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乾

　　王家乾：天津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副教授、导演、总撰稿

　　2014年年底，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与中国铁建总公司（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合作完成的十集大型口述历史电视纪录片《永远的铁道兵》在央视科教频道《探索·发现》栏目首播。2017年9月11日，由中央电视台新影集团和六盘水市委市政府联合立项的十集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大三线》在央视国际频道《国家记忆》首播。在这两部纪录片的创作过程中，笔者作为导演和总撰稿，先后采访了六百多位历史当事者，撰写了七集导演剪辑脚本，参与了整个的商业运作、艺术创作，见证了历史从最初的见证者口述文本到最终影像文本形成的书写逻辑。本文是笔者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基于历史当事人的采访文本和导演的剪辑脚本进行的比较研究，从中可以清晰看出从历史事件到口述历史事件，再到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转译过程中，历史经历了怎样的消解和重构。

一、“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口述历史纪录片

口述历史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以口述的形式还原历史现场，从而形成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口述史料。口述历史重在表现“人的主题”，是“集体记忆”和“大众记忆”的缩影。以口述历史为叙事主线的纪录片被称为口述历史纪录片。它是一种新兴的电视纪录片类型，特点在于把原先历史纪录片所常用的宏观叙事手法转化成以个体为中心的微观叙事。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话语，在形式上碎片化、多元化，在内容上情感化、故事化，这是与传统的历史纪录片在叙事风格上的不同。

　　近些年，《我的抗战》《凤凰大视野·中国远征军》等口述历史纪录片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的影响，以生命的视角，切入宏大的历史命题，与传统的历史纪录片相比形成了新的表达方式和叙事模式。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欧美思想界兴起的一种文化理论和批评方法，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格林布拉特、海登·法特、蒙特洛斯等人。新历史主义否认旧历史主义孤立文本的认识方式，试图通过阐释者的介入去呈现历史。“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反映了当代人的思维识别、当代人的文化水准和对存在现实的表达。历史其实没有什么客观，所谓客观都是主观中的客观。你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只有放在特定的时代和语境下才能阐释出历史的内涵和意义，不存在孤零零的文本分析。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口述历史纪录片改变了传统纪录片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惯用手法，把消隐在历史背后的“我”引入到纪录片中来，让亲历者与历史进行对话，“我”的言语受制于此时此刻的心理因素和历史现实。从历史事件到口述历史事件，再到口述历史纪录片所经历的三个阶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为的影响。阐述主体的思想意识、制片方的商业诉求，都要求口述历史纪录片必须在多方力量的博弈下形成自己的叙事逻辑。

二、第一次文本转译：“我”的意识改写了历史

从历史事件到口述历史文本构成了历史文本的第一次转译。历史（本文中的历史特指社会史）是过往事件的总和。在被写入文本之前，它作为一个能指符号存在，具有多义性。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事实上都是转译后的文本，按柯林伍德的观点，这是被选择和解释过的事件，是一部思想史。

　　历史的真相很多时候是无从准确知晓的。它是一个神秘的混沌体，想更清晰地了解它，可以通过对各种影像、文字资料的搜集，来进行研究和逆推，不过令我们吃惊的是资料越齐全，历史的真相越模糊，这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真相。

　　福柯曾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口述历史纪录片将呈现历史的工作交给了阐述主体，而个人记忆、主观选择、公共形象、环境影响等这些因素都让历史的原始面貌有些改变。让阐述主体所说的话完全符合客观事实绝无可能，因为这是“艾滨浩斯遗忘曲线”客观原因和“霍桑效应”主观原因共同作用所致。如果只是遗忘了部分历史，那么还尚有可能通过其他亲历者的阐述直接或间接地找回来，但如果是产生了“霍桑效应”，“我”就会自觉或不自觉渗进了“表演”的成分，把自己想象成“英雄”，塑造成“典型”，对记忆进行选择性陈述，夸大甚至改写历史的细节。下面的文本截取自《永远的铁道兵》第八集《滦水天上来》的导演剪辑脚本。

　　解说：重新被唤起士气的39团和40团成为最先奔赴引滦工程前线的部队。在队伍开拔前，解少文派副团长刘以升提前赶往引滦工地了解情况，考察过工地的刘以升很快就给解少文回了电话。

　　同期（解少文 老虎团团长）：

　　最后来了一个电话，他说团长，人家一个团都是两个口（井），给我们团给了三个口（井），人家团里（隧道纵深）最多两千米，还有一千八的，给了我们团里（隧道纵深）两千五百米，我一听我就急了，我是个急性子，我一听我就急了。

　　解说：虽然有点情绪，解少文还是带着他的老虎团奔赴引滦工程前线——燕山腹地景忠山。1981年的隆冬，往年正是施工队伍“猫冬”的时候，但老虎团一到驻地，便向指挥部请战，一头钻进了大山。

　　这个叙事段落是讲参加引滦入津隧道工程施工的共有五个团，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作为老虎团团长的解少文是部队里的明星，以能干、脾气火爆著称。作为第一支进入工地的部队，他们要打三口竖井，隧道开拓纵深，比别的部队都要长。在此后几十年的关于引滦入津的历史叙事中，解少文总是在强调这段历史，以凸显老虎团的功绩和能力。事实上，笔者在关于这段历史的采访中，还采访到解少文的领导以及竞争对手。在他们的表述中，有一个重大信息，一直被解少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铁八师师长刘敏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是这样的。引滦入津工程是钻山隧道，两边由于是山脚，所打竖井比较浅，同时山脚地质条件较好，所以解少文的老虎团被分配的竖井多，纵深长。几十年来，解少文在表述这段历史的时候，一直在回避这一重大信息，从而真正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被消解了，被写下来的历史是被解少文需要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J·托什指出：“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在纪录片中，解少文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非常从容，感觉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并没有刻意地遮掩历史的真相，他曾无数次地讲述这一段历史，众多的媒体也争相报道他的事迹，周围的人都已经把他当成了模范。媒介和舆论的追捧改写了他的意识，因此，故事就成了他想象中的真实。

　　口述主体如果习惯于呈现出一种良好的公共形象，那么他们的回忆就有可能重构历史，这是对历史文本的第一次转译。导演在创作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时候，对口述者的言语应该持一种历史理性的态度，只有自身的阅历丰富，才有可能透过他们的主观意识捕捉到历史的影子，从而让历史在公共意识的博弈下更加接近真相。事实上，所谓的真相也不过是多数人的主观意识而已。

三、第二次文本转译：商业体系消解和重构了历史

从口述历史文本到口述历史纪录片经历了文本的第二次转译，导演在采访文本的基础上，撰写口述历史纪录片剪辑脚本时，会充分考虑到观众的审美需求。事实上，是观众和导演共同书写了剪辑脚本，从而重构了历史。

　　口述历史纪录片从史学的角度说，是为了记录行将消亡的历史，但它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打上了商业的标签，不论多么深具人文价值、艺术价值，最终它也是要进入市场，进入观众的视野。纪录片导演会根据观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需求对历史进行重整和美化。下面的叙事段落截取自《大三线》第一集《历史深处》。

　　解说：就在先遣队踏足西部荒蛮之地为新建工厂选址的时候，在中国的东部工厂里，一场声势浩大的，支援“三线”建设的宣传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一句“好人好马上三线”燃起了无数热血青年的西部创业梦。

　　同期（温延权 六枝矿务局矿工报原总编）：

　　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同期（刘达夫 水钢机动处党总支副书记 党委工作部部长）：

　　当时我才20岁，可以说青春焕发。当时思想就是说，我要把自己的有生力量贡献给党和国家，就是参加“三线”建设。

　　同期（秦万祥 攀枝花市原市委书记）：

　　至今我清楚地记得我写请战书上有一段话，说：“亲爱的党，请你相信我吧，让我到大西南去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第一天批准，第二天就准备，第三天背起行李，手里举着“干革命一心向党，搞建设四海为家”的标牌，一路好事一路歌，就踏上了到“大三线”、到攀枝花的征程。

　　解说：多情自古伤离别。然而在这个历史瞬间，即将远赴他乡的“三线”建设者充盈在心中的并非是伤感，而是一种到祖国边疆建功立业的激情。

　　同期（杨建华 水城矿务局原局长）：

　　当时也没有说我去跟我爱人商量商量。没有，也没有去跟父母商量商量。就自己决定了。去，去，然后组织科找我谈的时候就问我：“你有什么困难没有？”没有，认为提困难是一种羞耻。

　　同期（温延权 六枝矿务局矿工报原总编）：

　　我父亲读过几年私塾，能够看一些《三国演义》这些古典小说。他对于忠义有他的理解。国家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忠义忠义，忠字应该当头，国家需要，你应该义无反顾。你不要考虑你爸爸。你就服从组织需要。

　　我们现代人对工笔花鸟瓷画进行解读的时候可以见证它让人过目难忘的艺术魅力，在品味工笔花鸟瓷画艺术魅力的时候需要从它外在的形式美进行考究，从它的结构形式上进行探索，更重要的是需要领会其内在的文化价值，即画者内心世界的表达，也就是画面塑造的意境美。

　　上面的叙事段落，讲述的是“三线”建设初期，中国东部的干部职工热情高涨，主动要求去西部创业的情景。事实上，在笔者所采访的几百位“三线”建设历史当事人中，大体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就是如片中所用这几位采访者，他们充满了热情。事实上，他们有一个共同之处，看剧本中的职务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基本都是领导干部，这是一个多血质的群体，他们对所有的未知事物都充满了激情；第二类是服从分配型，“三线”建设初期，事实上，由于中央对“三线”建设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中央高层内部还处于一个统一思想的过程中，大部分干部职工并不知道西行的目的和意义。下面的叙事段落截取自《大三线》采访文本。

　　同期（邹开通 066基地机建处原处长）：

　　厂里告诉我你现在到重庆去搞“三线”建设。我也弄不清楚的当时。但是人家说去重庆报到。他说你五一以前必须到，我正好4月28号就到那里了。

　　同期（青国治 襄阳卫东厂退休职工）：

　　不知道的，来的时候只是说到“三线”工厂，到工办才知道到“三线”工厂，原来说到雄峙机械厂，也不知道那个厂子到底什么样，在学校的时候。反正毕业之后，人家要去哪儿就去哪儿，就是这样。

　　同期（梁耀林 9616厂退休职工）：

　　60年代。因为我在车间干活是两个关键件，一个是机针，一个是拉定钩，枪的主要部件就是机针和拉定钩。当时我那时候，越南实习生在我那儿，越南当时有在616厂有实习，也是做枪的。后来组织上通知我调湖北，因为得去呀，得服从组织分配上湖北，上湖北就那么调来的。

　　邹开通、青国治、梁耀林是大多数“三线”建设者的代表，他们懵懵懂懂地到了西部参加“三线”建设。这批群体属于服从分配型。此外就是第三类，属于被舆论大潮裹挟，不情愿参加“三线”建设的。但是这批人在面对摄影机的时候，并不愿意讲述他们当时的真实心理，因此，这段历史在他们的讲述中是“缺席”的，这也正是“霍桑效应”的体现。事实上，三种类型的三线建设者人数呈“橄榄”型分布。服从分配型的占绝大多数，第一类和第三类都属于少数派。

　　事实上，戏剧性选择不仅体现在对人物的选择上，还体现在对事件的选择上。《永远的铁道兵》第五集《挥师兴安岭》讲述的是嫩林铁路的修建。嫩林线从1964年开工到1986年完工，前后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直是修修停停。但在纪录片中，从开头到结尾给观众的感觉是，铁道兵在不停地修，在一个相对不长的时间周期里，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任务。导演把铁道兵的故事浓缩在很短的时间里，让观众感受到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体会，而不只是历史的变迁。《挥师兴安岭》遵循着经典的电影叙事模式，第一幕是铁路在东北平原飞渡嫩江的故事，这里面的高潮是一个小战士为了保住浮桥牺牲了；第二幕是嫩林铁路过塔头沼泽地带。第三幕是铁路穿越沼泽进入丘陵地带的故事。在这一叙事段落中，隧道塌方，张春玉救战友郭凤堂被中央军委授予“硬骨头”战士称号是高潮；第四幕是抗洪抢救国家财产。在这一叙事段落中，为抢救国家财产，一百多个战士掉落冰冷的河中，班长付铁虎为了救战友，从七米多高的桥上跳入水中，不幸牺牲，这也是全剧的高潮。第五幕是攻克高寒冻土地带施工难题，跨越呼玛河，铁路修建成功，嫩林线全线通车。这五幕剧构成一个闭合的文本，将戏剧性层层推向高潮，引人入胜。事实上，在二十多年的铁路修建过程中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在成片中出现的事迹只是沧海一粟，片中的情节选择，实际上体现的是导演按大兴安岭的地貌特征平原地带——沼泽地带——丘陵地带——高寒地带组织叙事结构的逻辑。这是戏剧性的逻辑，而非历史的逻辑。

　　影视作品所处的商业体系，需要导演对采访文本进行第二次转译。导演除了要保证纪录片的史学价值，还要让它具备市场价值。历史纪录片的题材内容与现代观众的欣赏趣味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时，导演就更需要提高纪录片的故事性和戏剧性，让历史以新的形式走进受众的视野。这样，历史就有了因果律。事实上，历史是没有因果律的，因果律只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思维模式。

　　综上所述，口述历史纪录片经历了从历史事件到口述历史事件，再到口述历史纪录片三个阶段，从采访文本到导演脚本，历史发生了两次转译，第一次转译是阐述主体的意识改写了历史，第二次转译是商业体系的力量重构了历史。在新历史主义的语境下，口述历史纪录片并不苛求历史的绝对真实，而是关注“人”的话语，用现代人的审美眼光来审视历史，把经过消解和重构后的历史呈现出来。

四、余论

从口述者“我”的思想意识到商业体系的诉求，历史在文本转译的过程中被不断地消解与重构。历史的阐述需要打上当代人的烙印，当观众欣赏纪录片时，自然也不会选择完全相信。对于纪录片所呈现的历史，观众可以逆向思维让历史尽可能接近真相，对历史做出自己的评价，表达自己的观点，若能做到这一点，历史这一复杂混沌的文本，就有可能实现从历史事件到口述历史事件再到口述历史纪录片之后的第四个阶段和第三次转译——受众对口述历史纪录片文本的转译。在这个阶段，受众通过自己的人生阅历、知识结构再次转译历史文本，最终形成自我意识里的历史。

　　注释：

　　[1]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5):81.

　　[2]张芊芊.“口述历史”的电视化呈现[J].电视研究,2010(1):41.

　　[3]王林、李俐. 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EB/OL].http://www.trtart.net/zlhd/view6.asp?id=1465，2007-4.

　　[4]王敬艳.刍议我国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J].铜仁学院学报,2007(6):24.

　　[5]〔英〕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