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燕

　　严歌苓小说《你触碰了我》最初发表在《十月》杂志2017年第3期，后改名为《芳华》，被冯小刚搬上银幕。“你触碰了我”本是小说中导致刘峰命运急转而下的节点，在电影中让位于对青春年华的追思，淹没为众多事件中的一个；小说中的忏悔与反思，在电影中也让位于怀念。那么，从小说到电影，叙事体系经历了哪些变化？

　　安德烈·戈德罗曾尝试将关于从小说到电影的相关问题归纳进一张表格：

　　

　　书写叙事 影片叙事作者（书写者） 作者（电影艺术家）暗隐作者、抽象作者等 大影像师[2]（第一级机制？）书写叙述者（第一级机制？） 言语叙述者

　　参照此表，我们可以看出书写叙述者在小说中处于核心位置（第一级机制），而言语叙述者在影片中则处于大影像师之后。就《芳华》而言，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是中老年穗子，她占据了相对优越的位置，采用回顾性视角，重读往事。在追忆过程中她偶尔会沿用青少年穗子的视角，有时候还凭借作家身份，以想象和编织突破人物的限知叙事，成为全知全能的上帝（作家）视角。电影中，由于镜头的直接呈现，言语叙述者中老年萧穗子的线索和叙事功能大大减弱，只在某些特殊时刻，以画外音形式出现。青年萧穗子作为人物之一，既是系列事件的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从书写叙述者到言语叙述者，萧穗子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变化背后的机制又是什么。

一、小说：书写叙述者萧穗子的暧昧与游移

小说中，叙述者萧穗子有一个“反动文人”父亲，家境惨淡；更严重的是，穗子自己谈恋爱被情人出卖，公开检讨，试图拿背包带自尽。可以说，这是一个“边缘者”的讲述。但最困扰她的却并非自身的困境，而是刘峰（“雷又锋”）这个好人是否真实；为什么林丁丁不爱刘峰；为什么女兵们（何小曼例外）不爱刘峰。

　　萧穗子一再书写她的疑虑：“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焦虑。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人得有点儿人性；之所以为人，总得有点儿人的臭德性……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儿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叙述者在此处异常坦诚，她盼着刘峰犯错，是因为她骨子里并不相信所谓的“坦荡”“无私”。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想法一言难尽，或许与萧穗子的个人经历有关。但刘峰的好的确超出了萧穗子的理解范围。同时，叙述者还玩了一个概念偷换，将人性直接等同于“人的臭德性”。毫无疑问，人性是有局限和弱点的，但不可以据此将其视为人性的“全部”，并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唯一“正常的人性”，这样人性就被悄然置换并“污名化”。可以理解叙述者意图控诉“超我”对“自我”和“本能”的压抑和控制，对过分神化高尚的解构与反拨，但彻底否认“超我”的合理性，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暴露了叙述者的局限，使其可靠性受损。

　　小说中，萧穗子终于盼来了刘峰的“人性显现”：历经几年苦苦等待，刘峰自以为爱情的梦想成真，但不合时宜的表白和进攻却惹得林丁丁惊恐大哭，大喊“救命啊”。不再焦虑的萧穗子开始讲述：“一九七七年那个夏夜我还诠释不出丁丁眼睛里那种复杂和混乱，现在我认为我的诠释基本上是准确的。她感到惊悚，幻灭，恶心，辜负……”这个诠释是小说的痛点，刘峰似乎因为太好丧失了追求爱情的权利。不单丁丁不爱刘峰，其他女兵也觉得跟刘峰谈恋爱恶心倒胃口：“我们由于人性的局限，在心的黑暗潜流里，从来没有相信刘峰是真实的。假如是真实的，像表面表现的那样，那他就不是人。哪个女人会爱‘不是人’的人呢？”刘峰不是简单的痴心错付，而是这些文工团的姑娘（何小曼例外）无意识地与时代合谋对他进行了“阉割”——高尚纯洁的人不允许有私心，“标兵”被神话化，天然应该杜绝情欲。“我们”心安理得地享用着刘峰的好，却不愿意正视真实的、有欲望的刘峰。

　　

　　电影《芳华》剧照

　　萧穗子自以为洞察了人性的所有奥秘，揣测一切、想象一切、编织一切，但是人性的暧昧，难以穷尽，所以小说留下许多缝隙。“我们”一方面坦承并不相信刘峰的纯然无私和善良，期待他露出马脚，另一方面又叹惜，正是因为刘峰好得没有烟火气息，所以才被以林丁丁为代表的女兵们拒绝，剥夺其追求爱情的资格。但叙述者并不甘心止步于此，又借小曼的视角肯定刘峰的善良，之后又借郝淑雯、萧穗子的系列行为努力为当年的行为忏悔、赎罪。叙述者很多时候是矛盾的。她不相信刘峰的无私，却要拿刘峰的“高尚”为林丁丁的不爱做挡箭牌，生硬地解释林丁丁乃至“我们”不爱刘峰是因为刘峰好得“缺乏人性”。这一逻辑显得非常悖谬。就小说来看，丁丁颇有心计，人生目标很直接，要做首长的儿媳，刘峰本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小说硬要追问为什么林丁丁不爱刘峰，为其找出不爱的理由，譬如他是个好人，好得“不像人”，他又太平凡，天下女人不信平凡。似乎如果刘峰不是那么好，林丁丁就会义无反顾爱上他。之后萧穗子浓墨重彩地书写了刘峰的痴情。小说重重包裹之下其实是个“苦恋”的故事核，刘峰痴爱林丁丁，小曼痴恋刘峰，其他人不过是爱情故事的见证者。小说言情的质地，与严歌苓的《陆犯焉识》《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相互映照，但因故事本身的单薄，只能凭借叙述者的猜测和想象让其圆满自洽，显得颇为尴尬。

　　

　　电影《芳华》剧照

　　对刘峰品质的怀疑不单单萧穗子自己，“所有人心底都存在着那点儿阴暗，想看到刘峰露馅，漏出蛛丝马迹……一九七七年夏天，‘触摸事件’发生了，所有人其实都下意识松了一口气：它可发生了！原来刘峰也这么回事啊！原来他也无非男女呀！”但小说种种迹象同时显明，刘峰确实比红楼中许多人更为高尚，且不提日常生活中的任劳任怨，周密妥帖，急他人之所急。当人人都欺负弱者何小曼的时候，是他不惜与众人为敌，帮小曼解围；当政委威胁他，要他招供污蔑首长的名单时，他冒着上军事法庭的危险，也不肯招出丁丁；当他戳破郝淑雯私会的秘密，并没有告密，也没有畏畏缩缩，毫无作为，而是好言相劝。“我们”一面享用他带来的种种便利，一面质疑他动机不纯，事发之后，又集体落井下石，这才是人性的卑劣处。

二、电影：言语叙述者的“发声”与大影像师的聚焦

电影中，言语叙述者萧穗子首先发声，讲述刘峰去接何小萍（小曼被改名小萍，更有“身世浮沉雨打萍”的飘零之感），借此展开两个人的故事。镜头中呈现了小萍观察排练厅的眼睛，亮亮的，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好奇与憧憬。杨老师排练的要求耐人寻味：“眼睛看出来”“注意表情，再柔美一点儿”，“心红胆壮志如刚”的草原女民兵少了飒爽与刚毅，变得柔美。其实为了加强视觉效果，电影中的革命舞蹈相对20世纪70年代版本而言，均已“柔化”处理。

　　

　　电影《芳华》剧照

　　在大影像师的呈现下，人物命运也发生改变。如删除了萧穗子写情书被告密的情节，加上了她与陈灿的朦胧的感情线，使得她的青春少了苦涩，多了萌动，使得小说中有时心思颇为阴暗的小姑娘更为单纯、美好，也使得她的讲述更加平和、温情脉脉；小萍的父亲从早逝成为“右倾”分子，小萍因急于给父亲寄相片，偷拿了林丁丁的军装，导致“军装事件”。这里，小萍为什么选择“拿”而不是借，在电影中缺乏详细的交代，但在小说中可看出端倪：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小曼无法承受母亲那么重的“牺牲”，也无法适应母亲无处不用的心眼，寄人篱下的识相谦卑侵蚀了健康的心性，畏畏缩缩的小毛病招人讨厌，偷偷摸摸的行为也不够清爽。父亲临终前的信成为电影泪点之一：“唯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你到了部队上，没有人敢欺负解放军吧”，但是小萍依然饱受歧视，“军装事件”“内衣事件”、嫌弃她的体味……与小说不同的是，电影中出现了制止欺凌的正面力量，杨老师怒斥欺负小萍的女兵，政委教训众人：“你们不害臊吗？我替你们害臊！”这使得小说中孤苦伶仃的小萍在影片中显得不那么无助，即使这对她的弱者地位也并无实质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小说中的“两次触摸”，在电影中被置换成两次拥抱。第一次是把“刘峰的手触摸到了林丁丁裸露的脊梁”，改成紧紧拥抱林丁丁。因为那只是一个单纯的拥抱，才使得电影中的刘峰更为纯洁无辜，才使得他面对保卫干事的逼供，满腹委屈，理直气壮：

　　“你的手是要往那个（紧身内衣）纽襻上伸，对吗？”

　　“我没有！”

　　“没有什么？”

　　“我没有你们这么下流！”

　　“你对林丁丁有猥亵的想法，对吧？”

　　“我没有！”……

　　“我没有耍流氓！你们才是流氓呢！”

　　义正辞严的抵抗与反击，与小说中吞吞吐吐的招认、自我践踏的公开检讨形成鲜明对比，为人物留下了体面和尊严，使得刘峰的“英雄形象”得以保全，使得回忆不再那么尖利伤人，但同时削弱了小说的批判和反思力度。电影的二次改编不再强调舞蹈中刘峰托举小萍触碰时的轻柔、抚慰和私人同情，而是聚焦于小萍对刘峰说出了那句含在嘴里十几年的话“能抱抱我吗”。画面上，刘峰一只手揽住小萍，目光看向画外；小萍的头依偎在刘峰肩头，平静而知足。相较而言，触摸是打破禁忌，拥抱则更为纯情，更符合影片基调。

　　在电影中，那些小说中萧穗子想象和编织的情景：小曼的童年生活、刘峰和小惠的相遇相识、小曼和排长“胆结石”的故事都消失了，情节更加紧凑、单纯。林丁丁被摄影干事追逐，刘峰靶场发飙的情绪异常饱满。同时，依仗场景和道具的高还原，年代戏的感觉被完美呈现。小说中大量的人性分析，在电影中只作为旁白偶尔出现，只是呈现的方式却同样不甚高明。

　　电影结尾，萧穗子再次发声，“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萍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这一切显得深情款款，呈现的是虽然“我们”年轻时不懂事，伤害了刘峰和何小萍，但随着时光流逝，昔日的伤害都已远去，刘峰和小萍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平静的幸福。“我们”业已老去，战友情谊永存，回首青春芳华，一代人的芳华：美丽的青春身体，任性的嬉笑打闹，难堪的欺凌背叛……一切都已远去，逝去的都是值得怀念的。

三、严歌苓的“芳华”和冯小刚的“芳华”

在小说的叙述里，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流行“出卖别人”的年代，讲人坏话的年代，把背叛当正义的年代，总之与美好风马牛不相及。对于萧穗子和何小曼而言，那是“不堪的过去，低贱的过去”，与青春的肆意张扬毫无关系。严歌苓意图写一个“不一样的”雷锋故事，人品高贵如圣徒的刘峰被质疑、被辜负；也意图写一个“不一样的”英雄故事，自小缺人疼爱的小曼，难以承受“荣耀”发了疯。这一“重写”本身散发着浓郁的悲凉，是对人性阴暗的指控，也是对空洞、虚假的披露。

　　与严歌苓的沉重与反思不同，冯小刚自述：“这还是我拍的电影里头，还真是唯一一部，只是一种朦胧的，对某种细节的一种怀念……就是70年代，部队文工团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回忆起来，那是我们人生最绚丽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文工团的生活让我迷恋，对女孩子脸的记忆，舞姿的记忆被放大，电影的浪漫，其实它更像我自己本人的气质……比如说我整个的摄影光线……我脑子里老是那种，有阳光，有水，阳光打在水上反光，它会有一些波光粼粼的，我老是觉得是在那样的一种光线里，看到的那一张一张的脸。”作为一部“圆梦之作”，电影中充斥了大量异常饱满的细节，女兵排练、小萍洗澡、泳池嬉戏、散伙痛哭……为了再现昔日好时光，它对年代的还原度非常高，但冯小刚更看重的是回忆中的“波光粼粼”，因而对小说所书写的那些苦痛、伤害进行了遮蔽或柔化处理。在怀念的笼罩下，电影中的人物纵然也有遭遇不公的屈辱，亲历战争的残酷，但不堪悄悄被弱化，伤痛及时被抚慰。

　　面对故事，严歌苓有强烈的驾驭欲望，通过萧穗子的想象和编织，叙事更加繁复，充满复调，大段的心理独白、分析似乎也具有“抗拍性”。但《芳华》本是应邀之作，为回应冯小刚的提议，严歌苓完成对系列故事的重写：“《芳华》里的萧穗子，就是《穗子物语》当中一些篇章里面的‘穗子’”，萧穗子因为谈纸上恋爱被少俊和郝淑雯出卖，对应的是《灰舞鞋》邵东俊和高爱渝，老太太闯进靶场的情节，在《穗子物语·奇才》中出现过，何小曼对应的是《穗子物语·耗子》里的黄小玫，而刘峰的原型，似乎便是《耗子》这个短篇小说里的池学春。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芳华》这部小长篇是几篇中篇的杂糅。其中的若干场景更是颇像电影的分镜头写作，具有很强的“可拍性”。

　　严歌苓笔下的刘峰是旷世情种，始终最爱林丁丁，无力再爱任何女人，最终患肠癌去世，一生平凡而凄凉，连追悼会都难得安宁。灵堂是分时出租的，侄子迟到，下一时段的中年男女要抢时间，好人刘峰的追悼会只能草草收场，充满苦涩的反讽与调侃。在电影中，与此对照的是小萍一脸幸福地靠在刘峰的肩头，刘峰的目光平静祥和，彼此依偎的温情镜头颇有“治愈”功能，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往伤痛。这对善良却不被善待的男女能够抱团取暖，抚慰了观众对人物命运的焦虑和唏嘘。这种抚慰却不是严歌苓的一贯风格，她在小说集《穗子物语·自序》中写到：“在这个小说集里，我和书中主人公穗子的关系，很像成年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面对人心向恶的社会和时代，（童年的穗子）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成年的我只能旁观”，这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印象，对自己的记忆都毫无悲悯的小说家。为了观察极致环境中人性的善恶比例，她可以毫不犹豫将人物推至绝境，很难想象她会对残忍与丑陋视而不见。相比而言，冯小刚的电影则温和得多，虽然常被指控“卖惨”，但他的确更追求“人情味儿”，追求“善”的闪光，要给人物命运转圜的空间，要让观众擦干眼泪，离开影院的时候，或许会有愁绪萦怀，但绝不至于愤恨难平或空虚幻灭。

　　注释：

　　[1]〔加拿大〕安德烈·戈德罗[M].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刘云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4.

　　[2]阿贝尔·拉费提出“大影像师”这一命名。这是“隐形于每一部影片背后的潜在在场”，是“一个虚构的和不可见的人物，（影片的导演和工作人员）创作的作品使其诞生，这一人物在我们的背后为我们一页页地翻动相册（即影片），用隐蔽的手指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个细节，悄悄地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特别是赋予画面的展现以节奏。”参见阿尔贝·拉费.电影逻辑，转引自〔加拿大〕安德烈·戈德罗.从文学到影片——叙事体系[M].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3.

　　[3][4][5][6]严歌苓.芳华[I].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14,52-53,55,160-161.

　　[7]参见优酷视频：冯小刚《芳华》圆“女兵情结”。

　　[8]参见高晓松《晓说2017》：口述历史:与冯小刚谈谈芳华（上）,2017年12月22日。

　　[9]刘艳.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J].文艺争鸣:2007(7).

　　[10]严歌苓.穗子物语[I].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