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呈祥

　　仲呈祥：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近年来，随着一批题材新颖、主题健康、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备的佳作陆续问世，电视剧艺术在“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为数不少的平庸之作，以及趋时趋利之作，也产生了令人担忧的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号召“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指明了电视剧艺术的创作方向，也激发笔者对于中国电视剧创作与批评的现状做出如下一些思考。

一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的电视剧艺术创作成果卓著、社会反响良好，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呈现出较为均衡的发展态势，不同题材类型电视剧作品也呈现出各有特色的审美追求。从人物形象塑造、题材选择、形式创新等方面来看，一批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主创者也在进行着执著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然而，汹涌袭来的大众文化思潮和无孔不入的商业意识，具体到以收视率作为艺术成败准绳的尴尬现状，使得中国电视剧的创作生态和批评生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繁荣、光鲜的一面背后隐含着诸多值得深思和警惕的问题。

　　首先，应警惕“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在当下的一些电视剧作品中，对人性的展现与价值评判，尤其是对于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的人性挖掘与深度刻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偏差，使其“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在歌颂理想、赞美崇高时遮遮掩掩，对一些真实的重要历史人物，在塑造其艺术形象时总要搞一点“人性深度”，在主人公的高贵圣洁的人格上泼点脏水。与此相反，对卑劣人性的描写存在着过度宽容，甚至是有意纵容的倾向，艺术化地展现反面人物所谓的“人性善良”，抹平了正义与邪恶之间原本鲜明的价值鸿沟，让观众通过对反面人物的“同情”、“理解”颠覆了以往固有的价值体系。一些评论者不仅忘记了“引领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文艺担当意识，甚至给一些创作者“出招”，嘲笑思想性和价值判断为“行政性”，将一些背离人之常情的怪异行为称为“还原人间烟火”。

　　一些电视剧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醉心于恩格斯当年批评的那种“恶劣的个性化”、畸形的细节描摹，把个人的偶然际遇当作历史的必然归宿。从艺术流派和美学渊源来看，这种“伪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自然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思潮一脉相承，既非真正的“现实主义”，更不能被看成是“现实主义的重生”。还有一些电视剧作品打着现实主义旗号的同时停留在社会现实的表层，虽然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无奈现状，但对剧中人物扭曲地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人生选择，注入了同情理解的色彩，没有起到用先进文化和审美理想引领观众的作用。因此，这些作品只有“皮”——社会现象，而没有“骨”——价值导向。这种“皮相现实主义”创作仅仅揭示了表层社会现象，但这些“局部”的皮相，让观众尤其是缺乏生活经验和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的青少年观众，误认为“皮相”就是真实的生活，甚至津津乐道，反之对倡导洁身自好、清贫乐道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产生了质疑。

　　更值得警惕的是，由于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推波助澜，这两种创作态势日益变为创作“时尚”。相反，对于近代史上很多大学者、大科学家在艰苦的环境中成就了一番伟大事业这些更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界却缺乏足够的热情和关注。从这个意义上看，当下的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值得深刻反思。缺乏价值立场和伦理底线的 “伪现实主义”，缺乏独立批判意识和反思力度的“皮相现实主义”，本质上都反映了一部分创作者和评论者在物欲横流和西方思潮的双重冲击下，本应坚守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匮缺。这些“伪现实主义”和“皮相现实主义”作品，甚至沦落为讴歌利益关系、媚俗迎合、花眼乱心进而误人子弟的荧幕乱相。

　　其次，应警惕以个人小悲欢代替宏观历史把握的不良倾向。珍视创作者的个体情感体验是必须的，但是，要真正深刻、准确地再现历史，就离不开唯物史观的指引。话剧艺术大家于是之就反对单纯的“从自我出发”的表演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也主张从“小我”进入“大我”乃至“无我”。艺术创作既然承担了表现历史的责任，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和深切认识，沉溺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就会在历史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的审美创造过程中失去方向。在表现历史的深刻度和准确度上，现在的一些电视剧作品很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剧中主要人物在特定时期和历史背景下的所言所行，虽然今天的年轻人听起来很有个性、很过瘾，但却失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能说出来、做出来的。再如，一些电视剧作品为了表现特定历史时期中、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人性的变异过程，将主要人物性格的异化表现得过于突兀，缺乏对复杂的转变过程的符合人物性格逻辑、情感逻辑和行为逻辑的合理到位的描绘，缺乏对人物性格转变复杂性的充分呈现，因而在人格的统一性上发生了分裂，使得观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了审美接受心理的“阻隔感”，从而感到对人物性格的变异难以接受。写好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精神面貌，而不仅仅限于主创者个人的“自我体验”，或者说，将这种“个人化的情感生活体验”诉诸于更为宏大厚重的历史时代背景，将个人的艺术体悟根植于准确到位的历史把握，才能完整呈现特定时代的风貌。

　　再次，应警惕利用以徒有其表的形式遮盖空虚乏力的思想、以娱乐化思维代替审美思维的不良倾向。我们反对将历史过度道德化，反对将艺术创作附庸于政治或道德范畴，但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文艺创作与批评又被迫屈从于经济利益，由以往从属于政治道德附庸的极端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追求收视率，坠入过度娱乐化的泥潭。具体就表现为，以炫目迷乱的视听奇观、虚幻的历史背景等徒有其表的艺术形式刺激观众的视听快感，进而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当成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将空洞贫乏的内容、乖张乖戾的人物个性、偏失的价值观，掩盖在“娱乐至上”的假象、乱相之中。

　　从人类艺术史的发展历程来看，究竟何为艺术之本？何为艺术之末？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如果倒置了本末，艺术作品就不亚于精神鸦片，会使得观众沉沦于视听奇观的幻觉，而逐步丧失了审美思辨能力。人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最根本之点，在于人类具有独特的精神世界，以审美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如果艺术创作者将艺术作品沦为了艺术产品流水线上的纯工业化、纯经济诉求的产品，将观众仅仅视为艺术产品的消费者，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过程视为工业化流水线的机械操作，将自己的社会责任定位为经济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实际上就已经放弃了人类灵魂构建者的神圣职责，而沦为了“消费”链条的奴隶。

　　最后，应警惕借改编经典之名解构经典的不良倾向。我们不反对以当代人的视角，对经典作品进行新的诠释解读；但如果借改编经典之名，行经典“化钱”之实，就走向了一条改编的歧途。一些改编作品以挖掘经典的“边角料”、“奇闻轶事”和人物的三角关系，来刻意营造“卖点”迎合媚俗的欣赏趣味，或生吞活剥西方思潮的一些只言片语来任意曲解经典，或以没有伦理底线的所谓“人性解放”的谬论瓦解经典作品的道德底线。这些改编其实都不是真正以严肃严谨、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来进行改编，而是将“经典”作为化钱求名的工具。经典是经过历史与人民检验的承载着民族优秀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的精品力作。敬畏经典，是文化自觉与自信的表现。改编经典，应坚持顺势方向地丰富、深化、发展，反对逆势方向地解构与颠覆。对经典名著的改编应该立足于当代生活实际，挖掘整理文学资源，淡化、剔除其腐朽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因素。简单的颠覆和一味的戏说都会误导观众，使观众接受那些不真实的历史和文化信息，贻害无穷。每个民族都应坚守自己正确的历史观、文学观，颠覆和篡改名著只会让我们的历史观和文学观统统走向混乱。

二

上述值得警惕的“表象”性问题，其背后所蕴含的缘由固然复杂，但从创作思维层面深究，根子是在哲学上出了毛病。因此，从哲学思维出发根除这些乱相，方为治本。究其哲学根源，“乱”的最根本的病根在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过去，我们曾一度习惯于简单地将文艺从属于政治，走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极端；如今，面对市场经济，又误将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跑到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的另一极端，片面地以收视率的经济指标作为评价电视剧作品的重要乃至唯一指标，堕入了文艺商品化、过度娱乐化的泥潭。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就会导致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的诸多谬误。笔者曾反复着力批判片面认识观赏性、盲目追求观赏性，即是最为典型的一例。注重观赏性，本是唯物史观和接受美学的题中之义。但观赏性与属于创作美学范畴的思想性、艺术性不同，乃属接受美学范畴。思想性与艺术性这一对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是作品本身；而观赏性概念抽象的逻辑起点却是观众的接受效应。语言学与逻辑学规定：只有在同一逻辑起点上抽象的概念，才能在同一范畴里推理，从而保障推理的科学性。思想性、艺术性是作品自身的历史品格和美学品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恒量；而观赏性却是观众的一种接受效应，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因地而迁的一种变量，主要是决定于观赏者的人生阅历、文化修养、审美情趣，以及与作品发生关系时的时空条件的一种综合效应。从辩证法和范畴学看，什么范畴的矛盾应主要在什么范畴里解决，并关注到与之相关的范畴里的相关矛盾。那么，观赏性就应主要在接受美学范畴里解决，一是下功夫净化观赏环境，营造科学健康、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文艺评论氛围；二是着力提高观众的鉴赏修养，以艺术性、思想性兼备的优秀作品来陶冶、提升观众的鉴赏能力。歌德有一句名言：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的作品才能培育成的。现在却把观赏性推给创作美学范畴里的创作者去解决。于是，创作者面对不健康的创作环境与素养不高的观众群体，其选择的唯一出路，便是为了追求收视率而迎合观众。

　　哲学根源上的偏差，除了导致批判标准的偏差，亦表现为如下种种笔走偏锋的极端现象：从过去忽视观众娱乐快感、乃至说教化的极端，跑到以视听感官的娱乐刺激冲淡、乃至取代精神美感的极端；从过去曾把人性、人道主义视为禁区的极端，跑到以展示“人性恶的深度”和“窥人隐私”为能事的极端；从过去对传统经典敬若神明、不敢越雷池半步的僵化极端，跑到专门逆向拆卸、解构、颠覆传统经典以吸引眼球寻求“娱乐”的极端；从过去普遍盛行的“高大全”式的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跑到“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无是无非”的“非英雄化”倾向的极端；从过去一度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程度的极端，跑到大制作、大投入的“营造视听奇观”的形式唯美主义的极端，等等。凡此种种，其结果都导致“过度娱乐化”，都有悖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的艺术宗旨。

　　这让笔者不禁想起了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的那句名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时下娱乐成风，娱乐过度，要么止于营造“视听奇观”，以感官快感冲淡乃至取消艺术本应追求的精神美感，要么颠倒了术与道的关系，醉心于术而忘了道，失却了思想和灵魂。须知，一个民族过度的视听感觉生理上的刺激感被强化之时，常常是这个民族精神灵魂上的美感和反思能力被弱化之日，我们决不能乐此不疲、麻木不仁。

三

哲学根源找到了，就容易对症下药了。笔者认为，从根本上修正上述哲学思维层面的谬误，必须从哲学的深度进行审视，而不要拘泥于细枝末节和零打碎敲。

　　首先，应自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毫无疑问，发展文化已成共识。从上个世纪末至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反观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已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演进为“经济支撑，文化引领”；从单纯由政府资金投入，演进为允许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到艺术创作中来，进一步激活艺术创作的生产力；政府的职能从对艺术创作的单一管理，演进为给艺术创作提供全方位服务，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艺术创作环境更为宽松和谐。只有坚守全面辩证和谐的艺术发展观，才能有效提升电视剧作品的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在人物形象塑造、题材开拓、形式创新乃至作品历史意蕴和人文品格提升等诸多方面，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和深刻的思想内涵。

　　其次，应自觉坚守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美学的”标准考量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而“历史的标准”则考量作品的思想价值和历史内涵。两者相辅相成、交融统一，既可以防止在历史层面和价值层面失去宏观的总体驾驭，而津津乐道于技术和形式层面的细枝末节，又可以防止离开对艺术本体实实在在的审美体悟，做出空泛的、历史的、道德的评价。笔者多年来不断重申贯彻这一辩证统一的文艺评价标准，在此不再冗述这条标准的基本内容，只是再次强调：美学的、历史的评价标准是当代面对乱相丛生的文艺思潮和文艺现象时，最为有力的、科学的、辩证的评价标准，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统领着文艺评论的总体方向。

　　相较于西方繁杂纷乱的文艺批评理论派系，历经时间和实践的洗礼，美学的、历史的文艺评价标准更显示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芒。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机械地照搬经典理论，将经典理论作为束缚文艺创作的框架或是拿来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庸，而是要强化评论者坚守文艺创作应宣扬社会正面力量、社会核心价值及优秀民族精神传统的历史责任；我们强调科学的文艺批评标准，不是要一竿子把其他各类批评标准都统统批驳倒，而是要提倡评论者在复杂纷繁的文艺批评环境中，仍然坚守文化自觉意识，坚守自身独立的学术操守和自由的精神理想，不要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迷失掉自己的精神家园。

　　再次，应自觉坚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立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关涉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的重要课题。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要自觉认清文化的独特功能，自觉把握文化建设的独特规律，并自觉践行文化的时代担当。这就要有对自身优秀的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要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要善于辨别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要有对外来先进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博采众长的兼容吸收。缺乏文化自觉的坚定信念，就会在经济利益的诱惑和西方思潮的侵袭面前，轻易放下自己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就会在人云亦云的思想潮流面前，亦步亦趋，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丧失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

　　我们要坚持引导，反对迎合；坚持教育，反对媚俗。这样才能坚持文化自觉，才能建立文化自信，也才能健康、可持续地通向文化自强，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一些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者，已经通过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们自觉认清电视剧艺术在提高全民族精神素质中的独特功能和地位，锲而不舍，辛勤创作，如痴如醉地从历史文化的富矿中采掘，自觉践行人民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他们自觉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自觉把握并遵从电视剧艺术独特的审美规律，善于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并融汇到自己审美创作思维的全过程中去，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

四

在电视剧创作与批评的实践中，还要努力处理好以下两对辩证关系。

　　首先，处理好创作与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创作为批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研究素材，批评为创作建构起外部环境和发展平台。“阴阳各有时中处，不可相无似两轮”，创作与批评的关系亦是如此。而现实情况是，面对创作界出现的数量庞大、题材重复、创作趋于模式化的现状，批评界处于一种“失语”的临界状态。长此以往，创作与批评都将会严重偏离和谐发展的正常轨道。批评界“失语”的根源，就在于上述所说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的匮乏，因而在市场经济无形之手的驱动下，“唯收视率” 、“观赏性第一”等偏颇的评价标准大行其道。电视剧批评薄弱，就会导致创作上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追求旨趣的偏差，出现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值得警惕的问题。广大观众有了自主的收视选择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评论者就可以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随所谓“时尚”的脚步，而放弃自己理应承担的引领风尚的时代责任。相较于其他门类的艺术作品而言，电视剧作品的大众娱乐性更为明显，但并不能因此而抹杀其理应具有的美学品格和社会价值。一部优秀电视剧作品的含金量，不能依据暂时的收视率，而是有赖于那些有文化自觉意识的批评家以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标准，对作品做出全面辩证、统一兼容的科学评价，以兼具感性、理性的丰富饱满的艺术意象思维来引领和升华人们的审美体悟。这样的评价才具有时空穿透力，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现在阻碍中国电视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之一，是缺乏既精通艺术人文、又通晓哲学历史的批评通家。因为这不仅仅是坐井观天式的所谓“专业化的批评”所能承担的责任，它需要激活全民族的艺术思维。

　　其次，处理好“引领”与“普及”之间的辩证关系。纵观历史，“花雅之争”自古有之，“普及与提高”更是时代命题。当下在文艺批评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文艺不迎合观众迎合谁？”但这种观点的本质却是以“为人民服务”之名，行“为人民币服务”之实。一字之差，体现了大众传媒时代的艺术因商业利益的驱使所产生的媚俗迎合趋势。这种迎合论，直接导致了文艺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恶性循环：一些作品消极适应大众文化中的低级趣味和浅层次的生理快感，而这种消极适应又反过来刺激创作者生产文化品位和审美情绪更为低下的精神产品，进而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趣，恶化了文艺生态环境。客观地看，观众的审美品味存在着差异性，众口难调，但文艺创作应当防止“尾巴主义”和“迁就”倾向，不能以降低审美品位和牺牲美学价值来迎合、纵容，乃至误导广大观众有待提升的鉴赏品位。

　　鲁迅先生说得好：“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批评家应该以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双慧眼，辨析出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来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这才是文艺批评“为人民立言”的正确选择。古今中外的经验反复证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既反映人民精神生活、又引领人民精神世界的。当前的电视剧创作应立足于“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和“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以这样的辩证思维来引领创作和批评。坚持引领还是放弃引领，是评价民族文化自觉与自信的重要标志。文化是流淌在一个民族肌体内无处不在的软实力，需要长期积累，水到渠成，不能急功近利地违背规律让文化直接去化钱。文化“化”钱，以牺牲人的素质为代价，将来低素质、低境界的人不仅会把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吃光、花光、消费光，还会从根本上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的“败家子”。这是完全背离科学发展观的。

　　面对良莠不齐、喜忧参半的电视剧创作现实，以及纷繁杂芜、亟待整合的电视剧批评现状，唯有倡导走一条辩证整合、兼容和谐的文艺创作、研究之路，才是有利于中国电视剧长远和谐发展的“人间正道”。兼容和谐、辩证整合，理应成为当今文艺审美思维所遵循的原则。21世纪刚度过了十几个年头，电视剧艺术创作者和评论者们肩负着时代和历史的双重责任和考验，艺术家和理论家们应既坚持民族的审美个性，又反对食古不化；既坚持学习外来文化，又反对生吞活剥；既坚持“见好就拿”、“拿来就化”，又反对固步自封。让每个个体呈现出自己最美的东西，创造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民族审美个性，即“各美其美”；也充分认识到世界文化多元多样、各有所长，以开放的眼光学习和借鉴其他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及其表达，即“美人之美”。在此基础上善于把这两种美交融、整合、创新，“美美与共”，创造出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富有时代特色的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的“天下大同”。