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大炜：严老师您好！上次听您谈了《黄河大合唱》，而另一部伟大的交响合唱 ——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在新中国的首演是您指挥中央乐团上演的。听说“贝九”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时中央乐团的献礼演出。
严良.：那是 1959年10月1日在首都剧场演出的，新中国成立刚刚十周年，演出是作为中央乐团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三大献礼演出之一，另两大献礼是李德伦指挥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和罗忠熔创作的《第一交响曲》。如今“国交”的门厅中还挂着那次演出 “贝九 ”的巨幅照片，四重唱的歌唱家是女高音梁美珍、女中音蔡焕真、男高音魏鸣泉和男中音魏启贤。照片上的这些艺术家们都为中央乐团，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作出了贡献，看到这幅照片，大家备感欣慰。当时乐队的个人技术水平还很有限，又刚刚下乡劳动锻炼回来，在乡下大家还要拉二胡，吹唢呐什么的，回来后还有什么思想批判运动在干扰。有些现在乐队不成问题的东西，在那时还很吃力。
卜大炜：您能举例谈谈都遇到哪些难点吗？是乐队部分还是声乐部分？
严良.：例如乐队有一处后半拍进入的地方，现在的年轻乐手拿来就拉，可当时就是进不来。那时的热情和干劲非常高，大家集体攻关，互相帮助，相互分析技术问题。不光分声部练，还跨声部组成什么弦乐四重奏、管乐五重奏来练谱子，这样能练得声部与声部之间的默契配合。声乐部分也有很大的难度，男低音要唱到高达 F的音，女高音要唱长达 14（8）小节的 A音，结果，在演出时大家这些地方唱得漂亮极了。献礼演出成功后，大家激动得不得了。有些队员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看过帕契指挥的工部局交响乐团演的“贝九 ”，南京的国立音乐院也演出过，但声乐部分是降低了一个大二度演出的，因为歌唱部分的难度太大，克服不了。中央乐团成功演出了 “贝九 ”，大家就像过节一样。
卜大炜：我没有经历当年的场面，但是听乐团老艺术家们谈起此事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我也总是被深深地感染。中国人成功演出了“贝九”，其意义是非凡的，这在中国音乐史上是要书上一笔的。当时的社会反响一定很大吧？
严良.：当时这件事情挺隆重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但那时对个人的宣传是很低调的，不像现在那样宣传谁谁怎么怎么样，报纸上的报道主要是中央乐团演出了这部作品，是大家在一起的合作，是一起搞的事业。那次 “贝九 ”的演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后来全国各地许多乐团都演 “贝九 ”，中央乐团的合唱团就不时地“借”给这些乐团上演。
卜大炜：中央乐团演“贝九”可以说有示范效应，艺术上树立了标杆。
严良.：后来，就连外国指挥也来挥 “贝九 ”了。例如，东德的莱比锡交响乐团就来了，与中央乐团的乐队和合唱团联合演出，他们的指挥冯 ·嘎兹指挥前三个乐章，然后将指挥棒郑重地交给我，由我指挥最后的合唱乐章。演出后，德国朋友兴奋地说，听用中文唱 “贝九 ”比用德文唱还好听，席勒写的诗一定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后来许多没有机会指挥 “贝九 ”的外国指挥也闻讯赶来了。大概是 1961年，苏联的权威指挥家阿诺索夫，也就是我和李德伦的老师也来挥，他在苏联手中没有乐队，所以从没有挥过“贝九 ”，这次他可过了把瘾。就连小泽征尔也于 80年代来挥过，他一遍下来，没挑出什么毛病来，又将第四乐章从头到尾连着来了一遍。“贝九 ”不能說演就演，要像过节一样演“贝九 ”。后来在 1983年，中央乐团将贝多芬的一至九交响曲都演出并录了唱片。指挥有李德伦、陈燮阳、韩中杰，我还是挥第九。
卜大炜：《黄河大合唱》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演出是您事业的两次巅峰，一中一外，堪称双璧，在您的艺术生涯中从两个方面为中国的交响乐艺术事业做出了贡献。
严良.：我经历了三次战争锻炼和考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了两个音乐学院：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和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自己在事业上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人民给的，是党给的。自己成才了，心里只想
着一件事，就是还艺于人民，尽义务还给人民。前不久做了一个梦，梦见去见周总理了，周总理说，你为人民服务的任务
还没有完成呐！来这里干嘛？快回去！我就又回来了。所以我现在到处讲学、演出、指导业余团体都不计报酬。
卜大炜：当我在乐队中演奏时，遇到过一些通常仅指挥乐队作品或仅指挥合唱队的指挥，他们在指挥交响合唱时往往对其中的一个方面缺乏观照，所以，有时合唱队对他的拍子不适应，有时乐队对他的拍子不适应。而像《黄河》和“贝九”这样大型合唱作品，有声乐部分，还有器乐的段落，“贝九 ”前三个乐章是纯器乐的，那就需要对声乐和器乐都能把握，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感受和体会吗？
严良.：我14岁开始“打拍子”（我注意到他说自己那时是“打拍子”，这是谦虚），到现在已经打了 70年的拍子了，这 70年的职业生涯中民乐队、军乐队、合唱团和交响乐团都指挥过。我回国后除演出外，也兼课教书，带研究生。我感到现在学生在学校实践太少，只能是做到理解音乐，真正的指挥成长是在排练厅，指挥乐队积累经验。而这项工作要求学生做好案头准备，否则就是浪费大家的时间。指挥还要勤奋，不耻下问，指挥与乐队队员是平等的，决不能认为自己高人一等。指挥要对音乐做好分析和自己的音乐处理。这方面“四大件”及作曲专业的课程是指挥的基本功，例如，要做大量的和声和对位习题，做不够一千道题不能毕业。指挥的工作从广义和狭义上讲都是打预备拍， “up beat”（起拍），广义是指熟悉谱子、排练，都是准备工作，如果没有做好这些工作那就是浪费乐队一百多人的时间，你不能等大家熟了你才熟，这样的指挥只能是起到节拍机的作用。同时，这也是艺德问题。
卜大炜：我常常琢磨：乐队和合唱队在演奏形态方面各有特性，例如在呼吸的感觉上有些差异，那么反过来看，指挥乐队和指挥合唱队的感觉是否也存在着差异？或者说乐队和合唱团看指挥的感受是有差别的？
严良.：合唱与乐队的区别在于，合唱比乐队的作品更容易理解，因为合唱有歌词嘛。但有人说合唱才四行谱，乐队有十几行以上的谱子，这是错误的。两者的作曲技法是一样的，不要忘记合唱谱上还有钢琴谱呐，乐队谱实际上也就是钢琴的移植谱。合唱指挥与乐队指挥的不同是，合唱指挥与演唱者可是面对面的，音乐的情绪不光要反映在手上还要反映在自己的脸上。合唱指挥的脸不能从头到尾是一张脸，你要把对音乐的感受反映在脸上。
合唱还有咬字的问题，有声音的统一问题，还要做到刚柔相济，尤其是在旋律部分，要有抑扬顿挫之感。艺术歌曲的织体有主调的，有复调的，讲求竖的层次安排，这就比乐队复杂丰富多了，尤其是那些巴洛克作品。合唱的指挥要会给气，要给呼吸，不能像砍柴一样来指挥。有些樂队的指挥不熟悉合唱，在排交响合唱作品时都是由合唱指挥事先排好了合唱才来，其实他来只是挥拍子而已，真正的排练过程已经完成了。还有些指挥不会处理乐队与合唱的强弱层次，乐队总是压唱，例如“贝九 ”第四乐章最后一段的最急板，乐队和合唱团这两条洪流汇成一片音响的海洋，这时乐队应该稍稍让位给合唱，因为声乐是有唱词的呀，而有的指挥并没有顾及到，结果歌词是什么观众什么也听不清楚。《唱论》（作者注：这是元人燕南芝庵的一部谈论歌唱技法的著作）中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是说拉弦乐器不如管乐器，因为管乐器（竹笛类）有呼吸，它表达演奏者的情感就更主观和直接一些，而人声（肉）是嗓子发出的，是最直接表达感情的“乐器”，是最美的声音，我们为什么不突出它呢？应该是以“肉”为主，以“竹”为副，以人声为主，乐队为辅，主行客随。这里说的是主次要分明。要知道，一个单簧管的音量等于 18个女高音呀。许多乐队指挥不知道合唱艺术中的情趣和难度，有人说会挥乐队就会挥合唱，结果他们一上手合唱团就受不了了，他的指挥让人无法呼吸。我是乐队、合唱两边都干过，这方面深有体会。
卜大炜：冒昧地问一下，您在指挥生涯中遇到过什么困惑吗？
严良.：有一次我指挥“贝九 ”差一点出大漏子。那次音乐会在“贝九 ”前加了一首《艾格蒙特》序曲，但在开演前，主持人讲解了半天的 “贝九 ”，所以脑子里一直是 “贝九 ”，上台后就按照 “贝九 ”给出了一个缓慢的弱起拍，结果乐队奏出《艾格蒙特》的强和弦，我心里一惊，但马上调整过来了，幸亏台下没有发现。我认为在台上指挥偶有纰漏，不能老反过来嘀咕它，而是尽力将后面的音乐挥好。有几次出了错，下来后问爱人，哪里哪里错了听出来了吗？她说没有听出来呀。我说，那就好。哈哈！人生就如同指挥一样，有什么错误让它过去，把以后的事情干好就是了。
卜大炜：我知道您在80岁那年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后反而更活跃了，频频出现在指挥台上，举行音乐会、教学、辅导各地的合唱团。2007年9月9日您在《友谊和平进行曲——郑律成作品音乐会》上指挥《解放军进行曲》是飞步跨上指挥台，一登场就是满堂彩。我看到您在指挥过程中全身都投入到音乐中，连脚都在指挥。我想您无数次的艺术实践，多年的艺术积累，对于所指挥的音乐作品已是成竹在胸，在艺术上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境界，在台上的大师风度也由此而来。
严良.：但我经常强调的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我1938年参加工作，把自己放在人民中间，“贝九 ”搞出来受到国外的承认，提高了国威，但搞出 “贝九 ”都是人民培养的，是人民的支持。年轻时也骄傲过，也有个人英雄主义，
但入党后受到的教育就是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所以，有领导接见就总是让群众站到前面。
卜大炜：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一级演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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