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旭

　　作为2017年的“现象级”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其持续走高的收视率和题材本身的现实性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当代题材的电视剧，作为现实世界的文化生长物，在现实折射、情节构筑、人物塑造等方面，究竟呈现出怎样的文化内涵？在叙事方法和审美表达上究竟具有怎样的美学意义？观剧者在着眼于对现实的观照外，也涉猎了诸多审美层面的话题。鉴于此，本刊特邀约两位作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给出自己的解读与评价。

　　2017年3月28日，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开播。这部作品创造了持续走高的收视成绩，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本剧以汉东省京州市大风服装厂与山水集团的经济纠纷为线索，讲述了以反贪局长侯亮平为首的检察官们，调查和打击一系列重大职务犯罪与贪腐问题的极为惊险复杂的故事。《人民的名义》剧情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尤其塑造了侯亮平、李达康、陈岩石、高育良、祁同伟等众多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形象，在题材、叙事、人物塑造、审美表意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了极富意味的美学特征。电视剧是现实世界的文化生长物，在构建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化的同时，也受现实的影响。它所呈现出的几乎全部美学意义，都能够在当下中国社会文化现实中找寻到内在的审视逻辑。而这，正构成了本文对《人民的名义》这部 2017年现象级电视剧进行文化审读与美学评价的方法和视角。

　　一、新文化现实中的题材突破

　　文艺作品总是孕育于现实的“母腹”中，中国电视剧数十年来的发展，及其同中国社会文化演进历程的缠绕与耦合，也印证了其作为“历史之子 ”的客观事实。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同构建了中国当下的文化生态，并对中国电视剧从题材选择到创作导向进行着全方面的影响。《人民的名义》作为一部主旋律反腐题材电视剧作品，极具突破性的题材本身就构成重要的美学意义。它一方面彰显着现实文化变迁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本剧新的社会文化功能。

　　《人民的名义》在题材上的突破意义，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进行审视。外部的突破性体现为打破了十余年来的题材壁垒。事实上，新世纪之交的中国曾诞生了一系列极具代表性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如《苍天在上》《忠诚》《黑洞》《绝对权力》等，并形成了此类电视剧的创播热潮。然而由于反腐题材电视剧自身的问题，以及国家主流文化导向等众多复杂原因， 2004年国家主管部门发文严禁涉案反腐题材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出，并大量压缩此类题材电视剧的拍摄申请，这导致了中国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十余年的沉寂。在这种背景下，《人民的名义》播出本身就拥有了极为强烈的题材突破意义。这种突破最大的推动力依旧来自主导文化层面，正如十余年前题材壁垒的出现一样。其背后所彰显的，正是中国社会文化现实的巨大变化。近年来中国一直施行着高压反腐的国家行为，在惩治腐败的同时进行着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当国家意志迫切需要通过文艺作品进行展现的时候，反腐题材电视剧就成为了合乎当代历史认知与社会文化想象的表意文本，成为符合历史潮流的，参与当代文化建构的 “合规”艺术品。它将政府公信力的重塑行为进行艺术化的影像转换，并以此形成一种审美合法性的重构追求。正如片名所示，《人民的名义》在题材上的突破绝非一种个体化行为，而是契合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潮流的 “人民（国家）的名义 ”。

　　不仅如此，从本剧题材内部而言，也有着非常鲜明的突破意义。相较于《绝对权力》《黑洞》等作品，《人民的名义》在腐败展现的尺度上有了显著提升。如本剧开篇处级干部赵德汉家中被搜缴出满床、满墙，多达 2.3亿元之巨的现金，这种对于小官巨腐的直白展现在中国反腐题材电视剧史上没有先例；又如本剧所描绘的，汉东省的贪污腐化、职务犯罪、懒政不作为等问题无孔不入、经年累积，几乎半数政府部门都出现了重大问题，腐败严重程度远超同类题材；再如本剧塑造的腐败官员，已从“副手”升为“一把手”，职位也高至副国级，其表现力度之大创造了纪录。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特征鲜明的电视剧作品，《人民的名义》在题材上的尺度突破，既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更饱含了主导文化的强烈诉求。如果说十余年前主流意识形态出于种种复杂因素，十分重视反腐题材电视剧的负面影响，在人物设定、情节陈述、表现尺度、拍摄播出等多方面进行了大量限制、甚至禁止，那么《人民的名义》则昭示了国家意志已经重新赋予了此类题材电视剧新的文化属性，并期待其突破旧有的创作框架，成为诠释新的社会文化发展现实的载体。

　　二、冲突对立引导下的叙事张力

　　《人民的名义》作为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在叙事上极富张力。这种叙事的张力主要从对善与恶、公与私、生与死等数对矛盾的展现中获得。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剧烈性和对抗性的描绘，本剧构建了叙事的主体线条。需要思考的是，在电视剧市场商品化相当成熟，大众文化极为繁盛的时代，这部作品缘何能够承载和展示如此强烈而深入的矛盾对抗。事实上，当我们审视三十年来中国的电视剧创作，会发现其作为一种具有极强日常性特征的文艺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还远未完成的現实背景下，肩负了相当多的本应由其他文化载体承担的历史责任，并“极端有效地实践着一个重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或者说重建中国的常识系统，重建中国的自我想象、现实想象和历史想象的重要功能” [1]。正是基于此，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由贪污腐化、职务犯罪、懒政不作为等引发的，数量巨大而相当猛烈的社会矛盾才能够在这部作品中获得承载和展示的可能。《人民的名义》没有回避现实世界中的众多矛盾，而是借助对矛盾冲突的描绘，构成极具特色的美学品格。

　　《人民的名义》所展现的第一对矛盾是善与恶，它构建了整部作品的审美基底。作为反腐题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必须能够清晰地表述它对美的价值认可。这种美应当包含着真与善，真源于现实，善则来自公理。这种善包含了正义、崇高、勇敢、悲悯、无私、智慧等多种内涵。艺术品美学品格的塑造同样包含着关于丑恶的审视。对邪恶、卑鄙、懦弱、冷血、贪婪、狭隘等内涵的揭示和呈现，构成了本剧另一重美学属性。在这部作品中，善的群体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侯亮平、陈海、陆亦可、林华华、周正等为代表的青年检察官，他们勇敢无畏、嫉恶如仇、智慧超人、富有朝气，成为正面对抗丑恶的力量；二是以沙瑞金、陈岩石、李达康、季昌明、赵东来等为代表的官员干部，他们清正廉洁、立党为民，成为惩治腐败的后盾；三是以郑西坡和大风厂众多工人为代表的人民群众，他们善良本分，却被丑恶势力侵犯了根本利益，既成为善的载体，也成为需要被捍卫的对象。本剧中恶的群体也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祁同伟、高育良、丁义珍、赵立春、程度、赵德汉等为代表的腐败官员，他们贪婪、凶狠、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构成全部的人生信条；二是以赵瑞龙、刘新建、高小琴、蔡成功等为代表的不法商人，他们与腐败官员相互勾结、通过犯罪的方式攫取了巨量财富，践踏着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三是以孙连成等和信访办工作人员为代表的公务人员，他们虽然没有贪腐的行为，却懒政不作为，而这也是一种严重的作恶。《人民的名义》构建了如此复杂的善恶对抗阵营，通过描绘善与恶之间的剧烈冲突，书写了对善与恶的深刻认知，与现实世界形成镜像呼应，获得审美的意义。

　　《人民的名义》所展现的第二对矛盾是公与私。相较于善与恶，公与私并不具有对错属性，只是从属于不同的利益集体。然而对于反腐败题材电视剧，对公私矛盾冲突的展现，却成为构建叙事张力的必然选择。在这里，有两个人物非常值得分析。首先是京州市委书记，省委常委成员李达康。作为省会京州市一把手，李达康于公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一责任人，于私迫切想通过卓越的政绩成为新任省长。在政绩和个人抱负的推动下，他将全部的生命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他为官清廉、痛恨腐败，却专权霸道、铁血冷酷，对于家人、朋友和一切阻止他实现人生抱负的人缺少最基本的尊重。对待妻子欧阳菁，李达康与其分居数年，早无感情，甚至眼看着妻子被检察官从自己的专车中带走也无任何表示；对待朋友，他刻意保持距离甚至故意疏远，以捍卫自己的高风亮节，即便是对王大路、易学习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和干部也是如此；在对政绩的追逐上，李达康表现得更加无情。为了经济发展，他在大风厂工人以命护厂，烧伤三十余人的情况下，依旧下达了强拆工厂的命令。这时他所谓的经济发展之 “公”，已然成为凌驾于工人利益之“私”之上的公器暴力。另一个人物是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在他身上形成了另一种情形的公私矛盾。对高育良而言，公私矛盾对抗已经转化为个人欲望膨胀对人民利益和法律尊严的践踏。高育良原是汉东大学政法系教授、系主任，包括祁同伟、侯亮平在内的众多政法系统官员都是他的学生。通过师生、校友的关系，他逐渐在汉东省政治体系中构筑了以自己为中心庞大的“汉大帮”。在高育良的认知中，权力是人生唯一的标准，权力永远属于私人，而不属于公众。高育良为官曾有着基本的道德和职业底线，对腐败和懒政等问题也有着深入的认识。然而，贪婪却使他终向腐败低头，和罪恶缠绕在一起。他将人民绑架给权力，将灵魂供奉给私欲，最终走向犯罪的深渊。李达康和高育良，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官员形象。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善恶矛盾，而是充斥了由权力、私欲构筑的，法与情、公与私之间的剧烈冲突。

　　《人民的名义》所展现的第三对矛盾是生与死。生死矛盾作为矛盾的终极形式，以强烈的冲突提升了作品的叙事张力。关于生死矛盾的展现，祁同伟与陈岩石是两个极为典型的人物。祁同伟出身贫寒，从一名基层公务员做起，通过婚姻和奋斗当上了省公安厅长，并极有可能成为副省长。他曾是一位英勇的缉毒警察，在孤鹰岭被毒贩追杀，身中枪伤、险些牺牲。然而随着通过非法手段得到越来越多的权力和财富后，他的人生格言发生转变，“知识改变不了命运，权力才能改变命运”。发自肺腑的独白，宣告权力与金钱已成为祁同伟生命最大的意义。为了个人私欲，他策划车祸暗杀反贪局长陈海，安排狙击手暗杀曾经的敛财伙伴刘新建，甚至暗杀曾经的校友和朋友侯亮平。当山穷水尽之后，祁同伟再次来到孤鹰岭，那个他曾经战斗的地方。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已从舍生忘死的英雄变为穷途末路的罪犯。祁同伟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灵魂，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当祁同伟将灵魂出卖给罪恶的时候，他已然死去。生死矛盾在他这里早已化作善与恶、权与法、公与私之间剧烈的对抗，他的生命不断进行着自我撕裂，最终失掉自我。而老检察长陈岩石带给我们的，则是另一种对生死矛盾的选择。陈岩石曾经在抗日战场出生入死，在枪林弹雨中，生死转换是生命的常态。他为加入敢死队，获得背炸药包攻击日军碉堡的机会，在阵地火线入党。他的生死选择，是决绝而崇高的。当大风厂工人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他依旧保持着对生命意义的坚守。面对狰狞的拆迁推土机，陈岩石勇敢地挡在工人的前面，用八十余岁年迈的身体守护着正义。而当大风厂工人王文革持刀劫持孩子要求股权利益时，他又毅然充当人质。他面对的是死亡对自我生命的威胁，却想保全工人和孩子的生命。在工人权益终于得到保护，大风厂重焕新生的时候，陈岩石疲惫的生命终于得以安息。如果说祁同伟在活着的时候早已死去，那么陈岩石即便死去却获得了永遠的生命。

　　《人民的名义》为我们展示了善与恶、公与私、生与死等极其复杂而剧烈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带来的既是对抗，也是选择。作为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作品，崇高性是《人民的名义》追逐的美学品格，它必须为这些矛盾给出明确的选择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权益，法律的尊严。正是捍卫人民权益和法律尊严的斗争，推动着整部作品的叙事发展，也赋予了其充满崇高性的美学品格。

　　三、“卡里斯马”式的主人公塑造范型

　　《人民的名义》成功塑造了众多极富感染力的人物，如李达康、祁同伟、高育良等，他们都有着复杂的情感和多重人格，形象厚度十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主人公的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却是一个典型的“卡里斯马”式人物。 “‘卡里斯马 ，初指拥有神助的超常人物，后被延伸运用，特指那种代表了中心价值体系，以其独具的影响力在特定社会中起着示范作用的人物。 ”[2]“卡里斯马 ”式人物往往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识和价值情怀，洋溢着崇高壮美之风。对《人民的名义》而言，这种主人公塑造方式的选择有着内在的必然性。

　　《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具有高度主导文化特征的反腐题材电视剧，主人公侯亮平作为反贪局局长有着非常鲜明的隐喻特征。如前文所言，本剧事实上是一部复制国家意志，诠释国家反腐信念的文本想象。侯亮平从北京最高检空降汉东，他年轻、睿智、嫉恶如仇、朝气蓬勃，他所代表的正是主导文化迫切倡导的新的时代精神和未来的希望。社会文化现实对于反腐败的正义性、正当性、坚决性、必要性有着毋庸置疑的肯定力量，这就意味着作为沉寂十余年之后第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大作，《人民的名义》带有极强隐喻功能的主人公，必须是一个“卡里斯马 ”式的典型人物。

　　应该说这是一项难度颇高的电视剧美学命题。意识形态的高度浓缩，人物塑形的严格限定，以及故事模式和结局的事先给定，使侯亮平这个人物犹如带着镣铐的领舞。为完成这一美学命题，《人民的名义》将侯亮平的性格维度进行了充分细化，将他的性格浓度和性格张力分摊到种种复杂的关系和事件中。将崇高性的诗化细节和平实性的生活细节交织，以努力完成“卡里斯马”式人物神性和人性的交织融合。本剧为淡化侯亮平作为一名有着超高道德准则的反贪局长的神性特征，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细节非常典型，就是以大量笔墨描绘了他高超的厨艺和对美食的喜爱。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巧妙的设计，它一方面将侯亮平从充满危险和正义的神坛拉回冷暖自知的人间，另一方面也以此贯穿起众多人物和事件。如他为妻子下厨，恳请她支持自己赴汉东调查贪腐，展现着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与担当；当他和陈海、陆亦可、林华华等年轻检察官在汉东第一次相聚时，对螃蟹表现出异常的喜爱，并以蟹做喻，分析汉东的贪腐形势；在陈岩石家中，他看着蒸好的螃蟹，谈起上一次还是和陈老的儿子陈海同吃，而陈海现在依旧深度昏迷，非常伤感；他还多次为同事朋友制作美食，在和他们拉近情感的同时，也表现了热情和善良；他去祁同伟、赵瑞龙等人环布杀机的山水庄园赴宴，又展现了何等睿智与豪情；而他在曾经的老师，现在的对手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家中便饭，竟也成为与老师正邪割裂、永相别离的仪式通过一次次与厨艺和饮食相关的情节，本剧将细小而平实的琐事串联起来，在彰显人物平凡亲和的同时，力图走出对英雄人物神化渲染的叙述套路。

　　然而，由于审美尺度的敏感与苛刻，对侯亮平这样一个人物的塑造也极易将“有意”变为“刻意”，“淡化”过度便会疲软。侯亮平既然被选择成为“卡里斯马”式的人物范型，就必须要赋予其充分的历史价值与崇高壮美。对此，有几处情节非常典型。一是侯亮平曾两入山水庄园赴宴，高潮都是与祁同伟、高小琴共唱京剧选段《智斗》。在与二人的“智斗 ”中，侯亮平既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更是一位高超的剑士，他在唱腔、动作和眉宇间，展现了卓然的英雄气概。而当侯亮平行使检察官的职责，打击腐败和犯罪时，则发散出浩然正气。如他带领青年检察官们，在机场高速出口设卡拦截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达康的专车，在李达康的亲眼注视下从车中带走他的前妻、犯罪嫌疑人欧阳菁。此时的他昂首阔步、正气凛然，犹如一座震慑罪恶的丰碑。在本剧的结尾部分，他追捕携带狙击步枪，逃入孤岭，誓做拼死一搏的祁同伟。侯亮平未带任何武器，以血肉之躯对抗着祁同伟的枪口，和这个穷途末路的老学长进行最后对决。侯亮平的武器是正义和公理，是惩治腐败的决绝和勇气。他就如一个力量超然的战士，碾灭了祁同伟最后一丝气焰。在闪耀着神性光辉的侯亮平面前，祁同伟饮弹自尽。

　　纵观全剧，我们既能够领略创作者为侯亮平这一“卡里斯马”式人物典型“祛魅”的叙事用心，也能够非常明显地感知人物身上的灵韵和光辉。侯亮平作为主导文化和时代精神的隐喻，是一个拥有历史厚重情怀和现实文化价值的符码，是击碎旧世界、重构理想的象征力量。而当他作为电视剧艺术的中心人物走入民众生活的时候，又必须符合民众已有的生活参照系标准，以获得真实可信的审美形象。这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民的名义》在“卡里斯马”式人物塑造时，所进行的审美构建选择。

　　四、文化现实结构性矛盾下的审美表意焦虑

　　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中国电视剧对现实世界所进行美学表述，其实正是当下中国进行自我认知、表述和想象的过程。尤其对于反腐题材电视剧，它不仅仅是一种大众文艺形式，也是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它构成了国家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合法性构建的重要方式。这是我们对《人民的名义》这样一部现象级反腐题材电视剧，进行审美阐释必须正视的基本事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反腐题材电视剧在主导文化意识高度聚集的同时，也有着显然的精英主义批评欲望和大众文化传播诉求。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本身却并没有形成具有相当一致性的方向和体系，甚至时常表露出多种矛盾性和悖论性的动态对抗。当文化结构的矛盾性和悖论性映射到反腐题材电视剧创作时，就会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审美表意焦虑。于是我们就能够发现，尽管《人民的名义》在矛盾设计、人物塑造和叙事推进等多方面进行了相当富有意义的努力和尝试，也获得了相当出色的艺术成就，但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依旧透露着明显的表意焦虑。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权与法的矛盾表述困境

　　在《人民的名义》中，权与法的矛盾表述始终是一个核心，但也是极为艰难的。从电视剧的精神诉求来看，法律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以侯亮平为代表的检察官们基本的信念和武器。但具体到故事细节时，却存在着表述的困境。如关于大风厂的拆迁问题，尽管工人们的权益受到巨大伤害，在法律层面却无话可说。市委书记李达康也正是出于拆迁合法的考量，下令强拆。尽管老检察长陈岩石挺身而出，挡住了推土机前进的方向。但此时捍卫工人权益的，却不是法律，而是陈岩石背后的权力。当然，大风厂工人最终通过法律诉讼获得了公平和正义。但能够想象的是，如果没有陈岩石、李达康、沙瑞金等人的权力作保障，诉讼过程未必能够如此迅速和顺利。又如主人公侯亮平在办案过程中，由于他和各级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屡屡能够以超常规的方式获得工作的便利。虽然这种便利秉承着法律的正义，但权力在其中依旧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整部作品的敘事中，诸如此类的例子并不在少数。一部以弘扬法律尊严为主旨的电视剧作品，却时常需要通过展示权力来完成对法律的捍卫。对权与法矛盾的表述困境，构成了本剧第一重审美表意焦虑。

　　（二）人物出身背景设定的失衡

　　在《人民的名义》这部作品中，主要人物出身背景的设定大致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为干部世家。典型的如老检察长陈岩石是老革命，省委书记沙瑞金是他战友的儿子，由他一手养大。他的儿子陈海也成为了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侯亮平最得力的助手女检察官陆亦可，她的母亲是退休法官，姨夫是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第二种为农民家庭。他们包括了小官巨腐的赵德汉，被权力和财富迷失本性的祁同伟，被权贵利用的高小琴，甚至有着众多性格缺陷的李达康。这部作品在人物出身背景的设定上，显然有着某种倾向，而这种倾向也显然造成了本剧人物设定的失衡。为平衡这种失衡，创作者不得不依靠第三种人物形式——“卡里斯马”式的主人公侯亮平。侯亮平尽管曾经是高育良在汉东大学的学生，却并没有被赋予清晰的出身背景。创作者力图将它作为投入到阶层矛盾漩涡中的闯入者，打破了原有的均衡，建立新的规则。然而过于完美的理想主义形象，却减弱了他在叙事中的力量。本剧人物设定的失衡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表意焦虑，或许正是源自文化现实结构性矛盾的映射。

　　（三）社会矛盾的理性思考欠缺

　　《人民的名义》展现了种种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权力与法律、平等与特权、干部与群众等众多矛盾，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示。然而本剧却始终未能提供真正有力而有效的调解方式。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清官，亦或 “人民的名义”的口号，并不能彻底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也无法带来富有深度的思考。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这无疑代表着一种精英文化批判话语的无力。精英文化的批判话语能够带来理性和反思，是提升整部作品思想深度的重要工具。然而当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占据了大部分精神内核之后，《人民的名义》却没有为精英文化留下太多理性思考的空间。尽管我们能够看到知识精英通过剧中人物抛出很多耐人寻味的话语和问题，如高育良曾所说的：“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态，就是一把手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 ”李达康所说的：“中国现在主要的矛盾，是各经济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矛盾。 ”还有省纪委田书记希望易学习担任京州市纪委书记对李达康进行同级监督时，易学习反问道：“田书记您是否能够对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进行同级监督？ ”然而，本剧却并没有对这些话语和问题作出进一步深入阐释和明确回答。这不仅是《人民的名义》这一部反腐题材电视剧的特点，也是当下中国电视剧创作的共同经验。这既有电视剧自身特点的原因，也和当下中国的文化生态结构有着密切联系。精英文化批评和社会矛盾理性思考的欠缺，构成了本剧另一重审美表意焦虑。

　　综上，《人民的名义》是中国反腐题材电视剧沉寂十余年后的里程碑式作品。其极具突破性的题材、富有张力的叙事、特征鲜明的人物塑造和审美表意上的焦虑纠结，以及在美学构建上的大胆尝试，共同构成这部作品独具特色的美学品格。当我们对其进行文化审读与美学评价的时候，始终不能脱离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对电视剧《人民的名义》而言，它几乎一切的美学呈现都源于文化现实，而它也成为文化现实孕育的当代美学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