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琦

　　于 琦：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后

　　第十三届广东省艺术节以“讲好广东故事，唱响广东声音”为主题，展演了多部广东本土题材戏剧作品，由梁郁南先生创作执导的粤剧《户部黎公》便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这部戏选取廉江的清朝历史人物黎正作为主角，讲述他奉旨巡查山东赈灾，不惧艰险，不畏强权，惩处皇亲国戚的贪腐案件，最后巧借圣旨杖死国舅的传奇故事。作品深入挖掘地方题材，并以百姓历来颇为关注的“反腐倡廉”为主题，既体现出一种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又表达了张扬正气的时代诉求。此前该剧曾在羊城国际粤剧节及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等活动中亮相，经过多次演出的历练与打磨，舞台艺术也日臻成熟。笔者认为，作为一部新编戏，《户部黎公》的成功源于主创人员熟谙戏曲的美学本质，遵循其传统，发挥其优长，充分展示了戏曲的艺术魅力，这集中体现在作品呈现出的“内在戏剧性”。

　　按照现代戏剧理论所述，作为戏剧艺术核心范畴的戏剧性有外在戏剧性与内在戏剧性之分。前者由事件或行动的转折、变化产生，存在于外部冲突中，曲折复杂的情节、出其不意的悬念、巧妙高明的穿插、夸张、激烈的语言动作等创作或表演技巧皆属此类，因此观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直接感知。后者来源于人物在事件或行动发生之前的心理活动，及人物内心对事件或行动后果的反应，像内心的矛盾冲突、情绪的波动变化、思想观念的交锋，虽潜藏于人物的精神世界，却能引起观众的情感反应与共鸣，打动观众的心灵。《户部黎公》一剧协调了各种艺术要素，在内外两种戏剧性的此消彼长中，彰显了内在戏剧性，使得两种戏剧性达到和谐一致，取得了最佳的观赏效果。

　　首先，在表现戏剧冲突时，《户部黎公》显然是有所侧重的。按题材类型划分，这是一部“公案剧”，查案惩恶自然是它的故事主线，因此剧情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官民矛盾、忠奸斗争等人物关系，但作者没有拼命利用这些关系制造尖锐紧张的冲突，反而将观众的视线从造成危机的事件之中，牵引到与此相关的人物内心。剧中主要反面人物国舅多泰，为霸占民女春娘，不惜放火烧毁其家产，迫害死其至亲，这些直观的冲突并没有做正面展现，而是由春娘、柳秀才等人物口中间接说出，作为故事背景传递给观众。黎正查赈途中，遇到柳秀才拦路呈状，控诉多泰的罪行。从剧情发展的逻辑来说，黎正为掌握证据，必定进行侦查，而且由于多泰权大势大，黎正在寻求真相的过程中可能受到阻挠，遭遇凶险，但作者将这些便于设置悬念的地方也放在了幕后。经过以上铺垫，黎正与多泰二人的对峙集中在“隔埕辨酒”一场爆发，这里主要体现的是“外在戏剧性”。此后，作者又简化处理了一些面对面的冲突，如多泰追杀春娘等情节，特意留出时间和场次来细致地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作者着意铺陈渲染的段落，一处是黎正实施“死牢换囚”之计以前，与夫人诉说自己的两难困境；一处是黎正在刑场上赴死之前与夫人互诉真情；还有一处是黎正接到对多泰“明杀暗放”的旨意之后的独角戏。三处皆是剧中重要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虽然人物之间并没有多少外部行动上的激烈冲突，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生死攸关的大事、关乎人生的转折必定会对人物心理有着重大影响。

　　这里仅以“夫妻对论”一场加以分析。在这场戏中，黎正将自己查处多泰贪腐之事告知了妻子，引起了黎夫人的深深忧虑：丈夫官卑位低，不但无法扳倒位高权重的国舅爷，反而可能招来杀身之祸，灭顶之灾。从表面上看，夫妇二人就前途命运等问题展开了一番争论，实际上与上一场黎正质问多泰、揭露“毒酒”阴谋时剑拔弩张的气氛相比，这场“争论”显然缓和许多。黎正与夫人之间并没有发生动作性很强的直接冲突，黎夫人试图劝说黎正退隐的举动，是人最真实的情感反应，遵循了日常生活人际交流的逻辑，而真正的戏剧张力则由黎正心中更深刻的自我斗争产生。黎正本就渴望回归宁静淡泊、诗酒田园的平民生活，所以当黎夫人对“宛在居”满怀憧憬时，微妙的表情与细节动作暗示他脑中曾闪现过远离官场，归隐故乡的念头，但正义与良知又不容他逃避，催促他必须查处贪腐，为民请命。于是黎正唱道：“忽又觉声声呼冤耳边听，眼前是冤魂缕缕诉不平，若然我就此回乡寻安定，只想是从此良心不安宁”，可谓其内心冲突最真实的写照。对于观众来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经历黎正这样的人生考验，在正常情境中也很少有人去观照自己的灵魂，而这部戏恰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观众在内在戏剧性的影响下，由舞台上人物的心理冲突联想到自己面临生死抉择时的心境，由此获得独特的审美体验。

　　人物的内心活动是内在戏剧性的源头，但内心活动只有适当外化才能产生戏剧性。一般来说，在程式化戏剧思维的统摄下，戏曲舞台上主要依靠演员的“唱念做打”等表演技巧作为外化手段，来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心理活动。比如，剧中黎正曾因好酒而误事，所以随身带着酒葫芦，通过嗅取酒香，一边惩戒自己，一边过过干瘾。本剧在黎正情绪波动、内心纠结的几处地方都安排了“闻酒”的动作身段。又如黎正与多泰对质时，一边绕着椅子追逼多泰，一边演唱【快慢板】【七字清】【滚花】等曲子，对多泰的罪行发出“十问”，表达其愤怒之情。鉴于这种将内心活动转化成外部动作的舞台表现手段是戏曲演出中的通例，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认为，本剧的高妙之处在于充分运用富于美感和特色的舞台设计，以及戏曲场面综合的艺术规律来实现人物心理的外化，进而凸显内在戏剧性。本剧的舞台美术设计采用中性布景与传统舞台用具相结合的手法。舞台前部以简单的景片和道具点明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活动的场所，如表现黎正赴任途中的树木、土石，表现国舅府第的红色栏杆、“一桌二椅”，表现黎正官宅的廊柱、楹联等。其设计基本遵循传统，风格简洁朴素，表演场地没有过于繁复甚至臃肿累赘的装置，有利于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舞台上人物的一举一动和情感变化。如为许多观众所称道的“刑场盟约”一场戏，仅用斩旗、“肃静”“回避”仪仗牌等几样道具来表现刑场，却为体现人物层层递进的思想变化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这场戏讲述多泰勾结刑官陈大人假戏真做，要将代做囚犯的黎正处斩，万分悲痛的黎夫人赶来与其话别。在现实时空里，剧中的事件本应匀速流逝，这场戏则按照戏曲艺术的时空观念突破了这种限制，完全根据人物的情感流向和心路历程来建构、安排各个场面，以鸣鼓为标志将行刑前的“三刻”分解，使两个主要人物有了足够的时长淋漓尽致地表情达意。第一次鸣鼓前，黎正道出心中的愧疚，劝说妻子改嫁，而黎夫人坚决回绝。第二次鸣鼓前，二人由今生谈及来世，黎正提出要妻子来生另择良配，黎夫人仍不应允并许诺生生世世追随黎正。第三次鸣鼓前，黎正表达了来世不做官，只做平头百姓，与妻子过平凡生活的愿望。然而黎夫人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不但爱黎正，而且最爱做清官的黎正，认同并坚定了丈夫的无悔选择。这场戏里的时间长短显然不能等同于现实中的三刻钟，而是随着人物情感的累积一点一点向前推进。演员的精湛表演也与时间结构的处理配合得天衣无缝，尤其是他们演唱的【南音】【三叠愁】等曲子，唱腔比较简单，节奏相对缓慢，音色略显悲苦，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这些唱段也增强了人物心理外化的效果，足以感染观众的情绪，引起观众内心的震动。

　　《户部黎公》的舞台后部使用了典型的中性布景，即一种介于抽象与具象之间，暗示舞台场景全貌的简练造型。本剧通过台阶连接舞台前部的场地与舞台后部的平台，平台中央矗立着镂空的葫芦形图案。这一设计“力图将‘葫芦’里装的‘酒’与黎正的人生轨迹相结合，把黎正隐忍克己的人物个性表现出来，而他两袖清风、刚直不阿的为官之道正是在如此隐忍克己下形成的。背景可以开合的‘大葫芦’，与黎公手中的‘小葫芦’和心中的葫芦相互映衬，通过光影与位置的变化，通过演员的演绎，营造属于主人公特有的戏剧氛围。”可见，以“酒葫芦”造型及其种种变化作为主体的中性布景，是黎正价值取向、修身之道、人生境界等精神特质的直接外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戏剧故事铺展的虚拟时空之外分割出了另一精神空间。本剧在进行场面综合时，正是利用这一设计来强调人物的主观心理时间。所谓的主观心理时间是个体对时间的内部体验形式。现实时间是事件的自然进程，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心理时间则不然，它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不与现实时间同步。在前文所说的“杖杀国舅”一场中，黎正先是在舞台前部接到对国舅严惩不贷的圣旨，随后传旨太监又向黎正耳语，暗示皇帝要求他对国舅“明杀暗放”。这一前一后、一明一暗的两重旨意，使黎正的内心受到夹击。紧接着扮演黎正的演员走上舞台后部的平台，表演了一段独角戏。在这里，黎正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打破了现实时间的束缚，本应延续的时间随着他的意识而停顿，而他也进入了剧情之外的时空。黎正最后摘下顶戴花翎，直抒胸臆：“逆君只因忠君事，忘却己忧为君忧”，“但求良心在，正气荡神州”，使得浓烈的个人情感弥漫于整个舞台。剧中对于人物心理时间的强调不仅不会影响我们理解剧情，反而让那些“出声的思考”直接传到我们心里，促使我们去领悟作者的用心、触碰作品的灵魂。

　　无论成功与否、反响如何，每一部剧作上演，都能为我们提供启示或经验教训。新编粤剧《户部黎公》的成功不止以上所论，但它已经向我们昭示了，并非号称视听盛宴的“大制作”才能让观众印象深刻，那些洗去外在奢华、饱含内在戏剧性的戏曲作品更动人，而动人之处就在于它们为观众留下了值得不断追问与玩味的真趣。

　　注释：

　　[1]陈世雄.戏剧思维[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75-80.

　　[2]潘晓平.“葫芦”装着剧本“魂”——记粤剧《户部黎公》舞台设计创作过程[J].南国红豆.20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