自己的自由。

　　注释：

　　[1]于光远.谈谈消费文化[J].消费经济，1992(1).

　　[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6.

　　[3]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6.

　　[4]张之沧、张卨.身体认知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3.

　　[5][15]〔法〕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3.7.

　　[6]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6.

　　[7]冯果.上海小资与小资电影[J].当代电影,2007(5):150.

　　[8]包晓光.小资情调[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1.

　　[9][10][12][13][14]〔德〕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4，74，78，74，89.

　　[11]这一对时尚的归纳，参考了阿雷恩·鲍尔德温等人著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以着装为例对时尚原则的归纳，该书认为时尚的三个基本原则：（1）实用原则（例如太阳帽、墨镜、雨衣等）；（2）等级原则（例如用大哥大、穿西装领带而不是牛仔T恤等）；（3）吸引力原则（例如突出诱惑、性感等）。——详见〔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91.

　　[16]〔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