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之

　　“跨界”这个词如今利用率很高，从字面理解，即原本是甲领域，如今进入到乙领域。2018年4月28、29日，重庆歌剧院在重庆艺术中心剧院推出的跨界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就是一部具有创新探索的、富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品。

　　在这部作品当中，乐器拥有了“人”的属性，“二胡”成为了大禹，大禹一切的戏剧行为、内心情感情绪都由二胡这件乐器奏出的音乐进行表达。正如剧作家也是本剧编剧黄维若所言：“《大禹治水》实际上是一部以器乐代替主要人物唱段的歌剧，这是一种尝试，而不意味着它是歌剧的普遍形式。”

　　因为要用器乐代替人，很自然地，在黄维若的笔下，日月山川都是如同“人”一般的生命体，大禹要治的“水”是一个时而任性狂烈、时而温柔娴静的“女子”，她的扮演者是一把“琵琶”，而那个挡住“水流”，执拗地不肯让路的“高山”，则是由“笛子”和“鼓”共同构成。

　　剧作家以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视角，不仅赋予了日月山川以人的外在特征，同时也赋予了他们人类的个性和情感。

　　作品没有局限于戏剧和叙事，而是以诗话的语言传达出充满哲思和理性的思考。由大禹治水的过程来阐释人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作品让人们明白应该如何因势利导，如何让自然“心悦诚服”展现其“善”的一面，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真正和谐。

　　虽然“大禹治水”这个题材具有宏大史诗性，但是舞台上的角色、乐队演奏员、指挥加起来也就二十几个人，属于室内作品的编制。然而，文本的深度和厚度又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格局不能走小。

　　作曲家崔炳元表示，写作这部剧的难度超过了他以往任何一部作品。因为器乐代替人的设置，在文本中可能就是一句提示，但是到了作曲家这里，就能写出A4纸的七八页。因为他不仅要写出旋律，还要写出情感，写出人性，要让器乐的演奏和人的演唱自然地衔接在一起，不让观众感觉突兀，也就是说，作曲家要用音符创作出全新的“音乐语言文本”。

　　对于崔炳元而言，不容易做到的，反而更能激发创作的想象和表现空间。乐队部分由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各一把构成，舞台上的“器乐人”由“二胡”饰演“大禹”，“琵琶”饰演“水”，“竹笛”和“鼓”共同饰演“山”，音乐形式有独奏、重奏、合奏；人声方面有四女四男组成的民众以及月光女神、太阳之神两位角色，音乐形式有独唱、重唱、合唱。因为舞台上的器乐部分是拟人化的，因此演唱与演奏并非互不相干，独自完成，而是相互交融穿插，力求实现写实的唱词与写意的音乐无碍交流。

　　大禹是这部作品的核心角色，由著名二胡演奏家刘光宇领衔。刘光宇的“演技”在当年由重庆歌剧院创作演出的音乐剧《城市丛林》中就已经让人充分领略，这次更是完全用手中的那把琴奏出了大禹治水的初心、决心和坚韧不拔的信心。

　　剧中，二胡不再只是一把乐器，它与刘光宇融为一体，拥有了生命、拥有了灵魂，刘光宇的表情就是二胡的表情，刘光宇的情感就是二胡的情感，人与琴合力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英雄“大禹”。这个“大禹”，时而高亢、时而深沉、时而紧促、时而舒缓、时而轻愉、时而忧伤，情感交织、如歌如诉、跌宕起伏。剧中，几位“器乐人”的音乐形象鲜明，观众能够很容易捕捉到“大禹”“水”“山”各自的音乐主线，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不同情绪情感的乐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大禹的几段“咏叹”，大禹、水、山的“重唱”，三位“器乐人”与太阳之神、月光女神及民众的“重唱”“合唱”等。

　　对演奏家来说，用手中的乐器塑造“人”恐怕比自己亲自演还要难。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二胡演奏，都是演奏家坐在椅子上，将二胡放在腿上完成的。但是在《大禹治水》中，刘光宇不仅不能坐着，还要边演奏边做各种戏剧动作，平时习惯的支点没有了，演奏的同时还要关注表演，加之服饰的重量和束缚，一把小小的二胡背在身上，好比扛了一座山！同样的，这个问题对于琵琶演奏者也会遇到。但是刘光宇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的重重困缚之下，以“大禹治水的精神”，出色完成了演出任务，艺术家的奉献令人钦佩！

　　舞台整体呈现出简约写意的风格，整个舞台大致分为前中后三个演区。前区右侧是一个小山状的剪影，中间主舞台是从后至前的一个斜坡，主舞台后是一帘纱幕。尾声之前，月光女神和山的一部分“鼓”都在纱幕后面，通过灯光、多媒体投影展示出不同情境。我注意到前区的小山和主舞台的山的轮廓都是一个“人”形，不知道这是创作者有意设计的一个注脚，或者仅仅只是巧合。但是在全剧快要结束时，当刘光宇饰演的大禹站在前区小山之后，后区纱幕上陆续闪现篆字“日月星辰”以及“人”字的时候，前区小山“人”的形状，很好地契合了“天人合一”的内涵。

　　刘光宇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变了，艺术就应该变。”跨界融合舞台剧《大禹治水》正是顺应“变”的规律，对于中国音乐和戏剧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新实践。演出当中，我尤为注意观众的反应，令人欣慰的是，整个观剧过程非常安静，观众对于舞台的关注度极高，这点非常重要，因为所有的艺术形式、艺术创新都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人类的精神文化需求应运而生的。一种艺术，有“人”的关注，就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