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付红

　　静待春天
——漫谈当代音乐创作的挑战与未来

　　史付红

　　

　　作曲家史付红

　　音乐创作的过程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和悟道的过程，需要用一生的时间去逐步体会、感悟、反思和发展。所谓“静则思，思则变，变则通，通则达”，作曲这个专业存在的难度之一就是怎样能够把所学所知高度融会贯通，兼收并蓄，融化并凝炼为作曲家自己特有的极富个性的音乐语言并准确地表达出来。作曲的悟道过程犹如人生，是一个寻找和探索的过程，也是阶段性的，需要时间的打磨。创作的各个阶段会有来自不同视角的见解、总结和感悟。

　　我个人认为，在任何一个历史的时间点，创作都面临着挑战、机遇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可能就在于面对的挑战和未来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和程度深浅各异罢了。纵观历史，对于同一位作曲家，他们自己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也都会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与展望。

　　音乐创作这项工作，是非常个人化和个性化的表达。它的产生、发展与繁荣依托于社会整体人文素养的基础和高度，也依托于作曲家群体人文培养与扶植的良性循环和整体链条。音乐的创作与欣赏犹如繁花和雨露阳光，它们共生互存，不可分割。虽然我们也许无法或也无须到达“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的伯牙摔琴谢知音的高度和境界，但是音乐创作确实无法孤独吟唱。每位作曲家无法挣脱的是时代的印记和个人艺术个性的烙印。漫步国外的音乐图书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每位伟大作曲家的书架上面除了陈列大量对作曲家音乐创作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的分析专著外，还有一类书是关于作曲家和他同时代同行、艺术家朋友包括生活中朋友之间的点滴生活记述的著作。通过对作曲家与同一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艺术家们和朋友们的交往、影响、引领和感染的细碎人生经历的描写与叙述，让后世的音乐研究者、音乐爱好者、表演者和创作者更加直接、生动、身临其境地真切感受作曲家作为活生生的、有情感的人的平实生活，进而更加深切地了解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感和创作过程。听众和时代同行者的素养、欣赏、互动、鼓励、理解、支持与共鸣对于音乐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也会反向作用于音乐创作，进而促进音乐创作的反思和发展。

　　

　　史付红在“上海之春”音乐会谢幕（上海音乐厅2011年）

　　

　　史付红与指挥家谭利华排练中（国家大剧院2011年）

　　欣赏音乐这株艺术之花的前提是学习、培养、引导、教育、经历和感悟。除了课堂和书本的学习与教育之外，环境及氛围的熏陶，感染和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2014年8月29日，我有幸作为受邀作曲家参加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的“作曲家进校园对话金帆”活动，与北京市安慧里中心小学、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和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民族管弦乐团的同学们通过演奏和对话等活动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交流。我个人认为这样的活动与中国音乐未来的发展和希望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未来中国音乐发展的土壤、种子和希望就寄托在这些天真烂漫、思维敏锐、视角开阔、心态开放、善于反思、才华横溢的少年们身上。文化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薪火相传，而音乐又是可以整合文学、美术、舞蹈、戏剧等诸多艺术门类的一种力量。通过对青少年艺术教育的培养和交流，提高他们整体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情趣，即使未来他们活跃于不同的专业领域和工作舞台，这个人文的基础、欣赏的能力和艺术的审美与认知会一直伴随他们的人生，不仅能够给他们的专业和工作带来灵感，并且也能够为他们的生活和情感找到出口与寄托。我相信，通过阳光雨露的精心培育，这些土壤会逐渐肥沃，种子会发芽、开花、结果并成长为参天大树。我们优秀的音乐家、杰出的音乐作品、可以引起共鸣的听众和知音也最终一定会在这些土壤、种子和希望当中产生。

　　当今，科技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是平的，东西方文化因其各自的不同而使世界文化异彩纷呈。多年国内外的生活、学习、观察和工作经历使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异与同。西方文化更注重理性、逻辑、标准化。无论是在院校还是社会层面，教育细节的安排与实施，教育的多层次、多出口，学科间的交叉合作等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与世界众多交响乐团相同，加拿大多伦多交响乐团一年中每个月都会面向加拿大大中小学校的学生们安排很多公开排练。我每次去听多伦多交响乐团的公开排练，都会遇到来自加拿大多伦多不同小学和中学的老师带领孩子们静静地用心聆听，并且乐团也会定期安排优秀的演奏家与孩子们面对面地交流和回答问题。这些细节看似琐碎，其实意义深远，意味深长。组织者们深深懂得：聆听、欣赏和理解古典音乐、尤其是当代音乐需要一定的理解能力，这些能力除了依靠学校和课堂的学习培养外，也建立在看似轻松随意的点滴观察、旁听、参与和交流过程之中。在欧洲和北美洲，无论是大型的交响乐团，还是中、小型的室内乐团都非常强调和重视培养年轻作曲家群体和乐团的观众群体，进而保证音乐创作和文化发展的生生不息。几乎每一场每一首新作品演出亮相前，乐团都要安排作曲家与听众对话、互动，包括讲解创作理念，介绍作品和表演的一些作品片段。演出结束后，通常也会安排作曲家与观众互动交流等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听众揭开新音乐和新作品的神秘面纱，让听众感觉当代音乐并不遥远，也使听众感受到当代音乐创作不是仅仅在象牙塔里完成的，它就在身边，就在眼前。所以，音乐创作的发展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一维的，它是一个整体链条性的互动和促进。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断的总结和反思是发展与进步的原动力。近年来，我们国家开始在培养年轻作曲家群体和积累中国当代音乐曲目方面付诸行动。比如中国北京国家大剧院2011年举办的“首届青年作曲家计划”，面向世界各地的中国青年作曲家征集和遴选管弦乐作品，旨在支持和鼓励中国作曲家以脚踏实地的精神投入创作，鼓励青年作曲家将中国文化融入创作。我的管弦乐作品《同心圆》是入选决赛的六部作品之一。国家级别组织机构和音乐院校主办的各类各种形式的作曲比赛、国际作曲大师班及交流活动也如雨后春笋般层数不穷。作为一位青年作曲家和年轻的音乐教育工作者，我在欣喜地参加、组织和观察这些活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相对来说，传统深厚的文化背景往往很容易使人深陷其中，传统也很容易使人循规蹈矩并成为负重。相反，可能相对年轻一些的文化更容易强调和鼓励创新，建立自信和突破自我。相对西方以注重观念为主导的创作思维来说，中国的音乐创作更注重实用性和实用价值。东方和西方的观点能否做一个互补和相互的借鉴？也就是说，我们的当代音乐创作能否更进一步地鼓励创新？而西方的当代音乐创作可否更加重视音乐的可听性？在对待创作和作曲比赛的态度方面，我们能否削弱一些竞技、逐利思维和实用心理，而发自内心地真正热爱音乐和热爱创作？从外部环境的支持方面，是否可以更加积极地鼓励和支持当代青年作曲家们大胆尝试？能否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包容这些尝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瑕疵，不足甚至失败呢？失败真的有那么可怕吗？过去的经验包括失败的经历难道就不能成为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基础与资本吗？傅雷先生曾在《傅雷家书》中谈到“真诚是第一把艺术的钥匙”。我从教学经历中发现，大学一年级的作曲学生在学习中最为困惑的部分就是如何在创作中坚持真诚，因为他们还缺乏足够的自信坚持己见，容易从众，同时又不太甘心。这个时候倾听来自内心自我的声音是最重要的，对他们未来的创作也是决定性的。对于作曲学生们来说真的是“笔墨等于零”吗？不尽然！但对于不是发自肺腑和来自心灵深处的、缺乏精神和灵魂的作品来说笔墨确实是等于零。帮助青年作曲家和作曲学生们插上想象的翅膀、建立自信，才能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可持续的创作和阶段性的成果也会在此过程中自然产生。

　　1995年，我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读大学一年级，我的导师、著名作曲家唐建平教授给我上作曲课的第一句话就说：“从现在开始，你创作的都是音乐作品，而不是习作，必须要有高目标、严要求，音乐要有丰富的想象，一定要由衷。”1997年，我为次女高音和钢琴创作的《声声慢》获得了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第六届征曲比赛佳作奖。同年，此曲的乐谱也由《音乐创作》杂志发表。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脍炙人口的晚期词作《声声慢》把我的思绪带回了记忆深处。记得有一次我去探访处于生命最后阶段的奶奶，久叩房门无人应答，我不得不爬上一楼的窗户向屋内张望，一束橘色的夕阳映照在如大理石雕塑般的奶奶身上，她的剪影投射在雪白的墙壁上，她的头发因为化疗都掉光了，久久的、静静的坐在那里，表情温和沉静，时光仿佛就为她定格在那时那刻，不舍前行......那个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也成为了我写作《声声慢》的灵感：北方凛冽的风和黑土地赐予了奶奶温柔、忍辱负重同时又顽强坚韧的性格。《声声慢》从开篇生动传神的十四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一直到“怎一个愁字了得”戛然而止，仿佛道出了女人一生的心路历程。作品的声乐部分借鉴和运用了很多中国戏曲音乐的吟、咏叹和滑音，钢琴部分更多的是模仿中国古老的乐器——古琴的音色，运用音块描摹寺庙钟声的音响特点，同时也运用了具有中国音乐特色的声腔句式、音乐句子结构、还有音乐气息长度和乐句构成与发展方式等。作品的最后部分，钢琴在几个不同音高上面的重复音仿佛是雨滴、泪滴亦或是心跳。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我音乐创作的真正起点。西方音乐是我的“接穗语言”，而中国音乐是我的“砧木语言”，怎样基于自己对东西方两种音乐和文化的了解与研究，融合其精华特点创作新品种的乐曲，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课题。为此，我除了学习西方传统和现代的音乐理论与作曲技术外，也对中国音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融合东西方音乐精华的创作中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面的尝试与探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年来，在音乐创作方面，除了把中国乐器的演奏技术和音色移植到西方乐器外，我在创作中更加注重和发展中国音乐的内核特征，用更加逻辑化和科学性的方法来组织并发展音乐材料。除了致力于发展中国音乐的内核特征外，我还尝试通过分析东方与西方音乐中具有相同和相异性质的素材，进而融合创造出崭新的音乐语言材料来创作音乐。例如：为打击乐和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创作的协奏曲《对话》（2000/2005），为三位侗族大歌演唱者和中西混合室内乐队而创作的《归去来兮》（2011），还有为中西混合室内乐队创作的《距离》（2013）。随着对西方现代音乐，特别是西方20世纪和当代音乐作品与理论的深入研究，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音乐美学和哲学对于音乐创作的重要性。通过研究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作之一《易经》，我总结出了一套作曲理论方法。六重奏《散射》（2005）、室内乐队作品《炫彩》（2007）和管弦乐队作品《同心圆》（2009）都是基于这个理念创作的。除了融合西方音乐技术、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哲学精华这些特点外，我也在融合中国民间音乐特点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室内乐队作品《无时间的大气》（2006）采用了西藏民歌的基本素材，运用了西藏民歌旋律的骨架构成特点来陈述音乐。在该作品中，我还大量运用了中国音乐中的支声复调技术, 也运用了从五声调式音阶中衍生出无调性音列作为基本材料等作曲技术手段。《颜色幻想》（2008）和《时间之迹》（2008）都是为两架钢琴和打击乐而创作的乐曲。这两个作品更加强调钢琴与打击乐之间的音色和音响的呼应关系，并且侧重于开发民间音乐中诙谐逗乐的音乐气质与趣味等等。

　　

　　史付红在法国聆听欧洲作曲大师Salvatore Sciarrino讲课（2008年）

　　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音乐。从远古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前）最初的音乐起源，一直追溯到21世纪信息爆炸、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无论物质生活水平怎样提高、发展和改变，千百年来人类的情感本质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的改变而褪色，人类对于音乐和艺术的需求也并没有因为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而减弱和消逝。改变的部分可能只是人类表达相似情感体验的音乐语言的发展、乐器的演变、表达手法和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延展。音乐艺术对于国家、社会、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建设发展具有深远和永恒的意义，它们是取之不竭和用之不尽的，也是任何其他一切事物无法代替的精神宝藏。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和变迁，音乐艺术珍品永远都是人类世世代代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源泉。人文艺术的学习和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和理论进行研究、比较、分析、总结、发展、实践和融合。人文艺术的学习和发展就如同河流一般，需要追溯源头，并探究主流、支流、延展和最终汇入大海的脉络与方向。纵观历史，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的繁荣昌盛都是经过融合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精华，进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逐渐融合繁衍以至成形和成熟的。这个过程必须经历，我们无法回避和省略。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 1881-1945）在音乐创作中追求的是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 1770-1827）和德彪西（Claude Debussy 1862-1918）三位一体的高度融合。从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中就可以窥斑见豹。这部作品清晰地展示了巴托克对巴赫对位技术和贝多芬音乐发展与展开手法炉火纯青的掌握和驾驭，最重要的是他在音乐中自然而巧妙地融合了匈牙利民间音乐 Siroták 挽歌的素材，形成了他音乐创作独具一格的音乐语言和陈述方式。德国当代作曲家拉赫曼（Helmut Lachenmann 1935—）弦乐四重奏的创作继承了贝多芬弦乐四重奏创作的结构逻辑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极大地丰富、扩大和开发了音色的使用。他的创作初衷包括对音色的极限开发，追求用有限的乐器演奏呈现出无限的音色和音响世界。

　　中国音乐丰富多彩、绚丽多姿、高远奥妙，博大精深。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东移动的同时，世界艺术的中心也在慢慢向东移动。具有国际视角的新世纪音乐人才不仅需要有“西为中用”的眼界学识，也更加需要具有“中为西用”的国际化艺术理念和研究成果。弘扬民族艺术，发扬民族文化是我们这代音乐工作者不容推卸并任重道远的责任。同时，总结我们民族音乐特点，形成具有逻辑性的音乐理论，建立我们自己的音乐创作体系，并积累与丰富我们当代中国音乐作品库的行动也势在必行。带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带着兼收并蓄和融会贯通的开放创新心态，带着“朝圣者”的灵魂，期待春天，静待花开…

　　史付红：青年作曲家、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 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