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

　　甫一进入叶广芩长篇小说《状元媒》的阅读，我就被其浓郁的京味儿，包括地理、掌故、语言、风俗、文化、饮食、人物及其命运深深吸引。出版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腰封中以“老舍之后，京味文学的旗手叶广芩”为推介点。将叶广芩与老舍相比，称她为继老舍之后的又一个“京味”小说家是正确的。

　　一

　　今天北京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世界性大都市，但在高楼林立中的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古迹，却成为代表着她昔日辉煌与荣耀的历史文化符号。不仅成为北京的骄傲，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骄傲。在现代化潮流挟现代科技革命之风席卷全球的时候，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生活方式已经被林立的高楼所替代时，人们却有了对胡同、四合院的怀念，有了家园不在的失落感，如叶广芩所谓的“我体会了以往生活逝去的无奈和文化失落的不安。这种感觉，也是我在故乡停留，面对拆迁的四合院，一次又一次从心底翻涌出来的难以言说的对生命、对人生的另一番滋味”。

　　老舍先生无疑是“京味”小说的鼻祖，但那不是他未卜先知地要开创一种地域、城市文学的流派，而是他的生活和人生经历决定了的，一写人生记忆中的人和事就离不开北京的胡同、四合院，和穿行于胡同、四合院的各式人物，因了这种生活和人物，它们就不小心成了“京味”小说，并成了一个流派的创始人。与老舍相比，叶广芩是幸运而得天独厚的，不仅与老舍一样是旗人后代，而且与爱新觉罗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被辛亥革命这个时代大潮卷进民间胡同的皇亲贵胄的飘零子弟，直接从父辈那里传承着皇亲贵胄和旗人的精神文化传统。但在她上世纪 80年代得以走向文坛的早期小说中，却是竭力向劳动人民，无产阶级靠拢和亲近的“载道的严肃和使命的庄重”，极力与青少年时代的京华生活记忆刻意疏离。其实，早在 2000年初她发表在《延河》杂志的第一个家族生活短篇《本是同根生》，和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及此后由系列中篇所联缀的长篇家族小说《采桑子》，她就卸下了外在社会的压迫所加给她的层层束缚，开始了面向自己真实的家族生活记忆的抒写。只是由于心有余悸，却难免有所保留。她敢于写其他命运各不相同的家族人物，但却将他们与作者自己的人生尽可能地隔离起来。而写在她退休之后的《状元媒》却有了将家族成员生命、人格、精神传统和价值观念与自己的生命人格精神如血肉联在一起的坦荡。

　　二

　　首先，在写这些家族和与家族成员密切交往的人的命运遭际的时候，她并没有回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历史和国共斗争，抗日战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镇压反革命，城市工商业改造、公社化、 “上山下乡”及改革开放等社会历史事件对这些人、这些家庭的冲击和影响，写出了大时代、大历史与曲折的个人命运复杂多样的因果联系。其次，尽管社会主流已对这些历史事件早已有了是非分明的评价，但她却并没有一味的迎合这些评价，而始终着眼在处于大浪潮中的家庭和个人命运。没有回避光明中的黑暗，阳光下的罪恶，历史前进中的苦难及家族的人生命运悲剧。这种聚焦于大历史下的家庭、个人命运的写法，甩掉了社会、政治评价的包袱，使《状元媒》的笔墨具有了空前的自由和灵气，也具有了抛开以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压抑着的块垒的酣畅淋漓。这是真正的心态放松的自由的写作，肯定也是愉快的写作，快乐的写作。尽管它会因为一些美好人物的悲惨结局而心伤、哀凄，但这种哀婉和忧伤的释放却有着掏心挖肺的透彻与快乐。

　　《状元媒》在叙事、结构语言上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概括起来是：冰糖葫芦的串式结构。以父母婚姻、家庭、命运为总线索，上面串着他们一个个子女、亲戚、朋友的性格、行状、事业、命运的“葫芦”，合起来是一部家族生活、人物、命运的长卷，拆开来可以独立成章，可以作为中篇小说来读，表现出其面向社会大众阅读兴趣、习惯、心理的俗文学的特点；叙事语言则可分为人物语言的京韵、京味、京腔的地域特点，而叙述贯穿的讲述语言多用宋、元、明、清诗词，京、昆戏曲语言，或写景、抒情，或议论品评，婉转、优雅、简练，表现出以俗入雅，以雅统俗的深厚文化根底和修养；每章、每篇不仅以脍炙人口的著名京、昆剧目命名，而且现实人物关系、命运、性格、情绪多与经典戏曲的内涵意蕴相互映衬，表现出既可意会，又可言传的文本讽喻关系，构成独特的戏剧效果，戏剧化意境。如果说《状元媒》《三击掌》《盗御马》几章是明喻、显喻的话，那么《三岔口》《逍遥津》《凤还巢》则是一种可以给人更多联想的暗喻。无论从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文本的创造性价值来说，《采桑子》《状元媒》都可以称为当代中国文坛独树一帜的文学奇葩。

　　三

　　从长篇小说《没有日记的罗敷河》《采桑子》及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开始，在金氏家族中常常出现一个老幺女儿 “丫丫 ”的形象，只是除了《罗敷河》之外，这个叛逆的女孩常常作为叙述人或叙述视角的形象，虽然人们可以意会这就是作者自己，但常常只起着引起叙述的作用，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回忆者角色。而在《状元媒》中，这个“耗子丫丫”终于显形为写过《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全家福》等作品，漂泊陕西 44年的北京籍作家叶广芩。这种让作家自己的身份，身世逐渐显露的过程，可以文学地理解为细水长流的叙述策略，也可以世俗地理解为作家的生存之道，它见证了阶级化、政治化的中国，向文化的，传统的、开放的承认每个个体的现代中国的演变过程。这本身就是一部社会史，文化史。从叶广芩个人的人生经历来说，也可以看出一个从出生起，就带有阶级、家族“原罪”的皇族后代，从被社会塑造和压抑中回归自我的过程。

　　在《状元媒》的后记中，叶广芩说： “小说以父母的结合为契机，以家族成员故事为背景，以我的视觉为轴线，冠以京剧的戏名而写成。其内容本可以不出北京城，陕北的‘插队 ，华阴的农场似是多余，但是我不能收笔，因为命运将我甩出了京城，将我安置在黄土高坡，所以也有了《盗御马》《玉堂春》。这是我这一代人的经历，是绕不过去的岁月，是京味题材的别样回忆 ”。其实，这种解释是多余的，因为“京味”从来就不只是人情风俗、地理掌故，从根本上来说更是带有这块古城的历史和文化气息的人物。正如最近主流媒体呼唤的“生命高于一切”，正是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宽广的人道主义关怀出发，小说写出了在反抗异族侵略、阶级革命，到社会变革的失序中从宫中奴才太监，贵家公子小姐，普通劳动者到曾经的达官显贵，以及从中走出的知识者、实业家、艺术家的生难、死亦难的被日渐剥夺的尊严和于九死一生中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守和捍卫。

　　四

　　所谓人的尊严是与人的物质生活相联系的人格意识，属于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丧失尊严与捍卫尊严是《状元媒》乃至叶广岑《采桑子》《没有日记的罗敷河》等家族小说独特而鲜明的总主题，也是她全部小说的标志。生活于平民区，穷人区的南营房的母亲“盘儿 ”已与风味食品作坊的二儿子老纪相恋，并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因为一次阴差阳错的避雨却被仍然享有皇亲福泽、袭镇国将军衔的金四爷相中，由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和七舅老爷作媒，毫无思想准备地成为金家四老爷的新娘；但在得知金四爷不仅比自己大十八岁，而且仍有第二房夫人张允芳时，就毅然逃回娘家；在得知自己以一介民女，却可以正室的名分，掌握金家家务时却又认同了这门事实婚姻。而她们以及儿子老七在穷病与文革中“造反派”的夹击下的决然而平静的自杀，则是为了捍卫自己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老人在世界上已被摧残净尽的尊严。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与叶广芩交往较多的文学界朋友，《凤还巢》一章所表现的文革中曾在陕西历经劫难，后来却步步高升，功成名就，光荣退休的“耗子丫丫”却在 66岁时选择了以北京为最终家园，并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京派”作家，可能令人错愕不已，遗憾万分，但当想到“狐死守丘，叶落归根”的人性规律和这可能只是为了长篇主题完整、突出的一种文学姿态时，我们还是可以理解小说为它的叙事主体，潜在的主人公所设计的必然结局。无论是生活的根基还是生命的根基，属于叶广芩永远萦回于心的童年、少年记忆，终究在北京的市井胡同与皇亲金家之间。而她离开北京并不是自己的需要与选择，而是在一个非正常年代强迫之下生命之树离开自己土壤的移植。陕西的 44年固然漫长，一般人可能选择了对“第二故乡”的适应，但对“丫丫”这个将自由、尊严、故土、家园，亲人、归属看得天比重要的知识女性来说， 44年也许只是一段寄寓和漂泊，甚至是一个爱恨交集的噩梦。在社会对个人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时候，她的选择仍然也完全可能是一种精神与灵魂的还乡。在小说中，还巢之后的“凤”已经感到了孤独，在现代化背景下皇家后代的一个个从俗和出轨、堕落，她66岁生日聚会中许多该来的不来，许多不该来的却来了，失望与落寞，已经告诉了自己， 44年是何等漫长， 44年的人生、社会已经远离了她回忆中的想象。实际上，这棵在黄土高原、汉唐古都生活了 44年的北京树，已经很难适应旧胡同消失殆尽的已经现代化了的坚硬的北京的土壤。至少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西安炎热的夏天，她仍然居住在一个离一些有品位的陕西文友很近的终南山下。叶广芩的心可以离开陕西，她的身却已经离不开祖国西部的这片土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