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歌者，上如杭，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 [1]。
在宋元時期，歌唱艺术蓬勃发展，歌曲形式和演唱风格更趋多种多样，这一时期的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也走向了成熟。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关于乐曲、乐器、演奏技术、歌唱艺术以及宫调理论，都有详尽的说明。关于歌唱艺术，他批评当时有些歌者，因为不懂音乐，常常用悲哀的声调去唱快乐的歌词，或者用快乐的声调去唱哀怨的歌词。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声与音不相谐” [2]。清代的《乐府传声》，则在总结昆腔演唱经验的基础上，集中论述了戏曲声乐艺术。他先重申了唐人白居易的艺术观点，即唱腔应该“声”“情”兼备，以“情”为主。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演唱者在扮演“生、旦、丑、净”等不同角色时，要用自己的唱腔把不同人物的性格揭示出来，用唱腔把“忠义奸邪、风流鄙俗、悲欢思慕”区分开来。不仅如此，《乐府传声》还涉及到了一个与沈括提到的问题相关的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即汉字作为一种由声母、韵母、声调三者合成的单音字文字，歌者在演唱的时候，应该如何咬字和吐字。所有这些问题，至今都依然有效，都是音乐教学、戏曲教学的重要内容。
但是当我们强调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以戏曲艺术为例，虽在中国悠久的戏曲传统，涵盖了歌唱、舞蹈与器乐演奏几乎所有的表演艺术形式，其程式化的审美属性，对继承传统音乐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到了 20世纪初，传统戏曲已经因为无法有效地表现人们的现实生活而日渐衰微。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开始创作表现新生活的戏剧，民族声乐与民族器乐的演绎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由此，艺术家的创作既要放在传统中去考量，也要放在创新的层面上去评估。从艺术传承的角度而言，创新当然首先指的是对传统的创新，但同时，又指的是他对别的地区的艺术的有机的借鉴，包括对西方艺术的吸收。
在20世纪，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经历了从引进、借鉴到对话的过程。 20世纪 80年代与 90年代，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音乐家，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也获得许多国际的演唱、演奏大奖。如金湘作曲的歌剧《原野》，谭盾作曲的交响音乐《风雅颂》《鬼戏》以及歌剧《茶经》，陈其钢作曲的交响音乐《梦之旅》《源》，瞿小松作曲的交响音乐《山歌》《山与土风》等等各种类型的作品。这些令西方作曲界瞩目的作品，无一例外是运用纯熟的西方作曲技法承载东方韵味的完美融合，给予西方听众的是一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体验，一种异域风情的气息。而在歌唱领域，中国歌唱家几乎拿遍所有国际声乐比赛的金奖。这当然应该被看作中国音乐走向世界并得到世界广泛认可的标志。
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当代中国音乐家与世界的对话也日益深入。当代中国音乐家，在音乐的本土化、民族化、风格化等多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在题材选择、主题挖掘、技巧训练、风格呈现诸方面，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这里，我需要提到一个最近出现的例子。 2016年9月， G20峰会在中国杭州举行。其庆典音乐晚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集中地、综合性地展示了中国艺术家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以及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综合能力。这场音乐晚会集结了中国当代最富盛名的音乐家，声、光、电与服（装）、化（妆）、道（具）皆是精心设置，是近年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音乐表演艺术的展示。我们欣喜地看到，主要节目的选择均是中华音乐艺术中的精粹，是最能够凸显中华传统音乐美学的作品。演出地点是西湖，这是历代中国文人创造出来的中国意象的代表之地。音乐晚会在白居易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的诗韵中拉开帷幕。第一曲即是中国十大古典名曲之一《春江花月夜》，它展示了中国古典音乐之美。接下来的《采茶舞曲》是汉族民间音乐的代表作品。随后的《美丽的爱情故事》，通过中国戏曲、舞蹈、歌唱等多种形式的融汇，以来自西方的音乐剧的手法讲述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奇爱情故事，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四曲《高山流水》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古琴曲，以极具中国古典书香气韵的音乐，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精妙，亦向各国来宾表达中国人民希望与世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的美好心愿。作为最富有盛名的中国传统民歌，《茉莉花》的经典旋律以各种形式演绎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已被世界各地的听众所了解，已经成为极具代表性与辨识度的东方音乐符号，而G20峰会音乐晚会的压轴节目《难忘茉莉花》就改编自《茉莉花》。“遇见你，月光下遗世独立。爱上你，芬芳中素靥青衣”，原来典雅的歌词、婉转的旋律，在当代音乐家精心的演绎中，竟然具备了荡气回肠、大气磅礴的美学风格，展示的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自信。
2016年10月9日，中国音乐学院引领中外众多知名音乐家成立“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作曲家王黎光教授在成立仪式上如此读解“中国乐派”：中国乐派即中国音乐学派的简称，是以中国音乐资源为依托、以中国艺术风格为基调、以中国作品为体现、以中国音乐家为载体的音乐学派。王黎光表示，中心致力于中国音乐的继承、创新与弘扬，旨在融合多方面优势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将文化创新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构建中国音乐理论研究、创作、表演的龙头基地，力争在增强中国音乐文化的引领辐射力上取得重大成就 [3]。在向媒体展示的计划中，中心的工作方向包括《中国音乐大典》编纂工程、中国声乐艺术建设、“一带一路”东方音乐研究和中国音乐对外传播交流四个方向，以向世界展现中国音乐文化的多彩风貌。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仪式上首先宣布的中心特聘教授名单中，包括祖宾 ·梅塔、多明戈等世界顶级音乐大师。祖宾 ·梅塔虽然没有到场，但通过视频发来祝贺：“中心的建立是中国音乐走向世界这一梦想实现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音乐发展的新篇章以及中国音乐全球化传播的开启。 ”[4]
考察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音乐发展史，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对本土音乐的整理与研究、建设与推广，政府很少以战略性的计划进行推动。显然，这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落实。正是这个讲话中，“中华美学精神”这个重要概念被首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在2015年正式出版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中，相关论述的表述则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5]也就是说，“中国乐派”的提出，是音乐界对“中华美学精神”一词的积极回应，是对国家文化战略在音乐界的具体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提到的“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即强调运用古人总结出来的基本创作准则，开创自己新颖独特的创作新局面，毫无疑问是对人类艺术发展史基本规律的总结，当然也是对音乐美学史发展规律的总结。这里的“古人 ”当然不仅是中国的“古人 ”，也指国外的“古人 ”，即对人类艺术作出杰出贡献的所有先辈。这既是虚怀若谷，也是自信从容。学“古人之规矩”，首先意味着兼收并蓄。
杜甫在《丹青引》中写道：“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画像经过重新绘制，就会面目一新，只有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促进传统的转化，实现文化的发展。明末清初的哲学家王夫之在自题画像中也写道“六经责我开生面”。这里说的“六经”，当然不仅是指《诗》《书》《礼》《易》《春秋》和《乐》，而指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责”字，实在是意味深长：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本身即是不断变革的产物，它同样责成和促使我们，不断创新，去开创新的局面。也只有这样，我们自身传统才能被不断地激活，我们才能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塑造出自己新的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审美风范。
注释：
[1]朱彬.礼记训纂.乐府杂录[M].北京：中华出局， 1996： 604.
[2]沈括.梦溪笔谈[M]“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音不相谐之故也”，北京：中华书局，1957：205.
[3]中国乐派高精尖创新中心在京揭牌成立.http：//www.bj.xinhuanet.com/bjyw/2016-10/09/c _1119681689.htm.2016-10-9.
[4]“中國乐派”奏响全球化传播乐章 多明戈等加盟.http：//news.cnhan.com/html/jiaoyu/20161010/741127.htm.2016-10-10.
[5]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周映辰：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民族音乐与音乐剧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责任编辑：雍文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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