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达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郭汉城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戏曲的发展，而且总是在关键时刻，对戏曲的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重温这些见解，可以加深我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发展历史的认识，还可以感受到汉城先生观察事物的睿智。

　　一、标准与方法

　　首先是关于审定与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时的标准问题。这是戏曲推陈出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 1980年的一次 “全国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上，汉城先生有一个发言，整理成文后，以《戏曲推陈出新的三个问题》为题，发表于《戏曲研究》这一年的第三辑。文章开端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区分戏曲传统剧目的精华与糟粕？很显然，要解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戏曲传统剧目对今天的观众起着哪些作用。先生的回答是：“戏曲除了具有鼓舞教育作用，还有认识作用，美感教育作用。 ”而且再一次强调，戏曲传统剧目中存在一些“鼓舞教育作用不很突出，但能帮助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生活，丰富人们的历史知识，满足人们的美感享受，提高人们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的剧目”。这就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在审定与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时，不会限于对观众有没有鼓舞教育作用一个方面，而有了更多方面的考量。如果检阅 20世纪 50年代中期的戏曲发展历史，了解到当时因为存在诸如没有表现历史矛盾的本质、单纯娱乐作用、团圆结局是粉饰现实、舞台上出现鬼就是宣扬封建迷信等等清规戒律，一些戏曲传统剧目被否定的情况，就更能理解上述三个衡量标准提出的时代意义了。

　　对衡量标准有了这样的理论阐释，先生接着论述了区分戏曲传统剧目精华与糟粕的方法问题，也就是在面对情况十分复杂的戏曲传统剧目时，戏曲工作者应当怎样去做。先生认为，要“慎重研究，细心鉴别，对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析”。“对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析”，这的确是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审定与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的一条重要经验。所以先生在文中进一步指出：“这就要求我们在衡量某个剧目的时候，必须从这个剧目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能连类推比，更不能按照某个固定的框子硬套。 ”“实事求是 ”“对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看待问题的观点、方法在戏曲传统剧目审定与整理、改编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在这篇文章中，先生还对一些有代表性的戏曲传统剧目进行了深入分析。比如戏曲传统剧目所描写的人物，都使用着具有封建道德色彩的语言；然而戏曲传统剧目“有宣扬封建道德的，也有不宣扬封建道德的，也有批判封建道德的”。这就表明，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使用封建道德的语言，不等于这部作品就在宣扬封建道德，须要“实事求是 ”“对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析”。比如高则诚的《琵琶记》，“是按照孝的观念来写赵五娘的”，赵五娘不可避免地使用着具有封建色彩的语言，但是赵五娘“牺牲自己，照顾公婆的具体行为”又不是封建孝道所能涵盖的。故而要把 “人物的行为”与“人物的道德观念”加以区别。

　　再者，“还要把人物的思想和作品的思想加以区别”“作品中人物有封建思想，不等于作家歌颂封建思想”。比如有一部曾经在戏曲界引起热烈争议的戏——莆仙戏《团圆之后》，写了几个“地主阶级营垒”中的人，都“信奉封建道德，按照封建道德行事”。结果，“有些原来信仰封建道德的人 ”后来“动摇了，觉悟了”；有的没有动摇，没有觉悟，“落得悲惨的结局”。因此这出戏没有歌颂封建道德，而是在“批判封建道德”。这就“要从作品的整体上去看”，不能“只看某一个情节、某一片段、某一句语言”。先生的这些阐释与分析，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实事求是”“对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审定与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工作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指导性意见。

　　其实，汉城先生远非在 20世纪 80年代才提出审定与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的标准与方法。 1959年他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戏曲推陈出新的成就与经验》一文，就已经说过：“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概括说来，不外乎它的认识作用、鼓舞作用，还有它的美感教育作用”。这三个标准同样适用于衡量戏曲传统剧目：“包含在传统剧目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精神，历代人民为追求自由生活的不屈不挠的斗志，到今天仍能有力地感染和激励我们，鼓舞我们为今天的美好生活和明天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戏曲传统剧目的“认识作用就是透过舞台形象能使我们认识到古代社会和人民的生活”；“有些传统剧目思想性虽不够强，但感情健康，使人得到健康的娱乐和美的享受，这也是一种有益的作用”。这是对衡量标准的清晰论述。

　　对衡量方法的论述更早。 1957年，先生在上海举办的一次戏曲欣赏讲习会上做过一次报告，整理成文后，以《有关传统剧目教育意义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表于《文艺报》。这篇文章对衡量戏曲传统剧目教育意义的方法就十分明确地提到，“衡量传统剧目的意义，应当提倡实事求是，对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析”。“过去很多错误出在不对具体剧目作具体分析”，“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1962年，刊载于《戏剧报》的《传统剧目整理、改编的几个问题》一文，再一次表示，“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的实事求是精神，也表现在对具体剧目进行具体分析上 ”。而且引申开来，要求在着手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以前，可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剧种的地方色彩”“剧目的流变历史”“演员的表演艺术”。这样的调查研究，有助于在与艺人密切合作时，采取“实事求是 ”的方法。由此可见，汉城先生十分重视在 20世纪 50年代后期业已提出的，审定与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时所应掌握的标准与方法。改革开放以后，戏曲面临新的形势，出现新的情况。汉城先生于 20世纪 80年代再一次论述审定与整理、改编戏曲传统剧目时所应掌握的标准与方法，是为了肯定过去业已阐明的事情，以利于新形势下的戏曲工作者正确应对各种新情况，推动戏曲事业向前迈进。

　　由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与“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向明确，再有汉城先生这样的专家、学者对衡量标准与衡量方法的不断阐述，戏曲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涌现出昆剧《十五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川剧《柳荫记》、京剧《白蛇传》与《将相和》、莆仙戏《团圆之后》与《春草闯堂》、蒲剧《薛刚反朝》、黄梅戏《天仙配》、梨园戏《陈三五娘》等一批优秀剧目。这是一笔富贵的戏曲财富。

　　二、三个阶段与战略转移

　　其次是对戏曲现代戏创作的一些看法。汉城先生一直十分关注戏曲现代戏的发展，而且就戏曲现代戏的发展提出十分值得我们重视的见解。在 21世纪初发表的《戏曲现代戏趋于成熟》一文中，先生明确告诉大家：戏曲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戏曲现代化”“而现代戏是戏曲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试金石。 ”由此可见，戏曲现代戏的戏曲剧目建设在戏曲工作中的重要性。先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曲现代戏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阶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编演现代戏的“热情很高，但经验不足，剧种和题材范围都比较窄，尤其一些大剧种，演现代戏困难比较大”。这的确是当时的实际状况。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后期到 60年代前期，出现了以豫剧《朝阳沟》、京剧《红灯记》为代表的现代戏。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戏曲现代戏“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比第一阶段成熟”。而且“演现代戏的剧种多了，反映生活的领域扩大了”。尤其是一些古老剧种都在编演现代戏，这些古老剧种一旦克服了编演现代戏中的困难，“优势反而显现出来”“表演手段、表演方法丰富，表现现代生活的能力比一些年轻剧种和小剧种更强。 ”先生特别强调，这是编演戏曲现代戏的“一个重要经验”。为什么是“一个重要经验”？是不是可以这样体会：因为这一阶段出现的戏曲现代戏表明，需要探讨的，已经不是戏曲能不能编演现代戏的问题，而是总结已有经验，如何把戏曲现代戏编演得更好的问题了。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戏趋于成熟的阶段”。特点是“好作品大量涌现”，出现了一批“生活基础丰厚，真实感和时代性强的现代戏”，诸如《四姑娘》《风流寡妇》《奇婚记》《山杠爷》《榨油坊风情》《死水微澜》《骆驼祥子》《金子》《土炕上的女人》等等。进一步观察，这一阶段现代戏最大的特点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和深化”。先生名之曰“东方的现实主义”，也就是“以现实主义精神为核心，广泛吸收、融合各种表现方法、表现手段的特殊的现实主义”。因为与戏曲现代戏的形态有关，先生专门谈了谈戏曲的程式体系，并且指出，编演现代戏“不仅要继承能够为我们所用的具体程式，而且要继承应用程式的法则、法规、规律”。先生在另一篇文章《战略转移：戏曲的改革与建设》中说：“像豫剧《朝阳沟》，川剧《金子》《死水微澜》，京剧《骆驼祥子》等，把生活与程式融合得那么好，甚至看不出哪里是生活，哪里是程式。 ”那么可否这样理解：这些戏在程式的运用上，已经做到不仅继承运用了“能够为我们所用的具体程式”，而且继承、运用了“程式的法则、法规、规律”。

　　关于戏曲现代戏趋于成熟，或者说“戏曲现代戏已经基本成熟”，先生在《战略转移：戏曲的改革与建设》一文中给出判断的三条标准：一、“古老民族戏曲艺术形式与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二、全国各剧种“积累了一批”“形式与内容和谐”“现代性与民族性统一”的“戏曲现代戏优秀剧目”。这些戏还“包含着大量的创造性的经验”。三、“戏曲现代戏已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和欢迎，在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好的现代戏能上演几百场、上千场，甚至两千场、三千场”。汉城先生对我说过一件使他难忘的事情，就是在观摩沪剧《挑山女人》演出时，邻座的一位女同志看戏不久就开始流泪，直到全剧结束，一直饮泣不止。可见这出戏的感人程度，也说明戏曲现代戏的确已经基本成熟了。

　　基于上述的认识，先生把戏曲的现代化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戏曲改革阶段”；第二阶段，“戏曲建设阶段”，认为，“第一阶段已经完成”“现在该进入到戏曲建设阶段”。当前的戏曲，从总体看尚处于所谓“危机 ”之中，从而应该全面总结第一阶段的成就，“明确其得失”，实现戏曲现代化的“战略转移”。先生约略为我们陈述了“战略转移”后的奋斗远景：要“建设一支有文化、有理想，既懂中国也懂外国的高、精、尖的戏曲队伍”；要完成中国的“戏曲艺术理论体系”的研究，还要“提高精品意识”“加强剧目建设”。正如先生在《前海戏曲研究丛书》的 “总序”中所说：戏曲工作者应该“增强戏曲本身内在机制的活力，发展戏曲在文艺生态环境中的竞争优势，以取得在新时代生存、发展的权利”。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戏曲工作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奋斗历史，是到了回顾、总结其经验的时候。汉城先生从戏曲剧目建设的角度所发表的上述见解，特别值得我们的重视。认真对待历史的经验，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附记：明年（2017年）是汉城先生的百岁大寿。谨以此文作为向汉城先生百岁大寿的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