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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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文化困境——谈《滚蛋吧！肿瘤君》冲击奥斯卡

　　石 嵩

一

《滚蛋吧！肿瘤君》机缘巧合地搭上了代表中国大陆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末班车。一提到这部影片，浮现进国内观众脑海的应该是——励志抗癌、夸张幽默、笑中有泪、引人深思——这样几个关键词。如此的感受就如影片联合出品人张维重第一次读到漫画版《肿瘤君》时的感受一般，“它的确打动了我内心最脆弱的地方，我也就此相信它有能力去打动别人内心同样的地方……我被感动了，我认为这样的感动会延伸到大量有相似经历的普通观众。”[1]而本片编剧袁媛基于这种原初的感动，对原有故事题材进行加工改编，润色故事人物，将喜剧元素穿插进悲剧的故事情节中，尽可能使观众在悲喜交加的状态中实现丰满立体的观影体验，她指出，“大部分人一看到这种绝症题材、内容的影片，包括我在内都会往主旋律、悲情剧那些固有思维上理解，用自己固有的模式来给这部影片解析一个整体感受，这样悲剧元素就不难在影片中呈现。看过这部影片的观众，会发现里面有一些喜剧元素，那这种模式本身就很特别，容易吸引观众。”[2]具有话题性的IP素材，网络积聚的较高人气指数，编剧的成功剧本改编，再加上男女影星吴彦祖和白百何的强大粉丝号召力和他们的倾情演绎，使这部影片成为暑期档票房与口碑双赢的一部国产影片，甚至有学者认为《滚蛋吧！肿瘤君》是“小妞电影的新扩展”[3]；颠覆了之前繁缛俗套的青春片类型，感受到了“还有一种青春不仅清新，而且刚健；还有一种生命观，叫向死而生。”[4]

　　《滚蛋吧！肿瘤君》国内票房喜人，媒体舆论点赞，又得好运相助参选奥斯卡。这一切的顺风顺水，能否助推影片冲击奥斯卡的进程一帆风顺呢？回答这一问题，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墙内芬芳四溢墙外也会万里飘香，而是要将影片置于大的世界电影的范畴去讨论，尤其是要将它置于英语世界、北美文化圈的接受视域之中换位思考。毕竟“ 影像表达通常比较多义，方向往往是可以被利用的，在一个国家的人们看来是正面的影像，可能在另一个国家人们的眼里就有一定的负面性。也正因为影像语言不像文字那样需要翻译，因此国际影像理解偏差很大。”[5]且先不论影片的艺术品质高下，拍摄手法如何，单论影片中所承载的特色文化符号以及对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呈现方式，就携带了许多中西文化差异的基因，严重者将会导致跨文化交际休克，并直接影响影片主题表达的效果，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读误解，甚至对影片中北京形象乃至中国形象的建构产生负面作用。

二

在影片起始，导演试图通过一系列搞笑动作与夸张表情，展现“脑大条”女主角熊顿的出场。熊顿妙语如珠的29岁宣言，青年英杰如数家珍——电话发明者贝尔、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知名作家村上春树。影片开篇两分钟所树立的励志标杆，全都来自英美强国，以及“脱亚入欧”的日本，可见以熊顿为代表的都市青年一代对英美以及强邻日本的顶礼膜拜之心。高楼林立的背景墙，实在让人难以辨识是在纽约还是北京，直到中国特色的汽车喇叭轰鸣，京味十足的咒骂声音响起，不由拉近了中国观众与影片的亲密程度，镜头呈现的是中国，是北京，是我们熟悉的环境。虽然外国观众无法在京味咒骂中感受到异国特色，但是“活够啦？！”（“Do you have a death wish？！”）的蹩脚翻译，足够雷倒众生；还有熊顿在面对轰鸣喇叭与无端咒骂时的唯唯喏喏，则更会令西方观众大开眼界。一个在物质上突飞猛进，在精神上崇尚欧美的中国，却在最基本的对人尊重方面相形见拙。

　　也许西方文化影响已深入我们的肌理，西方文化符号充斥全片，竟也起承转合串联其了整个故事。但是，西方元素在东方语境中的变异性转换与差异性运用却或许也会引起西方观众的瞠目结舌。首先，西式婚礼教堂的装点已地道十足，赚足了中国女性观众的垂涎三尺。此时，熊顿意外闯入的桥段，起到了吸引观众注意力的效果。但是，一杯杯红酒的豪爽暴饮与酒后吐真言的恶黑处女座（Vergo）又使西方观众领略了中国式红酒的啤酒喝法与中国式经验的星座解读。此后，影片中间部分的餐厅恶搞劈腿男桥段设置在了洋气十足的西式餐厅Lune之中，白人服务员的殷勤服务、提琴乐队的惟妙演奏，高档红酒的恣意消费，饭后甜点的绝美回味……一切都在标识并展现着完全西化的中国新贵白领阶层的日常生活；可是她们的新贵形象在一次次用力碰杯与肆无忌惮的大声聊天中被消解并进而变得负面。在影片的尾声，熊顿的葬礼依然体现了强烈的西方文化影响。红红的十字架表达了极强的基督教宗教背景，这是基督受难与复活的象征，葬礼一幕巧妙地呼应了影片开头的教堂婚礼，似乎昭示着熊顿精神的轮回与不朽，但同时也展现了基督教文明取代中国传统文明在生死、婚嫁等人生重大问题上起到的越发关键的作用。

　　影片中的其他角色设置，也是体现了编剧及主创团队的煞费苦心。通过塑造女主角熊顿的几位闺蜜，试图展现当下都市年轻人的症候特点，从而拉近与中国观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影团体的距离。编剧袁媛就曾在访谈中指出，“我们就必须放大她们的特点，在某些方面突出一些，这样才能足够吸引人，所以对熊顿的三位好友形象，我们会做艺术上的加工。”[6]看过影片的中国观众都会有直观感受，这样的加工放大应该是成功的，足够吸引人的。影片中，熊顿的闺蜜老郑与同屋艾米沿用了原作的真名，着力突显了老郑的男性气质，貌似呼应了都市中越来越多的女汉子形象；而艾米则代表了典型的外企小白领形象，在日企打工的她，迷恋美剧和韩剧，面对日本老板穷凶极恶的日语训斥，她只能忍气吞声。此外，男闺蜜小夏作为一个全新设计出来的角色丰富了影片的人物构成，并观照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多的暖男闺蜜娘娘腔形象。应该说，每位闺蜜都个性鲜明，特点突出，人群表征明显，容易与中国观众形成共鸣。但是，当把这些特点鲜明的闺蜜形象置于全球接受的视野，呈现在国际观众面前时，或许将是另类效果。例如，面对日本老板用日语进行的无端咒骂，中国员工在强言训斥前哑口无言，似乎体现了汉语的势微与羸弱，同时暗示了中国人依旧在日本人的压制之下。而在熊顿的想象中冰天雪地与梁医生亲密接触的这场戏中，完全戏拟模仿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的桥段，这或许又会被解读为不解风情的中国人，表达浪漫却需要用他国语言韩语来完成。由此，汉语沦为了无法言表自己的话语，中国人的形象变成了女汉子、娘娘腔、受气包……

　　相信熊顿父母形象的塑造会感动到不少北漂、上漂、广漂们。借助他们的家长身份，通过他们的对白，影片对中国当前社会问题进行了反讽似的批判。例如，29岁的熊顿在生日当天遭遇劈腿，强忍痛苦与父母通电话请安。这场戏，相信会博得中国观众的共鸣与眼泪。因为，在中国人心中，父母面前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父亲盼独生女儿回归家乡，因为家乡的工作更加安逸，空气更加清新。而在影片中部，当艾米给他打电话，通知熊顿的病情时，父亲的那一句振臂疾呼，“放了我女儿！”令中国观众难以忘怀。这些台词与表演设计，时而触动我们的心扉，时而又让我们轰然一笑。但是，当这样的父亲角色呈现在世界观众面前时，展现出的中国社会却有可能被解读为独生子女政策负面效应、雾霾严重环境污染、人与人之间信任缺失、犯罪率高等负面形象的综合。影片中，母亲角色戏份不多，但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生日叮嘱，还是病榻祝福，母亲反复提醒熊顿，“不要乱吃东西、少吃蛋糕、吃糖不好……”中国观众看到的是慈母恩情，语重心长；而外国观众看到的却可能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严重，中国的年轻一代很难真正成熟独立等。

　　儿童毛豆，作为影片中的一个过渡角色，起到了铺垫与穿插影片线索的作用，自然生动的演绎让人难忘，这样一个角色的设置同时呼应了全社会关于关注贫困病患儿童的诉求。但是，作为一部去参加奥斯卡角逐的影片，面对西方世界的审视，毛豆的形象塑造并不成功，尤其体现在他总是手握玩具大刀、挥舞戏耍，与小夏的玩耍方式也主要以模拟对打的形式呈现。我们认为的习以为常，恰恰可以被西方解读为中国社会从儿童阶段就开始对人们教育灌输的全民皆兵、尚武好斗。此外，再联系片中熊顿的病中梦幻情节，总是充满枪战或是厮杀场景，而与熊顿在梦中激战的病魔也基本以金发蓝眼的白人男子作为主角，这些就不难让人联系解读为“洋鬼子”心态根深蒂固的潜藏在中国人心中，甚至潜移默化的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因此，就不难使西方人得出自己依然是中国的假想敌人的推论，自然会对影片充满警惕甚至敌意。

三

“在国际传播中，偏见常常是和想象联系在一起的”[7]。当我们指责抱怨中国电影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受到了太多的来自西方的不公正待遇，被太多的误读误解的时候，本文想要做到的，即以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角逐的《滚蛋吧！肿瘤君》为例，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提供一种可能的西方理解方式，毕竟这部影片在国际传播的不经意间，给西方提供了太广阔的想象维度与阐释可能。而美国奥斯卡这个电影奖项是一个区域概念、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奖项。东西方文化土壤大相径庭，如果不站在对方的角度审视自身影片中所存在的差异性文化符号，可能就会导致意料之外的后果，甚至呈现出一个与自己想要表达的天壤之别的差异形象。“距离越远的传播往往导致越丰富的想象，这些传播显然是建立在陌生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越是缺乏了解的事物，通常越是需要我们使用想象力去理解。特别是当这种区别由异质构成，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区域时，情况就更是如此。”[8]《滚蛋吧！肿瘤君》里所携带的北京“女汉子”、暖男“娘娘腔”、外企“受气包”等人物形象，在中国语境中，拉近了中国观众与影片的距离，实现了观影共鸣；但是，这些极致的人物形象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就可能被西方观众想象为一个阴盛阳衰、民族羸弱的族群构成。此外，“美国是多种族杂居的多元集合体，民族概念并不清晰，一直需要得到民族身份认知、认同，而这种认知、认同主要是通过构建实现的，即通过对异域空间的想象与理解来实现对自身民族身份的界定”[9]。而影片中所塑造的病童形象却不时的手持大刀，战斗欲望强烈；熊顿梦境里的病魔敌人又以金发蓝眼的白人为想象参照，这就难免不使奥斯卡主办方美国人敏感产生警惕甚至敌意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果多多换位思考，许多问题似乎可以迎刃而解。假想，如果奥斯最佳影片奖颁给一部基于东方人（中国人）形象为恶魔想象的影片，我们又会作何感受呢？

　　＊本文受2014年北京市优秀人才青年骨干个人项目“中国电影海外传播与北京都市国际形象建构研究”（项目号2014000020124G175）和201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电影海外研究视野下的北京影像‘走出去’策略分析”（项目编号15WYC072）资助

　　注释

　　[1][2][6]袁媛，张维重等.《滚蛋吧！肿瘤君》编剧谈[J].当代电影.2015(9).

　　[3]原文泰.《滚蛋吧！肿瘤君》：小妞电影的新拓展[J].当代电影.2015(9).

　　[4]齐伟.从《滚蛋吧！肿瘤君》看到坚强乐观的自己[N].中国艺术报.2015.8.17.

　　[5][7][8]刘宏.跨文化传播中的想象[J].青年记者.2015(7)上.

　　[9]李莹.美国电影中被“他者化”的中国形象的演变[J].青年记者.2015(7)下.

　　石 嵩：中央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松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