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殷

　　欣赏戏剧，最期待的是结尾。因为剧终有力量，尤其是悲剧的剧终，才能带给观众以希望、以力量，鼓舞人们召唤人性的回归，激励人们继续生活的勇气。

　　全剧时长 6小时的《兄弟姐妹》，以哥哥米什卡冒死写请愿书，挺身为解救农庄主席签字画押的动作，以妹妹丽莎“没有良心的人，就不值得活下去”的语言，铿锵结尾，赢得全场雷鸣的掌声。正是由于剧终带给观众悲剧的力量，让观众感受到现实主义戏剧的魅力所在。

　　兄妹俩要救的农庄主席是谁？是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汉子，是一个战前与有夫之妇相好而后回来勇敢面对的汉子——卢卡什。当全体村民通过了他当选新的农庄主席时，他知道接替的被罢免的农庄主席正是自己的相好——安菲萨。卢卡什勇敢地接过了权利与责任——不仅是农庄，还有个人的。他俩结合了，安菲萨忍着村民对自己的误解，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辅助卢卡什的义务。

　　战前与战时的安菲萨是个敢于抗争丈夫的拳头、为追求自己爱情不惜违背婚姻的人，是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舍身集体的人，是个敢于违背原则底线救助村民的人，但她也做错了一件事情。战后，她棒打鸳鸯，以安排米什卡伐木的名义，毁掉了米什卡与瓦卢哈的爱情，留给两人永生的伤痛。她用她第一任丈夫对她实施的“暴力”，实施了对在她眼里认为不过是“女大男小 ”的“闹剧”的制裁，同时，她也用“暴力”强行“排挤”走了瓦卢哈和自己战前的丈夫。这有悖人性的行为终于被处理成与她失去主席一职息息相关，并最终使她的良心受到了应有的谴责。

　　但是，安菲萨在陪伴卢卡什当农庄主席的日子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在不断地弥补亏欠他人行为的安菲萨：她暗中用劲儿使米什卡当上了管理者，自己丈夫的助手；她明里下绊，表明自己对特派员高压村民的不满。她的丈夫卢卡什尽管恪尽职守，跟着特派员，眼睁睁地看着村民的辛劳如何化为乌有，但是，在心灵的深处，他也跟妻子保持了某种程度上的一致——冷漠“高压”、心疼村民。这才有了擅自扣押公粮给村民的举动，才有了被捕入狱的结果。安菲萨出走去救助丈夫，她的本意是要跟他哪怕是死也要死在一起的。

　　当年安菲萨被罢免主席一职，她品尝过从被信仰到被踩踏的冷漠与无情，当卢卡什当选主席的那天，她就知道丈夫也会有沦落的一天。但她的心灵是担得起这种折磨的，因为，她的心灵中是坚信自己的力量的，这种力量来自人性的本初。果不其然，被他拆散了爱侣的米什卡，被正义与良心召唤，毅然决然地拿起笔为她的丈夫，第二任主席喊冤，要站在卢卡什一边。

　　总会有冷漠与无情伴着众人的脚步的。这不，当米什卡恳请村民在请愿书上签字画押时，村民们全都退缩了，因为“不光救不了他，还会将我们大家送进监狱”，“集体犯罪是要被定成大罪的”。保命要紧，良心其次。但是，还有米什卡的良心没有泯灭，当妹妹丽莎看到请愿书时，她高兴地问：是谁写的？写得这么好！当她得知是自己的哥哥写的时候，幸福一下子围绕在她的身边，面对丈夫要离开她的要挟，她还是义不容辞地签了字。

　　一个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普通村庄，四年里发生的一切灾难，让人们软弱不堪，无力承担哪怕是最后一小点的打击，这就是生活的冷峻与残酷，然而，在这残酷的背后，也会出现几个由肉体的痛苦上升到精神的升华的人，出现几个人性并未泯灭的人，出现几个善良宽宏觉悟的人。除了卢卡什和安菲萨，剧终的时候，又有两个人出现了，是两个年青的人，他们情感和思想的觉悟高度给观众带来了温暖、希望和力量，于是，《兄弟姐妹》達到了悲剧的高度。

　　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为悲剧所做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模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还好的人。在悲剧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但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激情，预示着胜利、成功的到来。悲剧主人公人格的深化是悲剧震撼人心的地方。

　　因此，早期悲剧以昔日英雄所经历的苦难为题材，意在激发平民对一些问题加以关注与思考，希望人人都能藉由悲剧所带来的“升华”作用，洗涤私心，净化情感；提升关心的领域，由只专注于一己之生命，达于深入探讨城邦更好的未来。悲剧发展到今天，仍然是在代代相承其主导的力量。经典的悲剧之所以成为经典代代相传，就在于它能起到洗涤私心，净化情感的人类需要共勉的力量。

　　悲剧总是模仿比我们还好的人。《兄弟姐妹》做到了这点。

　　在谈论《兄弟姐妹》时，不时地有人提起同样是在 20世纪 80年代首演的《桑树坪纪事》，因此，本人在言及《兄弟姐妹》后，认为也有必要再来反观《桑树坪纪事》的人物塑造。

　　《桑树坪纪事》再被提起，是因为它的内容与《兄弟姐妹》非常相像。它们都改编自小说。《兄弟姐妹》以高压强制为主题，暴露了那个特定年代某农庄凄苦的现实；《桑树坪纪事》也以围猎为主题，同样暴露了那个特定年代某山村凄苦的现实。不仅如此，《桑树坪纪事》剧的创作过程也和《兄弟姐妹》相同，集体下乡体验生活，集体创作，集体完成。《桑树坪纪事》在中国话剧史上奠定的地位不容置疑。它的首演，在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成为轰动中国文坛、剧坛的一件大事。它以演员的表演为中心，表现手法博采众长，有机地结合歌曲、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将再现和表现统一起来，凝聚了新时期话剧探索的成果，被誉为“新时期中国话剧走向成功的标志”“探索戏剧的高峰”。

　　虽然它盛誉在身，但是，在革新的表现手法下的主题意蕴是否得到了深化，或是达到了悲剧的力量呢？将《桑树坪纪事》与《兄弟姐妹》两相比较，你会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在塑造人物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导致了两个剧目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力量。

　　村长李金斗，靠着耍赖、耍横、耍滑，成功地为村民少交了公粮而得意洋洋。于是，他成为远近有名的“能人 ”。这“能人”的能耐体现在：继续当他的村长，凡事他说了算；欺压比村民地位更低，比村民生活更困苦的麦客们；栽赃陷害赶走了只因占了窑洞的外姓人王志科，留下了孤儿绵娃；“坑蒙拐骗”了青女和月娃，继而坑害了福林；冷漠无视村民围堵逼疯了青女；残酷无情地毁灭了儿媳彩芳年青的生命，因此，无底线的私心膨胀致使他成为了“恶霸”。同时，整个村子的农民，不仅仅是辛苦劳动的参与者，也都成为了集体跟着村长围猎他人的帮凶。在被贫瘠荒芜压垮的肌体内部，集体的心灵也被扭曲到穷凶极恶的程度。比起《兄弟姐妹》中农民的“平静”态度，《桑树坪纪事》剧中的农民更有“血性”。

　　由序和三个章节组成的《桑树坪纪事》，该暴露的都暴露了，而且暴露得鲜血淋漓，在这一点上，甚至比《兄弟姐妹》还要残酷和深刻。然而，高潮到来后急转直下的剧终带给观众的究竟是什么呢？主题意蕴真的震撼到观众了吗？给观众心灵造成的影响力是正能量的吗？

　　彩芳面对绝不善罢甘休的李金斗，自己的公公，果敢地说出：不能应，咱是人，不是牛不是马。她觉悟了，她是村子里唯一觉悟的年青人，然而，觉悟后的下场依然逃不脱跳井自杀的命运。这样一个能给观众带来温暖，带来希望，带来力量的人，最终却被处理成只能给观众带来泪如泉涌的可悲可泣声。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一部悲剧，苦尽了甘却没有来，它便达不到悲剧的震撼力，只能停留在惨剧的台阶上。

　　《桑树坪纪事》剧中的最后一个场面是：当灯光再次亮起时，李金斗抽着烟袋，坐在井口边，音乐响起：“九月里的娃娃下了个嫁，小口口说下了哄人的话；我把你当做朋友的待，你偏添了个新友就把良心卖，羊肚肚的手巾，三道道的难，劝了你的耳朵劝不了你的心。 ”李金斗磕了磕烟斗，踉跄而去。

　　似乎这样的处理，是让李金斗本人品尝苦果，让活着的他咀嚼自己的罪恶，他置彩芳于死地，同时也置自己于死地之中。但是这样的处理，创作者本身虽然清醒，经历过同样灾难的观众可能清醒，但绝大部分观众却得不到扬善惩恶的明示，进而达不到感受温暖、希望和力量的快感。因为，即使戏到了剧终，也依然看不到李金斗对自我的否定。李金斗的塑造仍然停留在最初的形态：集狭隘、闭锁、愚昧、无知、残忍于一身，又被特定的时代所利用，他就是个“坏”的人。特定年代的苦难本应归咎于那个年代，而大部分的人们只能被动接受，冷漠处置，犹如《兄弟姐妹》中的大部分村民，可在《桑树坪纪事》中，大部分的村民却跟着年代变得“狂热”，参与一切围猎。李金斗站在队列的前沿，领着一帮乌合之众，占尽了不肯紧跟者的便宜，而到剧终，他都毫无自知之明，毫无反省、毫無廉耻、毫无良心。结尾处李金斗在肉体上得到了报应，老天下雨给了他被报应的机会，残了一条腿，他就这样被动地得到了报应。观众也许被震动了，然而不是主题意蕴升华为悲剧的震动。这种被动带偏了观众，指导观众看着他的残腿觉得他可怜，生生地规避了对他精神上的鞭笞。

　　本该朝着悲剧性去努力的剧目，到剧终都没有能努力提升上去，这里是一边倒的围猎方式，这里没有反围猎，失去了平衡。而《兄弟姐妹》就有反高压的态势，卢卡什勇敢地被逮捕，安菲萨果断地去救夫，米什卡坚定地拿起了笔，妹妹决然地和哥哥站到了一起。尽管前途是生是死无法预料，但主动行为在大幕即将关闭之时，为观众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兄弟姐妹》所追求的是“悲剧性”，并在不断地完善其悲剧的力量，过程长达三十余年不止；当我们反观了《桑树坪纪事》之后，我们深知，这种完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为《桑树坪纪事》不再打磨复演而遗憾。中国话剧一路走过的百余年，我们继承的同样是古希腊悲剧的精神，继承同样包含现实主义的传统，那么，我们在观看完《兄弟姐妹》之后，是否应该思考两件事情呢？其一，怎样按照悲剧 “总是模仿比我们还好的人 ”去塑造悲剧性的人物；其二，怎样按照演剧的规律，反复锤炼略呈骨架的原创，以悲剧的精神——迎头于挫折磨难，怀揣合理的意愿去创作悲剧。

　　张 殷：中央戏剧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