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新祯

　　马勒 1911年5月18日逝世于维也纳，他继承了自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一直到舒伯特、勃拉姆斯和舒曼以后的交响乐传统，同时又从时代精神中汲取丰富营养，确立了一种新的交响乐语言，成为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马勒去世百年之时，各地乐团庆祝他辉煌的成就。 2011年第 1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于 10月6日如期在北京举办。音乐节以马勒为中心，特色极其鲜明，在为期 25天的音乐节里，收入马勒的 18部完整作品，其中包括交响乐、声乐、室内乐等，以纪念马勒逝世 10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在上个乐季上演他的五部交响曲之后，继续献演《第六交响曲》。上海大剧院也陆续推出纪念马勒逝世 100周年系列活动。世界著名指挥大师祖宾 ·梅塔率领意大利佛罗伦萨五月音乐节管弦乐团亮相上海大剧院，演出了马勒《 D大调第一交响曲》（又称《巨人》）。在此之后，被誉为“马勒第二交响曲”最佳演绎者和代言人之一的美国音乐研究者吉尔伯特 ·卡普兰携手上海爱乐演绎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除了音乐作品，还开展了一系列专题讲座《马勒的音乐与人生》《解析马勒第二交响曲〈复活〉》《反讽的深意：马勒音乐的“后现代”意味》等，来缅怀这位饱受人间磨难的音乐家。这一系列的活动激起了我重新思考马勒音乐中“悲观”的特殊语言。

　　古斯塔夫 ·马勒在创作《第三交响曲》的汉堡时期，马勒将自己的哲学兴趣集中在叔本华和 G·T·费希纳的著作上。他感到在他所读的关于音乐本质的一些著作中，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所涉及到的相关段落是最有意义的。按照叔本华的理论，意志是人的本质，是人的全部生活中最深刻、最真实的东西，音乐本身正是对这种深刻、真实的直接传递或客体化。马勒的音乐传递的就是一种更为深刻的现实生活。罗素指出：“文明欧洲流行的悲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叔本华的。 ”[1]然而马勒并不像瓦格纳那样几乎是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马勒与叔本华是一种人生观上的契合。而且随着自身灾难的深化，这种人生观的影响也就越发显著。马勒一生都是选择死亡的题材，这在他的作品中清晰可见，强调死亡实际上就是体现了马勒生命中的悲观意识。在对痛苦、不幸，无法抗拒的境地下，人们要寻求某种问题的解释，叔本华哲学恰恰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他阅读叔本华哲学、并欣赏接受叔本华的观念，形成了他情绪上的一种类型，属于低沉、充满矛盾、找不到答案、紧张、彷徨的心境。而有时又达到升华、进入神圣的境界。这些都是在他的音乐作品中流露出来的。

　　北京国际音乐节推出的马勒十部带编号交响曲，便是完整反映马勒从 1884年构思第一交响曲到 1910年第十交响曲近 30年的历程，让观众通过音乐感受到马勒的悲苦人生。马勒《第一交响曲》借用了许多早年不同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的材料来象征着他的不幸经历，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是围绕着在生活中经受磨难、挫折并与之斗争的英雄任务。全曲共四个乐章，其中体现马勒悲观意识在第三乐章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他称第三乐章为《仿卡洛风格的葬礼进行曲》。它借用民谣《马丁兄弟！你还睡吗？》，这本是一首欢快的歌曲，但马勒甚至从儿童时代起就从未像其他人所唱的那样认为“马丁兄弟”多么欢乐，而是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悲剧。用讽刺、怪诞的手法写一首悲剧性的葬礼进行曲。《第二交响曲》就是面对迷惑不解的无意义的人生，去寻找人类存在真谛的一次尝试，从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这个角度上看，与《第一交响曲》不同的是马勒这次离开了他的亲身经历，就像一位高瞻远瞩的哲学家站在很高位置上发问：“我称我的 c小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为《葬礼进行曲》，它是我《第一交响曲》中的英雄，这个英雄正忍受他的悲哀和痛苦，现在我把他带进坟墓里。这里立即产生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受苦？难道这是天大的笑话！如果我们要继续生存的话，我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2]他一直都在努力寻求“生与死”的答案，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探索。这部作品第一乐章一开始便以急促的十六分音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严肃、悲哀，象征着死亡的葬礼气氛。《第三交响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痛苦的世界上飞翔”。这种生死探索在《第四交响曲》中继续思考。然而从《第五交响曲》开始，他的悲观意识进一步深化，他把目光转向了 “人类所处的悲惨困境”和“真实世界上 ”。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所遭受的所有痛苦的总和。从总的方面看，作品主要表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绪：一方面是赞美生命的舞蹈；另一方面是死亡的力量，它无时无刻不在对人进行威胁。 1904年，马勒完成了他的《第六交响曲》。这部被马勒称之为《悲剧交响曲》的交响乐作品保持了传统四乐章结构，它的基本内容就是表现“死亡”。最后的三部交响作品，具有综合概括的意义，一方面，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前面的作品进行了归纳总结；另一方面，又充分反映了马勒晚年异常矛盾的心理，音乐带有深刻的悲剧性。毕竟他所向往和描绘的天堂，不仅不存在也不可能实现。

　　我们看到从马勒的第一交响曲到最后一部交响曲，这其中在艺术内涵表现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死亡”形象的不断出现这一与生命对立的否定形象，从《第五交响曲》开始就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而《第六交响曲》可以说是马勒对这一死亡形象作为对人的精神不断摧残的更为深沉的悲剧表现。从马勒的深沉意识上说，这就是他生存的不幸环境，以前是这样，以后还是这样。《第六交响曲》中的“死亡”就是对这种敌意环境的痛苦否定。

　　《第六交响曲》也称为“悲剧交响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马勒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深刻危机的时代。像叔本华、尼采等思想家、哲学家那样，马勒本人也痛感到现实社会和人类现实生存的无意义性（尽管他不可能洞察到产生这一精神危机的社会根源）。《第六交响曲》从本质上来讲充满了生活经历的苦涩，表明了对生活的否定。马勒通过对他本人、他的女儿及阿尔玛的痛苦“经历”的表现，所揭示出的深层含义就在于此。在音乐创作上，《第六交响曲》也不像以往的交响曲为了适应作品的情节表现而运用展开性的调性手法，马勒在《第六交响曲》中就是以象征着死亡的 a小调作为作品的中心调。整部作品的四个乐章在调性上的安排是： a小调奏鸣曲快板； E大调慢板乐章； a小调谐谑曲及 a小调结束乐章。象征着死亡的 a小调成为作品的集中表现调性。

　　关于马勒，还需要提到的是：《第六交响曲》的预言印证了马勒的实际生活。就在这部作品首演的第二年，《第六交响曲》中叙述的悲剧性内容，真实地降临到了马勒的头上：首先是他的大女儿因病死亡；紧接着他在反对他的人的联合攻击和反犹主义越演越烈的气氛下，被迫辞去了维也纳歌剧院的院长和指挥的职务；而最后一次，他被医生诊断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马勒在实际的生活中真正受到了命运的三次打击。马勒在《第六交响曲》中对其不幸命运的预感主要来源于马勒头脑中的悲观宿命意识，这除了跟他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其不幸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外，也不能排除叔本华的悲观态度对他的召唤。《第六交响曲》出现的巧合也正是他不乐观的消极意识造成的，他预感到了命运的悲惨结局，人生的不幸。马勒接受叔本华的观念，某些观念肯定就有与叔本华相同的地方。同时作为作曲家，他要把心中的这种感受变成音乐，跟此时此刻他要表达的东西有关。马勒要表达死亡，死亡给人带来紧张、彷徨的痛苦感觉，这与叔本华哲学观念流露的情感基调是一致的。

　　马勒倾注了他的一生，去探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音乐形态上马勒用发展性调性，虽然音乐调性还存在，但音乐不再回归主调，音乐中最基本的稳定因素已经动摇了。所以马勒的音乐更显得紧张、不安。可见，马勒作品既是他人影响的产物，同时也是自己独创的产物。人们在不断聆听马勒的作品中去感受马勒独有的特殊语言，去体会他更明确、更具体、更深刻的悲观意识。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内涵，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他的音乐世界。

　　注释

　　[1]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2] SLGM， 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