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超

　　为贫困民众而设计
——当代中国“设计扶贫”初探

　　韩 超

一

过去的一百年间，为普通民众服务的价值观念令近现代设计渐渐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特别是现代主义设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某些怀揣理想或乌托邦式梦想的先驱曾一度试图通过设计变革来代替流血的社会革命[1]，并力求设计能为劳苦大众服务。上个世纪中后期，美国著名的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1927～1998）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一书中阐明设计应具有社会和道德责任，应重视那些往往易被忽视的领域。“在帕帕奈克的世界中，设计不再神秘，不再为少数人专有”[2]，而是要去关心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贫困人群[3]。

　　但是，中国当代设计关注贫困的视域及反贫困的措施却显得不尽如人意。当前，中国大多数贫困民众不仅没能享有设计在高科技和大工业浪潮引领下所带来的某些便利与实惠，有些人“甚至从来就没有闻见过从设计师的作坊里飘出来的气息”[4]。表面上，设计市场异常繁荣，高端产品琳琅满目，外观样式标新立异，功能品类复杂繁多。而实际上，某些设计品早已偏离了现代设计的本质特征和道德价值，更多地沦为了身份、地位的标榜与象征。相反，那些民众日常亟需使用的卫生医疗设施、工具农具、教学用具、起居用品等为数众多、本应纳入设计范畴的器物却时常得不到重视或索性被忽略。设计界理应努力帮助贫困人群获得普遍利益，所以“设计扶贫”确乎值得关注。

二

与“设计扶贫”概念最为相关的便是贫困。贫困实际是很难度量与界定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坦言：“什么是贫困？‘贫困’一词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5]的确，各国专家、学者对于它无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对贫困的理解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形成了一个动态、多元、渐次加深的过程。有学者按照其概念不断深化、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将贫困分为三类：“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6]。总之，贫困的概念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难

　　以从单一的层面用只字片言去准确界定。而由此衍生出的“贫困民众”则主要包括那些经济收入无法达到基本水平，并由此引发某些能力较难获得充分发展、某些权利也较难获得普遍主张，长期处于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环境恶劣、经济落后、文化不兴、教育缺失、身体残疾、健康堪忧等境地的个人和家庭。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当下所言之贫困早已不单囿于物质或经济领域，还包含了健康、生存、发展、文化与精神等更多方面的问题。所以，对贫困民众的观照也就不应只是着眼于改善其物质生活的困顿，还应将传播优良文化、指导与塑造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作为重要的目标。“设计扶贫”便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而提出来的概念。

　　简而言之，“设计扶贫”是设计行为与扶贫活动的联姻，是一种通过实用型艺术济困扶危的过程。具体说来，它主要借助非官方力量展开扶贫行为，以设计为核心，以发展设计援助为导向，服务特定的贫困民众，提倡开发式设计，始终秉持环保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设计原则，实践活动的对象及理论研究的范畴主要涵盖与贫困民众生活及生产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用等设计造物领域，旨在通过设计这一重要的创造性活动来扶助贫困人群。一方面使其获取更多生活上的便利，并真正享有现代设计造物所带来的实用与审美相交融的成果，在较大程度上推动物质生活及经济的发展，切实改善他们现有的生活面貌和状态，引导健康优质的生活理念；另一方面为他们争取到理解、享受、创造艺术的能力和权利，使其精神生活发生积极向上的变化，获得设计之“善”[7]与心灵上的慰藉，并力图使其产生幸福之感，甚至能更进一步经过相关培训而拥有一定的设计能力，激发自主创新的意识。最终目的是运用设计行业自身的原理和规律，通过设计机构、设计师及贫困人群共同协作和努力来扶助人们逐渐摆脱物质、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贫困，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进整体社会的发展。

　　因此，设计扶贫的总体特征应是科技扶贫与艺术扶贫的交叉。首先，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是开启人文关怀，推进人类社会的长足发展。而设计的本质则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活动[8]，它与科技的价值取向相对一致，都是围绕着以人为本的宗旨。不仅如此，科技是设计实用功能的依托，而设计品往往又是科技的物化实体。所以设计扶贫的展开，同时也是科技扶贫在某种意义上的实现。其次，中国各级政府及社会力量都在不断强调和倡议艺术扶贫的重要性，这“在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发展智力、培养创造性思维、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9]。而现代设计主流方向显然具有不可消解的艺术属性，其艺术表现力能给人们带来感官的愉悦和精神上的享受与共鸣，如同慰藉，是纯物质功能所不能给予的。因此，为贫困民众而进行的设计也带有明显的艺术创造成分，这同样符合艺术扶贫的特征。

三

设计扶贫任重道远，在实施中应避免急功近利或鼠目寸光的设计状态，遵照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思路，始终将贫困民众的权益和尊严放在首位，重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合理和适度地利用设计方法开展扶贫活动。具体来看，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针对贫困民众特定的生活方式与需求提供无偿性的设计品或扶助性的设计服务。

　　如前所述，中国的贫困民众几近与设计无缘。因此，设计师及相关机构应积极倡导非盈利式的公益设计。这些设计活动一般被分为两类：无偿性设计品的供给和扶助性设计服务的提供。前者属于直接给予式的设计扶贫，例如，可为那些在生活与生产中收入、能力都极端贫困的人们提供一些具有针对性和实际效用、低碳节能且样式美观的新产品，其性质类似于扶贫过程中经济或物资上常见的救济行为。但值得一提的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无偿性设计治标不治本，对设计扶贫整体实施而言只是一种补充的手段。而后者则根据实际情况，由专业的设计人士和组织提供有意义、有影响和积极的设计援助，最终还是依靠贫困民众自身力量脱贫致富。譬如，英国发明家特雷佛·贝里斯（Trevor G. Baylis）在1993年专为非洲穷人设计了一款无需电力或电池驱动的发条收音机（clockwork radio 或 windup radio），给穷人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利好：一是非洲某些不通电的地区可通过它来实现对艾滋病防治的宣传与教育；二是生产该收音机的工人将招募贫穷的残疾人[10]。

　　其二，重视对现有和废旧生活、生产资料的利用，提倡环保和可持续性的创新型设计。

　　创新是设计“永葆长青”的秘诀，为贫困民众而进行的设计，因受物资限制，考虑因素较多，设计过程较难自由，但创新却依旧存在。在环境、家具、用品等设计中，创新的方向可以转为改造、翻新老旧材料和废弃物的“变废为宝”式的设计，或是运用廉价再生材料和可持续能源的绿色设计，这是一种功能领先但也不放弃艺术性的设计方法。2009年，中国美协环境设计艺委会就曾策划组织了一次这样的设计活动，由中央美院、北京服装学院、西安美院和太原理工大学四校联合，共同为西部农民生土窑洞进行改造设计。“这一项目活动，改变了当地人的居住观念。改造后的窑洞吸引着众多的本地人或外地人参观。一些有窑洞情结的人也纷纷前来，表达购买意向，一些商家也开始计划投资地坑窑洞建设项目。”[11]

　　其三，与贫困民众携手，共同参与对本土特色产品、特别是民间工艺品的传承与开发性设计，启发他们自主创新的能力。

　　众多优秀的民间工艺品虽散发着质朴淳厚的地域风情，但它们的创造者有很多依然经济拮据、生活窘蹙。此时，如有设计人员或机构介入这些原生态的手工产品、特别是一些濒临失传的本土性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之中，将会带来不少益处。首先，通

　　过专业的记录方法，可较好地保存非物质手工技艺，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文化空间，并为其后的开发性设计提供纹样、色彩、装饰母题、表现技法等方面极具本土化、民族化的借鉴与启发。第二，适度合理的开发性设计能为原有的传统工艺和材料增光添彩，并可予以符合时代的审美价值，使其既有原生态的内蕴，又不失现代的时尚意趣，关键是还能通过开发性设计极大地提升这些产品的附加值，易于宣传，增强这些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第三，开发性设计必然是与贫困民众共同协作才能完成。没有他们的参与，设计出的产品只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很多设计机构在研发民族性、地域性的新产品时，通常需要和当地的手工艺人合作完成设计制造，这便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就业机会。像总部位于伦敦的“树人”可持续公平贸易服装公司（People Tree sustainable and fair trade fashion company）就曾有这样的开发性尝试。早在2004年，该公司冬季产品目录中就推出了“一款由孟加拉山区特里普拉部落居民手工织造的超轻围巾”[12]，“他们的目标就是为贫困妇女创造长期就业的机会，发展商业技能，并运用生态、可回收、坚固的材料来生产高品质的产品”[13]。

　　其四，时常开展关于设计的宣传和教育活动，逐步改变贫困民众陈旧的意识或偏见，增强他们对设计的理解与认识。

　　若要从根本上推行设计扶贫，还须在思想意识上对贫困民众加强素质教育和文化宣传，力求让他们了解设计对于改变其生存现状的重要意义。这主要应通过专业的设计团队或高等院校设计类师生的共同努力来实现。例如，可借高校暑期社会实践设计类学生“三下乡”活动，帮助贫困民众进行设计实践，为其培养一定的创新、创业技能，并辅助开设各类简单的设计课程来达到渐次普及的效用。另外，还可以借助各种现代化的手段来宣传设计的本质、设计产品和设计理念，比如在贫困地区放映设计类的纪录片、举办各色设计展览，分发设计图册和宣传册等。

　　其五，支持和鼓励有识之士、有诚之士深入农村或贫困山区，从事试验性的文艺创作、实现设计理想，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从某些侧面支持设计扶贫的发展。

　　中国当下一批怀揣理想和信念的知识分子，更愿意远离喧嚣，常驻农村或偏远山区。他们积极地运用自己的文艺个性去推崇与文化和艺术有关的乡土改造与建设。此中不乏各类艺术家和设计师的参与。带着对传统农耕文化的向往，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反思，他们在乡间从事着各种创作与实验，立志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农村的复兴，最为著名的莫过于“碧山计划”[14]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尽管介入它的各方努力目前尚处于试验性阶段，各项倡议在整个中国也还未形成一定的浪潮。然而，为农村和贫困人群服务的精神却贯彻始终，这无疑体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社会、历史的责任感。例如，一些有追求的艺术家及设计师把村庄的改造看成是艺术品的创造，“从村庄规划、建筑改造、城乡依存、有机农业、垃圾处理到微型金融，再到村规民约和村民教育，每一个细节都

　　要精心雕琢，要求做到落地性地为农民服务”[15]。当然，为贫困民众而设计是不以艺术家或设计师个体意志为转移的一种较为理性和现实的社会活动。在设计扶贫的过程中，上述一些举措还显然带有知识分子某种理想化的倾向。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势必会成为中国设计反贫困的奠基石，为其今后的长足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具有一定扶贫性质的设计活动尽管存在，但对于整体的贫困民众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诸多问题还需实践与理论双方面的艰难求索。晏阳初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曾断言：“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是乡村改造的主力。知识分子回到民间去，不是包办代替，而是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16]这也是设计扶贫举措的初衷。或许，正如刘易斯·吉马良斯博士（Dr. Luiz Guimar?es）领导的巴西大坎皮纳斯联邦大学工业设计与可持续发展组所遵循的原则那样，才是设计师与贫困民众关系的真实描述：“我们认为，设计师如果真的在乎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现状，就应该抛弃他们特有的傲慢。经验显示，因为我们有较多的能力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对这些人负责任。但是，我们必须谦逊地意识到，通过与这个群体的互动，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17]* 本文为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设计关怀贫困群体的伦理考量与实践研究”（项目号：15YJC760035）阶段性成果，浙江省民政政策理论研究规划课题“英国‘实际行动'组织救助模式对浙江的启示--设计力量参与社会救助的途径研究”（项目号：ZMYB201523）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王受之. 世界现代设计史[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108.

　　[2][3][4] [美] 帕帕奈克著 周博译. 为真实的世界设计[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5；68；65.

　　[5] [美] 萨缪尔森, [美] 诺德豪斯著 胡代光等译. 经济学[M]第14版（上）.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6: 658.

　　[6] 郭熙保. 论贫困概念的内涵[J]. 山东社会科学, 2005(12): 50.

　　[7] 李砚祖. 设计之仁——对设计伦理观的思考[J]. 装饰, 2007,(9): 9.

　　[8] 诸葛铠.设计艺术学十讲[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70.

　　[9] 福建省艺术馆编. 福建艺术扶贫工程纪实[M].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7:2.

　　[10] About TREVOR BAYLIS, the inventor of the windup technology[EB/OL]. http://windupradio.com/ trevor.htm/ January 6, 2005

　　[11] 张绮曼. 为西部农民生土窑洞改造设计——关于四校联合公益设计活动的报告[J]. 美术, 2014,(4):101.

　　[12][13][17] Angharad Thomas. Design, Pover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 . Design Issues . September 2006;22（4）: 55;55;56.

　　[14] 左靖主编. 碧山01：东亚的书院[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5.

　　[15] 左靖主编. 碧山02：去国还乡[M].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3: 43.

　　[16] 孟雷编著. 从晏阳初到温铁军[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5: 162.

　　韩 超：湖州师范学院艺术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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