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戎

　　冯 戎：《艺术评论》策划总监

　　冯 戎：新年伊始，我特别邀请了《艺术评论》主编唐凌女士一起来聊聊你的艺术历程和当下创作。

　　唐 凌：你的从艺经历比较丰富，我们想从了解你的个人经历开始，进入你的艺术实践。最早你在湖南艺校学习舞台美术专业，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设计的专业？

　　冯 放：我出生在长沙的湖南卫校大院，其实本来与艺术不搭界，因为“文革”学校拆迁，当时我们家小孩多、年龄又小，就没有随学校迁移，留在了大院留守处。我6岁时，湖南省文工团迁入了这个大院，从那时起，我在剧团的环境里长大，童年的伙伴都是剧团子弟，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好像离不开唱歌、跳舞和画画。小时候这三件事情我都做过。因为见我喜欢文艺，9岁时妈妈拜托在剧团做美工的舅外公翟翊教我画画。他是20世纪30年代杭州艺专毕业，是刘海粟、潘玉良那一拨我国最早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美术家之一，因为他的启蒙，我少年时的画作便已经在全省少年儿童美展上获奖，由此我对绘画兴趣大增。

　　唐 凌：是有家学渊源的，也是当时社会情境使然。

　　冯 放：1977年初我考入湖南艺校舞台美术科，当时考这个专业我是没有什么选择的。那时“四人帮”覆灭不久，还没有恢复高考，我们的选择很局限，能够有个专业，以后可以不下农村，还能画画，这已经是非常理想的前途了。当年艺校面向全省招生，名额35人，竞争非常激烈。我在长沙参试，长沙七百多名考生，仅录取了10个人。

　　唐 凌：离开艺校之后，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进入到了电影学院美术系深造，为你的专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冯 放：我在艺校学了四年舞台美术，进学校还不到一年，全国就恢复高考了，我们班当时都是省里画画的尖子考进来的，大一点的同学便觉得后悔，许多同学准备再考大学，我也受此影响。1981年毕业分配到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因为当年政策要求中专毕业两年后才能参加高考，我便跟了几部电影。1983年电影学院美术系在全国招收10名学生，碰巧那一年学院在长沙设了考点，我近水楼台就近考试，考试进行了5天，经过三试，我被录取。到了学校后才得知，当时评分争执不下，我是由于创作不错才被录取的，现在看这得益于在电影厂做美术助理画了大量的设计图，考上是很侥幸的事。

　　唐 凌：虽然你的专业是电影美术，但毕业后你做了影视导演。我们来聊一下这种变化吧。

　　冯 放：进了电影学院以后，人也开始发生变化。电影美术是综合艺术里的一部分，创作围绕导演的想法展开，与绘画是个人创作不太一样。而当时年轻的我们很想自己作为艺术家来表达自己的看法。1984年，张军钊、张艺谋等携《一个和八个》电影来学院放映，其新颖的表达，引起轰动。第二年，陈凯歌的《黄土地》又在学院放映，召示着中国新电影已经开始，第五代正式走到前台。他们崛起的时间跟当代艺术的起始时间差不多，可以说中国当代艺术是从“85新潮”开始，当代电影也是。

　　冯 戎：所以，在这个浪潮的感召下，你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定改弦易辙，超越原本的美术专业，开始从事导演工作。

　　冯 放：是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这代人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坚持绘画，做职业画家，但在电影学院那个环境里这不太现实。第二就是当导演。我觉得应该向张艺谋他们学习，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不一定是学导演的才能做导演，张艺谋本身就不是学导演的。所以我们第六代轨迹都差不多，像王小帅、路学长进学院之前是美院附中考来的，张元在学院学的是摄影，他们都是一毕业就开始自己导戏了。

　　唐 凌：作为导演，你拍摄了哪些影视作品？

　　冯 放：我先后也就做了两部影视作品，一个是主旋律的电视系列片《三湘风流》，一共12集，电视台公开播出，讲的是湖南的历史。现在来说，这并不是我当时年轻时更关注的东西，但是它给我提供了条件和平台，国家给了钱，让我有机会当导演。之后我又自己筹集资金拍了一部电视电影《浪子情仇》。这是自己编剧和导演，跟我弟弟一起合作的。主演是表演系学生刘江，摄影是花箐，这两个人后来都当了导演。当时这种电影制作方式很普遍，第六代基本上都差不多，最开始都是亲人和朋友来帮助你，让你有个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唐 凌：这两个作品之后，你没有继续从事影视剧创作，而转入影视广告导演，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冯 放：做这两个作品的时候，我已被分配到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当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全国人民都想挣钱。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们太贫穷了，即使做了导演依然有很多生活问题解决不了，特别是广州那个地方，吃住成本都很高。在这种情况下，为生存所迫，我又不想放弃导演，就转入了影视广告。拍了很多广告片，像健力宝、南方黑芝麻糊、格力空调、梦洁家纺、三九胃泰等等，做得风生水起，在南方属于比较有影响力的广告导演。其实影视广告有一个特点，讲究精致，讲究准确，这对艺术的表达是有帮助的。其次，广告对技术的要求高，这对我们以后的制作，熟悉新的技术方式大有裨益。

　　唐 凌：在广告界做得顺风顺水后，在这条路上停了下来，去了深圳画画，这个转折还是比较大的。

　　冯 放：我是1992年底去的深圳，当时在广州影视广告的确做顺手了，有了些钱，生存的压迫感缓解了，但就在那个时期，内心的空虚也开始萌生，总有个声音在问自己，是否这样进行下去。当疑问越来越大时，我便想摆脱这一切。机缘巧合，当时深圳市教育局缺美术专干，我便从珠影厂调到了深圳。在教育局主要工作是检查审定各中学、中专美术老师的教学，同时自己也做示范。平常则有大量的时间自己画画。去深圳后从喧闹的影视拍摄一下就进入了宁静的绘画环境，重拾少年时期的初心，我是很开心的。然后我获评了中级美术师，个人作品也在多个展览中展出，过了一段很平静的日子。

　　唐 凌：去深圳后，你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是90年代末的一系列文化项目的空间设计，从绘画转向空间设计，是怎样完成的？

　　冯 放：在深圳画了三、四年之后，我对苏式绘画的教学，架上油画的语言表达萌生了怀疑，觉得不断地重复画下去，很难传达自己的艺术诉求，没什么劲了。可能因为我从中专到大学的正规教育一直是基础课画画，专业课设计。而做创作一进入思考便会调动各种视觉手段去展开，因此再重新回到纯粹的素描、油画，即感到有种撒不开的感觉。1996年有个机会，我原来拍过广告的广州生力啤酒公司要做展示厅，他们邀请我做设计方案，接这个单其实开始是“炒更”，挣点外快，但做了这个设计后，我发现还很有乐趣，而且公司也很满意，这让我又一次重新审视自己。我发觉自己所受的教育训练，在这个领域其实很有发挥空间。这促使我开始关注这个领域，在仔细研究后，我发现这个行业主要是技术型设计师，作为艺术类的专业，它其实很缺乏有主观表达愿望的设计师，这刺激了我的挑战心。之后我便去了深圳美术装饰设计公司任艺术总监，专注文化类项目的设计，主持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电视台卫视演播厅及公共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图书馆、金鹰955电台、湖南经济电视台、潇湘电影频道等一系列项目。应该说从画画到进入文化展示设计，这一次我是主动的选择，这一领域表达手段的丰富性，解放了我艺术表达上的诉求，我做起来也得心应手。作品为社会认可，特别是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卫视的设计，在业内有广泛好评，并获得全国奖。

　　冯 戎：前面你也提到很多第六代导演，你是怎么看待和你同代的这一批导演和已经进入到其他艺术领域的艺术家的呢？

　　冯 放：我们第六代跟前面几代是有区别。这样说吧，第四代包括谢飞、郑洞天、吴天明和谢晋等第三代，他们都是主旋律的，虽然第四代比第三代他们多了一种人性化的解释，但实际上还是主题先行，依然属于主旋律的片子。第五代张艺谋他们开始了对大的民族历史问题的关注，他们很有家国情怀。20世纪80年代的片子，普遍都是对民族的心理和国家的命运的关注，他们不写个人，写的是重大的、宏观的中国人的命运，这跟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感有关。而第六代就更当代一些，关注的是自己的感受，个人的情感，以自己的视角讲自己的故事，最后得出的结论则是有社会意义的东西。至于说到进入其他领域的艺术家，电影学院的确比较多。电影学院的教育特点相比于其他院校，可能更通才些，又强调自学。内部摄影、美术和表演向导演跨界，外部从电影向其他艺术行业跨界都挺多的，像当代艺术就有艾未未等人，通才教育可能便是原因。

　　唐 凌：在做过导演之后，又回到绘画，再进入展示设计，然后再次进入当代艺术，这真是一个旅程。

　　冯 放：考虑进入当代艺术，应该是2007年的时候，当时长沙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代艺术活动，叫艺术长沙。参加这次活动的有一个朋友王音，他是我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候认识的。我们大家一起吃饭、聊天，他说，你看你现在已经设计做艺术酒店、艺术街区了，人到中年你到底还想干点什么？未来的走向怎么样呢？这个提问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考虑自己到底是要在设计的路上继续走下去，还是要重新回到纯粹的艺术轨道上去。2008年奥运会，电影学院担任奥运会的视觉总设计，我的老师王鸿海、同学杨庆生负责这一块，还有承担里面《画卷》篇编导的我中专同学沈伟，这期间我跟他们接触较多，跟他们也聊了很多。我开始考虑后半辈子要做什么，往哪里走，想来想去，觉得最大的梦想还是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唐 凌：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转向。

　　冯 放：还好吧！首先我以为就当代艺术的表达方式而言，我之前做的影视也好，展示设计也好均是当代艺术要运用的语言，因此这些算是丰富和增加了我除了架上绘画外的手段。其次，我前面所有的转向，其实也还都在艺术领域内折腾，在思考领域它们都是艺术素养的积累。这时转向更纯粹的艺术创作，主要还是要把广告、设计等实用艺术满足市场诉求的设想转化为艺术创作的自我表述，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看到自身素养的提高，才是我要真正下功夫的。因此，这次转向，并不比前面的难。

　　冯 戎：2008年以后你转入当代艺术创作是从哪里切入的？

　　冯 放：最初的两年时间是一边从老本行电影入手制作独立影像切入，一边在学习。2009年至2013年，我先后制作了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双面绣的《惹巴拉》、珍稀鸟类南迁被大量捕杀的《鸟之殇》、反映底层失孤人群的《一个人的乡村》三部影片。其中《鸟之殇》拍摄后引起广泛关注，摄影师李锋被捕猎者追杀，由政府出面保护才转危为安。2012年李锋被央视评为“年度法治人物”。这些独立影像，既是我的当代影像作品，同时它们以后还会出现在我的空间作品中。在此期间我做了大量的阅读，看了大量的展览，认真分析当代艺术各流派大师的个案。从世界潮流看，架上绘画已经是比较传统的表述方式，今后的主流是当代艺术的呈现。就当代艺术而言，综合材料、装置、影像、行为从架上扩张到空间的展示是大方向。而动画、虚拟空间、新媒体的介入也逐渐增加。从这一角度看，我向当代艺术发展之前的所有艺术经历都是有用的积累，或许正是这些有别于美院体系教育的培养，我个人的艺术实践会使我的创作有别于大多数艺术家。

　　唐 凌：你的当代艺术创作引起关注是2014年以后作为意象一脉的艺术家的创作，你为什么会选择意象这个方向呢？

　　冯 放：在做了大量的尝试后，我在2014年开始找准自己的方向。我选择沿着中国传统的意象这条道路发展自己的创作。分析西方的现代艺术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印象派、后印象派到立体派至极简主义再至观念艺术，这条脉络是他们的主线，沿着这条路发展下来的艺术，产生了许多大师，像莫奈、梵高、毕加索、罗斯科、唐纳得、贾德等，而离开这条主线的艺术家，大多数都被忽视了。观念艺术大师杜尚的出现将这条路推上了极端，杜尚突破了艺术的种种束缚，甚至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这也直接导致了观念艺术再也无法突破，后来的劳森伯格、博伊斯等都是补充。在杜尚之后艺术的原创是没有更大的发展的。而中国自“85新潮”以来，模仿了西方所有大师的作品，演绎了它们的各个流派，但是在表面的喧嚣之后，其实自己的原创是很少的，水墨本来是一个突破口，但真正从国画出来的艺术家可能局限于沉重的历史传统，也可能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研究不够，总之水墨的突破至今只在国内有效，从艺术的原创性看，中国以意象方式表达的当代艺术，可能是我们今后具有竞争力的一个方向。

　　冯 戎：可以谈谈你对中国意象的理解吗？

　　冯 放：中国意象是沿着中国绘画和书法的脉络发展下来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似与不似之间，以形写神”，从来就是中国人的艺术追求。往大了说，它与庄子的混沌，佛的觉悟等我们的哲学观有关，而我们的艺术讲究“意境”，衡量的标准以“气韵生动”为首要，这都是我们的特色。从荆浩到宋徽宗至元四家，及后来的八大山人，近代的齐白石，或古拙或灵动或生涩，语言无不在追求气韵的悸动，书法从瘦金体至狂草各流派的演绎，这是对意象形式的不懈探求。同时中国的诗歌对自然山水和人物内心的描绘也滋润了我们的审美，戏剧则在视觉形式上进行了补充。这一切是中国意象浩大磅礴的养分，使我们有了与西方对话坚实的支撑。意象是我们自己艺术的原创。

　　唐 凌：在意象一派的艺术家中，你选择的是鹤的形象，它承载了你的哪些艺术追求？

　　冯 放：中国绘画讲究“以形写神”，每一个符号的形象，往往都赋有其形象背后的多重含义，选择鹤，起因是我少年时的老师翟翊，他刚开始教我画画时，就给我看了他设计的皮影戏《龟与鹤》，这个戏是得了大奖的，其中鹤的灵动飘逸给了我极深的印象，可以说我最早喜欢画画是从喜欢鹤开始的。后来我2013年拍了独立影像《鸟之殇》，追踪候鸟南迁被捕杀的惨烈，其中就有珍稀的丹顶鹤被杀戮，这重新唤起了我少年时对鹤的记忆。鹤是中国道教和佛教里面都谈到的图腾，它代表一个意象的符号，在道教里是出世，得道成仙，是一个寄托，在佛教里是吉祥，是美好。基于它的符号背后含有很重要的文化内容，所以我选择了鹤作为主体来表达。我也特别喜欢鹤那种飘逸灵动的姿态，“叠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临霞”。而传统文人经常自喻为“闲云野鹤”，其形象契合现代“独立之意志，自由之思想”的表述。我选择它作为符号，其丰富的内涵承载了我的艺术指涉。

　　唐 凌：而你的创作以综合材料的方式展开，这构成了你作品的魅力的重要部分，你是如何选择的？

　　冯 放：选择综合材料，是我做了多种尝试以后作出的。这种选择可能正是我从事了多项艺术实践的优势，因为做了展示设计和电影美术，我熟悉各种制作材料的性能和调制方法，这样当我有想法时，它们就自然进入了我的创作考虑。我现在是选择将宣纸碾磨成纸浆，调制成胶状，在夹板上做肌理，颜料回到前人以矿石研磨方式制作，并用浸染勾勒的方法创作。将传统国画的材料重新组合，与现代工业品铁钉、钢条、玻璃胶结合，混以自然的羽毛粘贴来完成作品。以个性特色的表现方式创作中国艺术追求的韵味，并且我希望突破中国画只能在平面上绘制，视觉冲击力不够的局限，以大尺幅、凹凸的肌理强化视觉上的冲撞。这种当代方式的制作，我正在路上，将来我想以这种传统再造与现代技艺混合的方式走向空间表达，并且影像的参与也是我在考虑中的。

　　唐 凌：我们知道你在进行个人创作的同时，还与电影学院密切联系在一起，你在电影学院当代艺术研究院担任执行院长。

　　冯 放：我2014年受聘筹备电影学院影像空间研究院。2015年底影像空间研究院结束筹备，转为成立当代艺术研究院。因为当代艺术已经大量运用了新媒体、影像、装置包括声音这些手段，而我们的架上绘画太多。在这一块我们国家的培养体系是有些问题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家基本上都是美院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们都是以绘画为主。而要与国际接轨，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段就应该是多样性的。基于这种情况，电影学院就有了这样一个考虑，考虑把学院的学科做得更全一点，对当代艺术做一个尝试。

　　冯 戎：的确，就中国现状来说，当代艺术还是局限在绘画方面，其实应该把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和手段都充分调动起来。

　　冯 放：当代艺术学院成立后，我任执行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学院两位副校长担任指导。我们院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把当今中国做当代艺术的一线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介绍到电影学院来，二是把电影学院师生的当代艺术作品推出去，让它参加各种展览。简而言之就是引进来、推出去。2015年当代艺术院邀请北大的彭锋教授策展举办了“国风——中国当代艺术国际巡展”，这个展览选了中国意象一脉的主要艺术家二十多人的作品，在北京、圣彼得堡、阿斯特利三地巡展，是该年度意象艺术家作品的大集合。意象一脉“中国文脉－当代表达”的提法就是在这个展览上推出的。2016年当代艺术院又推出了“平远－中斯当代艺术展”，中国艺术家尚扬、谭平、张方白和我与欧洲的4位艺术家共同参展，展览在北京和中欧的斯洛文尼亚两地进行。2017年当代艺术院推荐了二十多件学院学生作品参加文化部在美国纽约举办的“欢乐春节·艺术中国汇”，我作为该次活动的艺术团代表，作品《太极》《鸟鸣》在纽约大都会展览馆展出。当代艺术院成立后一系列展览的推出，提升了学院师生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关注度，同时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圈增加了电影学院的知名度。

　　唐 凌：作为电影学院当代艺术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你同时还是教授和研究生导师，这一块的工作你是如何开展的？

　　冯 放：在每年举办当代艺术展的同时，我还兼任研究生院的选修课，是面向各系研究生的公开课讲授“现当代艺术”。电影学院是比较重视创作和实践的学院，现当代艺术的讲授对开拓学生的创作思路，在方法论方面是有帮助的。研究生的培养，我招收的是艺术策展与展示设计专业，这个专业是学校新增的研究生培养方向。之所以设立这个专业，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之前美院的策展专业培养是有短板的，过于注重美术理论，在绘画和空间设计上缺乏培训。这样出来的学生，承担架上绘画的布展是可以胜任的，在当代艺术已经进入复合多媒介的空间展示后，只有理论知识的策展人就力不从心了。因此，培养策展与展示设计专业方向是当代艺术推广所必须的。而我过往的经验对指导学生是有帮助的。

　　冯放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有着多重的身份，他首先是一个艺术家，其次工作涉及策展和艺术教育。多重身份的相互影响，不同领域经验的互助，让他具有了一种全局的观念并能借此看到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前景。感谢冯放在新年伊始为读者呈上一份丰沛的“开年答卷”，我们期待日后他本人的创作从综合材料走向更为广阔的表达，也希望他借助电影学院的优势助推中国的实验影像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